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叙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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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解释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在今天看来大都十分荒唐可笑，不过从根本上说，这是林　彪、江青一伙煽动极“左”思潮以及插手外交事务的必然结果。一些最为严重的涉外事件集　中发生在1967年5—8月间，这几个月在后来被人们形容为“外交大权旁落”的时期，但是极　“左”分子对外交部一些具体部门的控制时间显然还要长得多。事实上，自从“文化大革命　”初期司及司以下的干部们“靠边站”和中国驻外大使几乎被全部召回的时候起，中国的对　外政策就已经开始变得令人难以理解了。极“左”分子们对外宣称“世界已经进入了毛泽东　思想的新时代”，因此，“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发展同各国的互惠互利关系成了中国对　外工作的新的中心任务。　　　　
　　　　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首先要求人们把中国驻外使馆变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色学校”，于　是，周恩来在此前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遭到粗暴的践踏。一些　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驻在国滥发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而使馆外面的新闻橱窗　里　也贴满了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图片和文章。有些驻外使馆在国庆招待会的讲话中竟然不顾　驻在国的反对，坚持点名指责另一个国家。同样性质的事情在国内也频频发生，当一些国家　的驻华外交官外出时，他们被勒令佩戴毛泽东像章和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苏联的外交　官甚至被强令接受针对他们的传单，上面写着“油炸勃列日涅夫”。当诸如此类的做法遭到　抵制后，许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便被认为是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于是，在国内　推行的“打倒一切”的做法又被扩展到外交领域。一些在双边关系中很难避免的摩擦或误解　被任意夸大，以外交部的名义发出的针对许多国家的抗议照会接连不断。造反派们在某个时　期甚至规定有关部门会见外宾时必须有造反派的代表在座，其目的是防止出现外交妥协，而　那些造反派的代表们大都是行政系统的非业务人员。不过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是，不少大　使在接待外宾时都变成了端盘子上菜的服务员。但尽管如此，一直高高在上地指挥着“文化　大革命”的康生还在不断地鼓励造反派说：“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在这　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不得不暂时中断了和中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往来。《当代中国　外交》，第210页。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左”倾思潮对外交事务的严重干扰并没有像它对其他领域的干扰　那样持久，极“左”分子们的许多荒唐闹剧在1969年5月份以后就不得不收场了。迫使他们　偃旗息鼓的原因是毛泽东在5月1日会见一批应邀参加节日游行观礼的外国驻华使节时发表的　一个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向他们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重要信息。　同上，第212页。在那之后，中国开始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　逐步修复它同近30个国家之间的受到不同程度损害的双边关系。　　　　
　　　　然而，当人们开始着手恢复业务工作时，才真正知道原有的工作基础已经遭到了多么严重　的破坏，这个过程也因此比人们事前预料的要艰巨得多。　　　　
　　　　摆在韩叙面前的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作为司里的惟一的负责人，他必须　同时主管业务工作和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被称作“运动”的工作。由于原来的处、科级　建制已经被取消了，外交部从上到下一律实行部、司两级管理，所以司的负责人实际上变成　了基层领导者，而这则意味着强大的工作压力已经无法再逐级缓冲了。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韩叙每天的工作量都大得惊人。他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在上午和下午分别安排会见　或者陪见外宾，在其中的间歇时间里见缝插针地参加或主持为某个犯“错误”的干部召开的　批斗会或检讨会，而下班以后的时间则用来阅读和研究每天被送到礼宾司来的大约半尺厚的　文件以及来自各个使馆的电报——这件事一般要花去他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一天的工作　可以到此为止的话，那么这就算是他度过的比较轻松的一天，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要参　加周恩来在夜间主持的工作会议，那些会议通常要开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结束。但工作并不　是他每天所要处理的全部事务，他甚至比以往还要多挤出一些时间过问或处理一些与孩子们　及家务有关的事情，因为葛绮云这段时间刚好在远离北京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尽管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还不能立即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但由一大批富有经验的外交　官重新出来主持工作，这至少使人们对恢复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而对各国驻华使团的外交　官们来说，由他们十分熟悉并且倍加赞赏的韩叙担任礼宾司的负责人无疑是一件令人感到愉　快的事情。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同礼宾司的正常往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委托礼宾司为他们配　备翻译和工勤人员，甚至是帮助他们代购车船票、冲洗照片以及预订戏票。这种情形很容易　使人想到外交部建立初期的交际处，事实上，这部分工作早就从礼宾司的业务范围中分离出　去了，但由于平时专门负责这些工作的外交人员服务局的部分造反派试图在各国驻华使馆内　部展开“阶级斗争”，结果大多数驻华使团都表示拒绝接受该局提供的“服务”，因此，在　对后者进行整顿和重建之前，礼宾司只好暂时代行其职责。但在如此紧张忙碌的情况下，韩　叙和他的同事们还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设法恢复了礼宾司业务范围内的一项与使团人员有　关的传统工作，即每年两次组织他们赴各地参观访问。很难想像这一切都是在只有九个人的　情况下做到的。　　　　
　　　　


第三部分六　　经受严峻考验　（3）

　　　　中国在外交上所采取的积极姿态很快就使自己走出了对外关系的“冰点”时期，　人们从日益增加的外宾来访人数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修复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的　重要努力之一，周恩来还在1970年4月份访问了朝鲜，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的　第一次出访。不过比这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在1970年前后甚至迎来了又一个建交高潮　：在从1970年10月到1971年12月的15个月里，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达20个。　　　　
　　　　与外交局面逐步好转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内的政治局势在1969年却变得更加动　荡不安了。导致这种动荡的直接原因是林彪在这一年4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被确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个结论甚至被写进了在这次大会　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不仅如此，林彪的几个主要心腹也同时被选入了中央政治局　，这意味着林彪集团的势力得到了实质性的加强，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　部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凶险了。果然，在林彪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五个月后，他以有必　要实行“战略疏散”为由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将包括刘少奇、陶铸、彭真、薄　一波等人在内的一大批领导人和老干部逐出了北京，这批人中就有周恩来一直在竭力保护的　外交部长陈毅。　　　　
　　　　对周恩来而言，陈毅的离开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殚精竭虑地管　理内政的同时，他不得不分出更多的精力处理外交事务。由于外交部部一级的领导已经基本　上“靠边站”了，周恩来开始直接依靠司一级的负责人来维持工作的正常运转，这成为那个　年代里的一种极其特殊的现象。　　　　
　　　　韩叙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周恩来处理大量与礼宾有关的外交事务的左右手之一。但和以往　有所不同的是，一些礼宾方面的常规安排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下已经无法按照以往的办法来处　理了，比如由于高层人事的变化过于频繁，每一次拟定出席某个外事活动的领导人的名单都　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人们很难预料在前一次活动中曾经露面的某个领导人是不是　还能在下一次活动中露面。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事情都必须由周恩来本人亲自定夺。　　　　
　　　　韩叙差不多随时都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向周恩来请示工作。他常常随身携带着用铅笔写好　的关于某次活动的方案，在周恩来接见外宾之前或之后及时交给他。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钱嘉　栋回忆说：“很少有哪个人像韩叙那样善于见缝插针地向周总理请示工作。他常常利用周总　理乘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的路上来做这件事，为此，他总是请求我把周总理旁边的　座位让给他，而我则常常坐到另外的车里去。”采访钱嘉栋谈话录音。有时　候，周恩来的午饭或晚饭就在车里吃，它们通常是一点儿干粮和一杯茶水。如果韩叙刚好也　没有吃饭的话，周恩来还会让韩叙和他一起吃。韩叙发现这种做法非常节约时间，于是，他　也开始学会在自己的书包里放上一点儿干粮和水。　　　　
　　　　由来访和建交而带来的一系列事务很快就使礼宾司陷入到疲于奔命的状态中去。在急剧　增加的工作压力下，造反派们不得不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但是在新的人员被补充进　来之前，礼宾司只好依靠九个人来应付所有的日常工作，而在组织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他　们常常要求助于翻译帮忙照顾那些他们照顾不过来的外宾。有人在回忆这一阶段的工作情形　时说：“我们甚至忙到了整天都没有时间说话的地步，哪怕是有关工作的话。一定要沟通情　况的时候，常常就只说几个关键的词。我们之间的配合几乎全靠默契，而不是语言。”　　　　
　　　　尽管礼宾司的人手已经相当紧张了，但是韩叙在1970年3、4月间还是抽调了专门人员参与“　柬办”的工作，这个机构是为处理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设在北京的元首府的各种事务而设　立的。当年3月18日，西哈努克在由总理朗诺发动的一场政变中失去了权力，当时他本人正　在莫斯科访问。他在第二天便飞抵北京，周恩来亲自赶到机场去迎接他。西哈努克表示他可　能要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周恩来对他说：“请你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的第二个家吧！”接下　去，周恩来亲自为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住所做出了周密的安排，其中包括为他挑选一批可靠的　工作人员。由这些人员组成的“柬办”将负责处理与西哈努克有关的政治、礼宾事务以及生　活和后勤方面的工作，毫无疑问，礼宾司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柬办”在那些　年间所处理的大部分事务实际上都属于生活和礼宾范畴。韩叙对不断加重的工作负荷从不抱　怨，通过他的有效的协调，“柬办”的工作简直可以说无可挑剔，而他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非同寻常的承受和协调能力足以令他周围的人们感到钦佩。“似乎增加多少工作他都　能够胜任。”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曾经这样描述过他印象中的韩叙。　　　　
　　　　周恩来本人的外事活动从1971年起开始急剧增加，他几乎每天都要接见外宾。时常发作　的心脏病正在严重地摧残着他的健康，但是人们却毫无办法，因为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里已　经找不到其他人来为他分担国务了。每年300次以上的会见全部要由礼宾司负责安排，这成　了司里的一项主要工作。被会见的外宾可能是由外交部邀请的，也可能是由其他部门，比如　某个部委或党的机构邀请的，但不论是由谁邀请的，凡是要求见周恩来的，一律由礼宾司统　一负责安排——这是周恩来在当时做出的一项特别指示，因为这能为他节省不少时间，而这　一点对一位只能在处理大量国内事务的间隙会见外宾的总理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为了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安排好会见，包括翻译、记录人员以及陪见人员在内的工作人员随时都处于待　命状态，会见的时间一旦被确定下来，礼宾司马上就可以通知外宾和上述人员迅速赶赴会见　地点。韩叙因此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周恩来，不难看出，周恩来在这一时期非常倚重他，但是　对他的批评也最多、最严厉。有时候韩叙显然是在代人受过，但他却从不在周恩来面前为自　己辩解或者是提到真正犯错误的人，他总是在事后将周恩来的批评转达给有关部门。周恩来　对这一点了如指掌，而且他对韩叙的这一特点相当赞赏。　　　　
　　　　如果某个国家的外宾提出一定要见毛泽东的话，那么整个活动安排随时都有可能被打乱　，这是人们在当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况，因为毛泽东的决定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礼宾司　。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国宾都会提出见毛泽东的要求，当然，他们也会很耐心地等待这一时刻　的来临。没人在乎这会打乱其他的安排，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毛泽东的会见更能体现外　交礼遇的规格了，人们都说：“毛泽东的会见是没有礼宾的礼宾。”但是尽管不用担心有人　会抱怨打乱了原定日程，礼宾司在这种时候还是难免会显得手忙脚乱，因为有时当他们得知　毛泽东将在一个小时之后会见某个外宾时，他们已经将这个外宾送上了飞往外地的飞机。不　过礼宾司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应付这种突发情况，在一阵不可避免的手忙脚乱之后，他们总能　将一切都重新安排妥当。　　　　
　　　　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他们都非常善于利用某些礼宾安排来表明他们对当时某个重　大问题的看法，比如他们都曾指示礼宾司安排外宾参观一些还没有来得及被红卫兵当作“四　旧”而毁坏的名胜古迹，以表明他们并不赞成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让周恩来放心的是，韩叙　从不会误解他的意图，或者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让事情走了样。有时候，周恩来还会利用　一些特殊的礼宾安排解决某个棘手问题。比如有一次，当周恩来打算委婉地拒绝一个阿尔巴　尼亚代表团提出的让中国难以承受的援助要求时，他建议代表团到农村去看看中国的农民们　是怎样生活的。被选定的参观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