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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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文学进程。由于没有预设的体系框架，有些不被人在意的或者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叶兆言那里有了新解：“‘五四’以来的作家，很少没有理性的立足点，无论讽刺还是怜悯，都摆脱不了说教的架子。由于理性判断的实际存在，绝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有意无意洋溢着一种优越感，因为写作者在智力上，显然比他所描写的对象高明。作者有这种优越感，与之相对应的读者，也同样存在优越的感觉。”其实，即使是作为新文学阵营对立面的鸳鸯蝴蝶派，在他们的小说作者笔下，悲天悯人的语调也是经常出现，重“五四”前期作品而轻“五四”后期作品，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特点，对此，叶兆言指出：“有一个现象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许多五四作品，后期要比前期实在和精彩得多，譬如我祖父的《潘先生在难中》，譬如郁达夫的《薄奠》和《过去》，冰心的《寄小读者》。换句话说，必须等待激烈的呐喊声过去，等待大家的心情平静下来，才是诞生优秀作品的最好时机。作品影响和作品质量不一定成正比，整个新文学时期，这种现象仿佛打摆子一样不断重复。有影响的作品通常出现在‘呐喊’期间，精华则主要集中在‘彷徨’时代。前一个时期，文学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作家更可能一举成名，后一个时期，即使写得确实不错，影响和前期作品相比也注定小巫见大巫，很难引起广泛的群众反响。”　　　　
　　　　不纯粹是文体的原因，叶兆言常常在不经意中把“日常生活”的场景纳入笔下，这些场景往往是在正统的文学史之外，但对我们理解文学史并非可有可无。叶兆言的这几篇文章对我们撰写一部叙事式的现代文学史是有启发的。在《围城里的笑声》中，叶兆言对他与师陀先生谈话的印象追忆，就写活了一个作家：“一句话已经到了我嘴边，可是却突然拐了弯，被另一个话题所替代，我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很多作家重改旧作，结果都是得不偿失，譬如老舍的《骆驼祥子》，譬如我祖父的《倪焕之》，最极端的例子是曹禺改《雷雨》，索性变成一则笑话，而这种修改唯一的例外，或许就是师陀的《无望村馆主》，尤其结尾部分，新版和旧版相比，完全是神来之笔，显然比旧作增色许多。这是个非常值得深究的现象，同样是修改，为什么有好有坏？我的奉承显然搔到了师陀的痒处，他情不自禁地又拍拍我的大腿，在这之前，老先生曾经忘形地这么做过一次了。”　　　　
　　　　我们还要提到叶兆言这组文章的叙述语言。比起他的小说来，这组文章在语言上似乎更不经意，几乎没有什么雕琢，不时入以俚语、俗语，粗放的叙述语言，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作者的机智与幽默也随之而来。也许因为是小说家，叶兆言这几篇文章的“夹叙夹议”笔法十分纯熟，颇有些“说书”人的风采。这里仅举《闹着玩的文人》为例：“众所周知，章氏之徒为了白话文，自己就闹得不可开交。林纾看不上章太炎，章太炎看不上林纾，双方懒得交手，没有什么戏可看。对于刚闹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林纾并不放在眼里，他写了一篇小说《荆生》，凭空塑造了一个‘伟丈夫’，突然破壁而出，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几员骁将，狠狠地收拾了一通。这本是文人的小把戏，是精神胜利法，然而章氏之徒中提倡白话文的几位，故意做出很着急的样子，说师兄黄侃反对白话文，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林纾却是要玩真格的，想借助枪杆子，镇压白话文运动。”　　　　
　　　　一个成熟的叶兆言几乎把他深刻的思想集中在对“文人”的认识上。我现在甚至片面地觉得，一个文人或者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成熟，就看他能否穿透文人或知识分子。叶兆言的这组文章具有了我所说的这种穿透力。百年来文人相争不断，是意气用事，是文人相轻，也是自由思想。民间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实说的不是政治，说的是文人的天性。《闹着玩的文人》不冷不热地说：　　　　
　　　　百花齐放难免造成泥沙俱下的结果，言论自由让文人有更多骂人的机会，同时又有更多挨骂的荣幸。对付文人的闹着玩，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当真。当然文人也不都是闹着玩，文人在闹着玩之外，还有许多事可以做。　　　　
　　　　文人之间闹着玩，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文人不争就不是文人，但是要一定辨别是非，区分正邪，争出胜负，希望“伟丈夫”出来解决问题，结果就可能是坏事。有理不在声高，有话好好说，文人玩政治，玩到临了，被玩弄的恰恰是自己，魔瓶的木塞往往由文人亲手打开。　　　　
　　　　没有文人的玩可能就没有精神创造，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总有这一群那一群闹着玩的文人；但无论怎样玩，都需要规则、需要逻辑，没有规则没有逻辑，就变成玩火了。叶兆言在这几篇文章中说的最沉重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怕闹着玩的文人“本来是为了更有利于精神财富的出现，结果却走向它的反面”。　　　　
　　　　在拙作结尾时，我想到了一个大家都想到的其实是很幼稚的问题：我们的后来者会怎样评价他们的前辈文人，评价我们这些也愿意做并且也想闹着玩的文人？他们是否会说：“这些狗日的。”　　　　
　　　　（《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读《雷达散文》（一）

　　　　这几年，就阅读兴趣而言，读雷达散文胜于读他的文学批评；有这种感受的可能不止我。无论是在批评界还是在散文界，雷达以新颖、独特的散文创作渐渐引人注目。《雷达散文》的出版，不仅意味着作为批评家的雷达可能正在“淡出”，而且带给我们一些关于散文创作的启示。就“大背景”而言，文学批评更迭的迅速与散文创作非职业化趋势的加强，都在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风景线上。　　　　
　　　　在谈论雷达的散文之前，需要确立阅读雷达散文的视角。雷达创作散文时的状态是充满活力的，他不会也不可能从某种“类型”出发去写作。这时，雷达是散文家的雷达。但是，当他编辑自己的文选时，他用的是批评家的裁纸刀，他像对待别人的创作一样裁剪自己的创作。这是一种思维与惯性，是批评家的单纯与敬业。（我常常会觉得我们这些批评家要比作家“迂腐”得多。其实，雷达在这本散文集的“后记”中也曾援引朋友的话说：“有朋友说，你的散文跟我们习见的散文不太一样，说不上该归哪一类。”）我不赞成雷达把自己的散文集分为“抒情文选”、“思辨文选”、“人文随笔”、“议论文选”，因为这样的划分至少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传统的分类是把散文分为“抒情”、“叙事”、“议论”三种，其局限已十分清楚。在分析了雷达散文集中那些主要的篇章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文章显然不能简单地称为“抒情文”，尽管雷达自己说他倾注“给它们的感情最多”。我想知道的是：“思辨”和“议论”如何分清？不错，余光中是把他的一些“议论文”收入散文集中，而且他还明确表述过把某种学术文章当作散文的见解，但是只要细读，就会发现，余光中的那些“议论文”和我们大陆学术界通行的“文论”是有大的区别的；有无突出的理论构架，是把握“议论文”能否划入散文的基本标准。我们不应该放弃这样的通识：具有散文的某些素质的文章不等于是散文。至于“人文随笔”中的“人文”，涵盖面更广，倘若冠以“人文随笔”也无不可，但“人文”会因此而成壁垒，缩小了思想与情感的疆域。因此，我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使用“人文”概念。即使不往远处说，单就雷达散文而言，集子中的“思辨文选”和“人文随笔”其实就是同类。“分类”和创作常常会发生矛盾。因此，我想“打乱”雷达散文的分类，暂时忽略不计他的那些“议论文”。　　　　
　　　　雷达散文从一个侧面凸现了人文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情感与精神特征，并且由此显示出他的高超之处。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作出了这样那样的描述，什么“后现代”、什么“散文时代”等。我也曾经和许多学者一样，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诗性”，因而试图用“散文时代”来揭示时代特征。现在看来，没有“诗性”的时代并不等于“散文时代”；准确地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民谣时代”，无论是文化，还是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都充斥着大家津津乐道的“民谣”；“民谣”不仅仅是一种民间文艺形式，而且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文化精神的表征和社会情绪的宣泄物；我们不能不震惊地看到，知识分子不仅参与创作、传播“民谣”，而且和民众一起在“民谣”中获得了快感甚至达成了默契。这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边缘化。如果我们不是就当代思想文化建设大而言之，只是就散文而言，这样的时代应该是散文发达的时代。这几年关于散文的文论，已就此达成共识。其实，周作人在1930年序沈启无《近代散文抄》时就说：“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好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援引周作人这句话并作了自己的解析：“若我的猜测是不错的话，岂不是因王纲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一点发展得更活泼的意思么？”在“民谣时代”这样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已经分化了的知识分子）是否言说又怎样言说，无疑成了一个无法省略的问题。雷达选择了散文写作的方式，朴素地展示他心灵历史的一角。他写道：“我始终认为，散文不是写出来的，是流出来的，一个人的散文是他的人格的投影：你可以在其他体裁中遮盖自己，却无法在散文中将自己的灵魂掩藏。这不干人格评价问题———人格也许是有缺陷的，而在于人的情趣、个性、悟性、气质、吸引力、表述风格等等。所以，也可以说，散文一半是自己写出来的，一半是遗传密码的显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作为精神个体的我，生长于西部，‘少孤贫，多坎坷，极敏感善良而富于同情心'（一位朋友曾这么评论我），我经历了同龄人经历的一切，战乱，解放，无休止的运动和劳动，压抑与狂热，开放与自省……但我的心灵又是我特殊的律动，我的散文只不过把我心灵的历史朴素地展示出来就是了。我只打开了心灵的一角，我觉得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来得及写，但怎么写才能与世人灵犀相通，需要深思。”我非常赞同雷达关于“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的这一看法，我在1996年提出“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这一命题时，就期待更多的人有相同或者比较接近的想法。一本《雷达散文》是雷达“心性”的真实存在和率真表现。　　　　
　　　　雷达打开的“心灵的一角”是一个“广角”，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言说的欲望：“我太任性，太情绪化了，一切听凭此时此刻心绪的感召。举凡大漠奇景，黄河风色，文化传说，异域消息，冬泳与足球，古玩与秦腔，沙漠与废墟，只要能承载和传达我的感慨的，不管是否适宜于散文的表现，我都收纳进来。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生存状我也写出来。我相信，这世界上尚有许多情调还没被人表现过。我力图表现的正是这种东西。”①我想，雷达这里所说的并不单单是散文写作的“题材”问题，因为前辈们早就用“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来说过散文领域的广阔无边。“任性”、“情绪化”、“心绪的感召”诸语，是雷达散文创作时的精神状态的写真。我非常欣赏这样一种“不管是否适宜于散文的表现”状态，这是一种突出了生命活力和思想自由的状态，雷达因此才有可能一扫散文常见的匠气、八股气。雷达散文视角、内容、形式和意蕴的无拘无束与此密切相关。此其一。同样重要的是，雷达还确立了他的“心性”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以我为主”关系，“只要能承载和传达我的感慨的”，“都收纳进来”。这很重要。如果“心性”为“世界”所遮蔽，散文只能成为一种被釜底抽薪的话语外壳；事实上，现代散文的发展与繁荣与作家“心性”的自由与丰富的发育程度有关。雷达《为谁写作》一文，就敏锐地揭示了心灵的自由被抑制和遮蔽的种种可能与危险，他指出：“由于创作主体的复杂性和时代生活的丰繁性，作家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势必千差万别，但不管写作的动机有多少种，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仍在于心灵自由的幅度。”　　　　
　　　　这样，我们就必须关心雷达“感慨的”是什么。雷达自己说：“我的散文里也许还有比较浓厚的精神性追求，这是我在面对着世界和自我时的苦闷和矛盾的流露，对有的人可能一切不成问题，在我却有一定的不可解脱性。我就像我的手纹一样地布满矛盾。尽管我用的多是解脱的调子，其实充满了求索和追问，诘难和假定。这一切来自我真实的生活和心灵，并非我要刻意披一件哲学的华氅唬人。诸如快乐、尴尬、超脱、疼痛、运气、幽默、时间、失语、性爱等等，先哲们自然多有论说，但经过了我的心灵感悟，便着上了我的色彩。”正像雷达所意识到的那样，“对人生问题的索解是无穷无尽的”②。其实，在我看来，雷达用“也许还有比较浓厚的精神性追求”这样的措词有些言轻了，应当说他的整个散文创作都贯穿着浓郁的精神性追求，“精神性”气质是雷达散文的基本素质之一，他把这种精神性的追求落实在批评时代追问历史求索人生之中。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读《雷达散文》（二）

　　　　无论先哲或者别的什么人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