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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对话-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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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我们跟台湾没有官方关系,我们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北京政府,看重一个中国的政策,深切希望中国大陆终有一天得以和平统一台湾,令所有中国民众可过着安稳生活。澳大利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阮:与台湾贸易活动频繁,牛肉和牛奶业务?
唐:是的,还有其他很多,牛肉、矿物、资讯科技、纺织品、成衣等等,跟台湾贸易量很大。此外,别无其他,不会维护台湾,与台湾没有政治关系,我作为外长也没到过台湾访问。
阮:有台湾人认为,因为台澳贸易量很大,故此北京政府跟澳大利亚签署了大批石油协议?
唐:大概是出于中国大陆务实的政策,我不认为北京政府很关注这情况。我们会尽力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无意基于贸易和商业的考虑,而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不会发生,我们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获得250亿美元合约,向大陆出口石油,是因为投标取得成功,并不出于政治考量。在我记忆中,投标期间并没提到台湾的问题,我不相信北京政府这样做是⋯;⋯;
阮:要把澳大利亚买下来?
唐:不会。
阮:去年贵国统计显示,中文是澳大利亚第二大语言,这统计对你有何意义?
唐:远在1840年,已有华裔人士在澳大利亚生活,华裔血统的澳大利亚公民在澳大利亚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我所属城市阿德雷德的市长是华裔人士,国内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市长也是华人,这次跟我一起到上海来的一位参议员也在中国大陆出生,这正是澳大利亚生活的一部分。华人在澳大利亚占上重要一环,澳大利亚每年会选出杰出人士,表扬对国家最有贡献者。我想在过去10到15年间,华裔人士两度获颁殊荣,华人在澳大利亚扮演重要角色。1840年起陆续有华人移民到来,今日华人占了移民人口一大部分。
阮:东盟和中国签署协议,2010年发展自由贸易。身为澳洲外长,你会感到困扰吗?或视之为正面发展?
唐:我认为这是正面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具深远意义,东盟以前对中国存在顾虑,顾虑到政权问题。现在则认为无所畏惧,乐意跟中国做生意,中国这单一市场已有13亿人口。中国政府作风务实,致力发展经济,岂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东盟经济经历困难阶段,在1997至1998年,跟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明智,何必顾虑政治因素,这正切合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位处东南亚底部远至东南亚南部,有需要确保东南亚稳定繁荣。中国和东盟建立关系,有助于建立更富建设性的环境,澳大利亚对此表示欢迎。
阮:你有没有计划加入东盟,成立东盟加4的组织,即日本、中国、南韩和澳大利亚?
唐:目前这个计划才刚刚开始,澳大利亚被视为西方发达经济实体,是区内发展较好的国家,可与东盟各国合作,在未来澳大利亚可望参与这组织。澳大利亚与东盟已建立了经济伙伴关系,具备进一步发展自由贸易的条件。东盟和中国也正寻求发展新的经贸协议,期望在未来的年月可更上层楼,能够与中国建立全新又全面的经济架构,带来正面兼富建设性的发展。
阮:让我们转个话题,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伊拉克议案,这议案说明什么?跟以前比较有何分别?
唐:这议案较前更为强硬,指出伊拉克并没遵守过去议案,其次提供了更强硬有效的武器检查措施。国际社会都期望伊销毁大杀伤性武器,包括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大家不希望伊拥有大杀伤性武器,新议案提供了更好更清晰的程序以销毁伊拉克的大杀伤性武器。
阮:你是否不主张若伊违反议案便使用武力?
唐:有90天时间给伊拉克,大约105天让伊遵行议案中各步骤,伊大杀伤性武器终得要摧毁。大家期望新议案有足够约束力,令伊拉克销毁大杀伤性武器,若她拒绝遵守或企图欺骗国际社会,我们当然会做出回应,不能接受它的行径,但目前这只是一个假设。
阮:你的底线在那里?若美对伊动武,你是美国盟友,会否加入军事行动?
唐:我的答案跟其他人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若美对伊动武或要求盟友加入,到时我们自会决定。但须知道,并非美国就可以决定对伊动武。
阮: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在地区安全和政经领域上可扮演什么角色?
唐:中国现在担当的工作很有建设性,是东盟地区论坛中一活跃成员国,在区内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关系网,鲜有关系恶劣的。我认为中国要保持她活跃的角色,跟其他国家合作。把区内的问题提出来,包括鼓励北韩遵守国际义务,确保她没有发展核武,确保朝鲜半岛不受核武威胁,中国在这方面可扮演重要角色。我不认为中国不愿意这样做,大家也觉得中国乐意在区内扮演很有建设性的角色。
第七部分匈牙利总理
在实践当中寻找过渡的途径
——访匈牙利总理迈杰希
民主也得用很多时间才能掌握学会,因为民主你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也可以“盗用”它,就是不正确地利用民主的手段。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总理先生,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这次来中国访问的目的,还有你跟中国领导层接触谈了些什么?
迈杰希(匈牙利总理,以下简称迈):主要目的是要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要扩大双方的相互了解。我们跟中国发展关系时,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我们是这么想的,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很重要,明年更重要,但再过100年更重要。因此,我是这样比较以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怎样建立与中国的关系。
阮:过去匈牙利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双边⋯;⋯;我看的资料是去年双边贸易额有2亿多美金。以后在你领导之下,双边贸易的重点在哪里?
迈:在亚洲地区,中国跟匈牙利的贸易额是最大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双边的贸易当中还有许多可能性要好好利用,一方面我们想进一步增加双边贸易,我们想向中国出口更多商品。
阮:什么商品?
迈:匈牙利工业在发电设备方面还是比较不好,但是除了电力以外,我们汽车业的生产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同时我们认为农产品加工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强项,我们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这些产品。同时我们不仅考虑增加相互的贸易额,而且也希望更多中国厂商向匈牙利投资,也吸引匈牙利厂商在中国投资。而关于欢迎中国商人在匈牙利投资,明年5月开始,匈牙利就成为欧盟正式的成员,这样的话,中国厂商在匈牙利投资,它在欧盟的市场也可以得以扩大,因为,中国的商品可以经过匈牙利直接在欧盟市场上售卖。当然相反也是这样,我们这方面也愿意在中国投资,这已有先例。中国政府很重视西部地区的发展,我们匈牙利政府在西部也有投资,匈牙利厂商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自行车生产工厂,而且工厂为当地不少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阮:那匈牙利希望中国在哪方面向中国投资?
迈:最近匈牙利很重视基建的发展,因此我们很欢迎中国的资方在匈牙利修路方面投资。据我了解也有一些中国厂商在那儿探讨一些家电的商场的投资,投资在匈牙利一个商场里卖家电。我们这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因为在全欧洲来讲电冰箱最大的生产力恐怕匈牙利最高,这个工厂原来是一个瑞典厂家在匈牙利的投资。我想最好让资方自己来挑选他们想投资到什么地方,因为他们最清楚。我们各个生产领域都欢迎中国的厂商,比如说旅游业、建酒店等,没有什么限制。
阮:刚才总理先生谈到,希望中国参与基建,比如投资马路,你们有没有什么概念,希望合资,还是投资完后过一个阶段就结束?
迈:这个可能性也有,比如中国的资方修建公路,也有一段时间自己在那里经营运转。我想这方面是有前途的,因为中国银行已在匈牙利开设分行,他们的分行已经开始在那里经营。我想这方面的合作,对中国也好,对中国的企业家也好,都是一个很有前途有发展的可能性。
阮:现在我们知道,在匈牙利中国的移民越来越多,匈牙利政府对这个趋势有什么做法和看法?
迈:在匈牙利,中国侨民的人数是最多的。
阮:是。
迈:对于他们在那边的经济活动,我们印象很好。他们主要是在服务业方面比较成功,而且我认为,如果他们觉得在匈牙利做生意对他们的生意有好处,对我们也好,当然我们欢迎他们来。比如说,哪怕是短时间在那边上大学也可以,我听说有不少中国年轻人对匈牙利的农业大学或医学大学挺感兴趣,而且匈牙利一些大学在这些方面用英语讲授医科和农业知识。当然,如果他们定居下来,长期在匈工作,我们也欢迎,我们在这方面要为发签证提供方便,简化一下手续。这次我率领的代表团中有我们一位女内务部长,她的任务就是探讨解决这问题,而且我们愿意帮助定居的中国侨民保存文化,避免被当地的群众同化。我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就是想办法开设中文学校,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匈牙利学好自己的语言,因此,可以把文化传统及中国人的习惯都保存下来。匈牙利一般都欢迎外来人到那边,而且对中国人民是抱着友好的感情。
阮:在过去,我们想谈一下从1991年后匈牙利从社会主义转型到资本主义,美国有一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提倡在东欧进行“休克疗法”。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的时候,对社会进行比较正当的改革,匈牙利是如何度过这一阵子的改革时期?
迈:当然,哈佛大学的教授理论方面挺高,但我们搞的是实践,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寻找过渡的途径,这个过渡是个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你想完成这样的转变,你不能在群众不愿意时就强迫他们完成,这样是不成的。当然,匈牙利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很早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过程要到1989年才再度加快,这个过渡为群众带来不少负担和困难,对他们构成的困难还是不小的。但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匈牙利出现了可以说是成功的市场经济,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有80%是由私营经济生产出来的,私有化对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匈牙利可以说是中欧在经济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跟中国朋友们已经进行着长时期的讨论,相互交流,而且如果中国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提供给中国,因为有时候别人可以从你的成果当中受益,而你犯的错误,人家看到后就知道错在哪里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可以成为反面教材。
阮:过去在这过渡期间,匈牙利觉得最大的困难在哪?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最大的困难在哪?
迈:我想最困难是改变思路,也就是,群众必须习惯于市场的竞争,也就是说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你就要有一定的成绩,而且国家不可能就所有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因此,对群众来说,要让他们了解,要重新评价国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要像以前那样来看待国家的角色。一般人民的安全感有所减少,因为有些企业、工厂、产品不好,市场地位低、公司倒闭、职工被解雇,这些人就要学会掌握新行业新技术新知识,把自己的生活转到另一个轨道。如何正视这个问题对很多人在思想上构成沉重的负担,人在思想上需要有较大的转变。
阮:刚才总理阁下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面临国有企业工人下岗的问题,匈牙利的过渡显然是比较成功的,当初是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工人下岗问题的。
迈:在失业的初期给他失业抚恤金,国家也拨款帮助失业者学新技术、新专业,国家把他们改行的学习费用承担起来,另外政府也采取措施鼓励成立新企业、新工厂制造就业机会。比如说,如果有资本家建立新的就业机会。就可以从国家领到新的补助金,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他们从国家得到的补助金越多。我们也鼓励投资,也资助新生产力所需的基础设施在地方上建立起来,这样的话,国家帮助这些基建的建立资金就可以直接投资。当然,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这是一个重复的现象,有时候一些企业倒闭、人员失业,但在另一个地方,新公司成立,新的就业机会又出现,因此我们要鼓励失业者终身学习。失业后愿意学新技术,万一工作岗位不能做下去,他还是要有这个胆量去掌握新技术。而我们鼓励群众不要把失业看成一个悲剧,而是把它看成生活中一个正常现象,总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失业了,还有机会在另一行业和岗位重新开始。
阮:过去西方人常常讲,市场经济是跟民主政治挂钩的,匈牙利在过渡期间总理先生是否觉得市场经济必然是跟民主挂钩的?
迈:我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有密切关系的,举个例子,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公民都承担了维持公共设施的运转,每个公民都为此作出贡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要推行一种税制,但是一个人纳税,要知道税款给政府部门用到哪儿去。也就是说,他要过问有关部门把税款花到哪里去,而且知道有关部门是否有效地运用那笔钱。因此,公民一般都要求在法治机构里议会等单位把这些问题合理解决,选出他们的代表。因此,我举的这例子可以说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问的确有直接联系,当然民主制度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这仅仅是个例子。但这可以说明两者是有联系的,当然民主也得用很多时间才能掌握学会,因为民主你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也可以“盗用”它,就是不正确地利用民主的手段。一般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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