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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叙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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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外交努力之后，美方终于决定在卫星发射问题上向中方开绿灯了— — 1988年9月9日，里根总统在批准由中国发射美国卫星的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不过他同 时也提出了文件生效的若干条件，其中包括双方必须就如何处理有可能发生的发射事故以及 中方发射卫星的次数和价格等问题达成一致。尽管这意味着双方还要经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 ，但最关键的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
另一项可以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是，在里根签署上述文件的前一个月，美国国会通过 了修改后的《1988年贸易和竞争综合法》以及《1979年出口管理法修正案》，这两个法案进 一步放宽了美国在一般项目上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比如其中有些条款这样规定，一种产 品或技术一旦获得了出口许可，在两年内可以恢复出口，而无需再次办理审批手续。其他一 些同样性质的规定还包括缩减出口管制的范围，将中国转口产品中内含美国控制的零部件的 比例由10％提高到20％，以及任何高技术产品只要能够按时收回都可到中国展出等等。 王立著《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第252—253页。当然，它们 还算不上是实质性的改变，但毕竟还不是令人失望的。有关经济管理人才的培训也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政府间的人员培训计划在 中国是由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实施的，而在美国扮演这一角色的则是商业部。当时一个颇有影 响的培训计划的一部分，是在中国的大连建造一个工业和科技管理人才培训中心，而另一部 分则是从国内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中选拔部分人员到美国纽约大学的管理学院学习。韩叙在每 年的12月份都要出席纽约大学为这些中国学生举行的毕业典礼以及美国商业部助理部长为他 们举行的招待会。
但在人才培训方面仅有官方渠道显然是不够的，这就是韩叙在那些年间一直在设法开辟更多 的民间渠道的原因。当然，一些国际组织也在他关注的范围之内，比如世界银行。当时中国 派驻该行的执行董事许乃炯回忆说：“韩叙曾经专门找到我说，在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方 面，我们应该努力争取世行的支持，因为国内目前太需要这类人才了。我很快就向世行经济 学院的院长谈了我们的想法，世行方面的态度很积极，他们为此提供了30多万美元的经费， 我们后来的培训搞得相当成功。”采访许乃炯谈话录音。
能够达到同样目的的另一条渠道是直接参与世行的管理工作，比如通过推荐有竞争力的人才 参与后者的一个叫做“青年人培训计划”的招募考试成为世行的高级雇员，但这首先要打破 当时的一条政策界限，即不允许中国的公派留学生毕业后在国外谋职。韩叙又一次鼓励有关 部门写报告向国内反映情况。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书记处，这最终使一批优秀的中国留学 生得以成为世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人甚至在几年后担任了世行的副行长。当然，也有一部 分人后来成为国内一些新组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与经贸合作相比，中美之间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进展则要顺利得多。当双方达成了包括教育、 农业、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科技情报等27个领域的部门间合作计划之后，有关对口部门很 快就进入了计划的实施阶段。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中方在很多重要的合作项目上都获得了显 而易见的收益，比如中国科学家曾经通过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计划，从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 得到了不少帮助。此外，中方有关部门还通过中美大气科学技术合作计划，从美国无偿引进 了一套供气象卫星接收系统使用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它大大缩短了中国气象卫星探测系统的 建设周期。采访卢景霆谈话录音。参见王立著《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 历程》，第269页。事实上，这些合作计划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由于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中方实行技术转让限制而导致的损失。当然，中方还有比这 更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
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如此富有成效，这一点也许是人们事前没有料到的。美国总统科 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温斯对此就甚感吃惊，他说：在美方没有为对华科技合作划拨任何专款的 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竟然能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双边科 技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采访卢景霆谈话录音。
1986年和1987年的两个新年，韩叙夫妇都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甘·凯利夫妇于官邸举行 的新年招待会上度过的。作为在中美军事外交关系建立之初就介入其中的为数不多的外交官 之一，韩叙多年来一直同军方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他每年都要单独宴请军方人士，只要 翻一翻大使官邸的客人名录就可以找到很多军人的名字，比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 海军上将、副主席赫雷斯空军上将、美国空军参谋长莱瑞·D威尔奇将军、助理空军部长 托马斯·E库帕、助理空军副参谋长卡尔·R史密斯、陆军参谋长约翰·A威克曼、陆 军军士长格兰·E莫瑞尔以及他们的下属。当然，军人们也不停地向韩叙发出各种邀请， 这一点甚至使他在华盛顿的外交使团中也相当引人注目。
如果说，中国大使同美国军方人士之间的密切交往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息的话，那就是中美 军事关系本身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一个人人都能看到的事实是，中美军方高层人士之间的 互访相当频繁。1986—1988年间，双方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以及上将军衔以上的高级官员的 互 访不少于十次，以至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1986年10月份访问中国时曾经用“不绝于途” 一词来描述彼此往来的密切程度。但还有一些事实人们并不太了解，那就是中美双方正在积 极推进的几个技术合作项目，这些项目涉及美方为中方改造歼—8 Ⅱ型战斗机、提供使一 家大型火炮工厂现代化的一揽子计划以及出售与MD—46 Ⅱ反潜鱼雷有关的技术等等， 罗伯特·S罗斯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314页；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 湾问题》，第545—546页。它们显然比高层互访能说明更多的问题。
计划耗资五亿多美元的歼—8 Ⅱ型战斗机改造工程是中美军方之间最大的合作项目。根据协 议，美方将为中方的50架飞机安装一套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而这套设备将使歼—8 Ⅱ型战 斗机的性能超过美国的F—16A型战斗机。王立著《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 折历程》，第261页。空军成了这个又被称作“和平珍珠”项目的代理人，但整个工 程则将通过美国国防部的对外军事销售渠道进行。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同美国在一般贸易领域对中国所实行的技术转让标准相比，美国军 方对华军售的尺度看上去要宽松得多。“美国对中国的军售在韩叙任内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 。”驻美使馆武官张武堂回忆说，“当时美方通过了一个《军事销售法案》，该法案规定对 华军售可以不再提交国会讨论，并且还可以延期付款。”采访张武堂谈话录音。
这项宽松的法案明显鼓励了美国军方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积极性。海军武官牟宪仆说：“ 当时美军对我们相当开放，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大部分军事设施，其中也包括地下发射井。在 武器出售方面也是一样，实际上，‘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很多限制都被打破了。” 采访牟宪仆谈话录音。
海军的态度看上去尤其积极，海军部长莱曼甚至主动让海军出钱为中方订制了两门被称作“ 最后一道菜”的近程低空密集型火炮，因为他知道中方对这种火炮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料到 的是，中方当时并没有足够的经费购买这种火炮，尽管它们已经被生产出来并被打上了“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标签。莱曼后来曾经用非常遗憾的口吻对中方有关人员说：“我知 道你们经费紧张，我只是想让你们少买一点，这样你们就可以回去仿造了。”同上 。
事实上，中美军方之间的技术合作并不仅限于武器方面，随着军事职能部门之间交往的增加 ，双方在军队管理、后勤保障、装备维修以及军事医疗等方面也取得了相当有意义的合作成 果。参见罗伯特·S罗斯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314页。1987年11 月，中美双方又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军用信息保密协议”，这标志着双方 在军事情报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到了80年代末，美方显然希望进一步扩大双边合 作的范围，他们甚至向中方提出了在太平洋海域联合举行军事演习的建议。如果有人认为当 时中美军方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国家关系，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 良好的合作态势在“八九风波”后戛然而止，包括歼—8Ⅱ型战斗机改造项 目在内的所有合作项目都半途而废，这显然是双方都始料不及的。
尽管韩叙经常参加华人的聚会，但他却从不接受某个华人或华人家庭的单独宴请，这曾经使 一些在联络处时代交往密切的老朋友们感到有些失望。不过韩叙只是迫不得已才做出了这种 选择，因为一旦他接受了某个朋友的邀请，他的日程表中将充满了这类安排。当然，韩叙并 不希望他的老朋友们因此认为他们的关系有所疏远，他所选择的方式是尽量参加他们的团体 活动，不仅如此，使馆专门为华人举办的活动也明显增加了。负责领事工作的参赞陈其道说 ：“我们建议在春节期间增加集体宴请的人数和次数，这个建议被大使采纳了。这样做的效 果很好，尤其是那些老朋友们，他们感到一切都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采访陈其 道谈话录音。
当时的侨务领事工作在某一点上同国会工作颇为相似，那就是它的真正对手是台湾，因为后 者控制着当时在美国的大部分华人社团，这是它苦心经营几十年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韩叙 非常强调要主动“走出去”做工作。“尽管那些接受台湾资助的社团从不向我们发出邀请， 但我们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参加他们的活动。”陈其道参赞回忆说，“在开始的时候，只要不 被拒绝就是成功了。但在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还是在某些方面慢慢打开了局面。” 同上。
大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叫做独立节庆典委员会的组织，在每年的7 月4日这一天都要举行由几十 个国家的侨民参加的独立日游行。在1985年以前，游行队伍中的华人方队都是由亲台社团组 成的。尽管这不是一项官方活动，但韩叙还是决定尽早改变有人手持台湾旗帜招摇过市的局 面。在他的提议下，领事处开始动员当地的友好华人社团以及留学生代表组成新的方队，而 他本人则在使馆约见了独立节庆典委员会的主席弗格森。“有人在独立日游行中公开打出台 湾的旗帜，这种做法是和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则相冲突的。”韩叙这样对弗格森说。
第五部分九 出使华盛顿（中）（6）
从1986年的7月4日开始，人们在游行队伍中果然看不到亲台组织的方队了，取而代之的是由 友好华人社团和大陆留学生组成的新的方队，这并不难识别，因为他们打出的是五星红旗。 不仅如此，这个第一次露面的方队还成了当年的三个获奖方队之一。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 中国大使夫妇也首次出现在游行的观礼台上。弗格森在第二年年初邀请了80多位商界名流， 专门为韩叙举行了一个酒会，以感谢他对独立节庆典委员会所举办的独立日游行活动的支持 。韩叙也感谢了弗格森对中国所持立场的理解，至少在他组织的庆典上，人们再也不会看到 台湾的旗帜了。
分布在美国各地的100多所中文学校是领事处开展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领事处的外交官们 设法通过它们的一个协会结识了一些学校负责人，不久后，他们开始说服后者在自己的学校 里试用大陆编写的教材。最初只有极少数学校答应尝试一下，然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 它们之后，越来越多的学校都开始使用这些教材了。
对中文媒体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绩。领事处选择了一家在政治上一向保持中立的报 纸——《中报》作为突破口，并且成功地把这份在当地最有影响的中文报纸变成了可以信赖 的朋友。在此之后，华盛顿的一家中文电视台——56台也同意用自己的部分时间直接播放大 陆提供的电视节目，这无疑是更大的成功。
韩叙曾经亲自说服56台的主要负责人做出这一具有影响力的决定，为此，他还热情地邀请后 者访问北京。事实上，不少重要人物的工作往往需要大使出面来做。比如华人宇航员王赣骏 ，他在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太空飞行之后，分别接到了北京和台北的两份邀请，当然他很可能 首先访问台湾，因为仅凭他母亲是蒋经国的学生这一点就不难想像他和台湾之间有着多么密 切的关系。但是如果他首先访问大陆的话，其意义和影响将完全不同。中国驻美使馆在此事 上抢先了一步，他们建议王赣骏在做出决定之前先和中国大使谈谈。事实上，当后者出现在 韩叙的客厅里时，人们就不难猜出事情的结局了——这位引人注目的华人宇航员最终的 确把他的大陆之行放到了台湾之行的前面。
领事馆的对台工作在那些年间也相当活跃。韩叙每年都要召集所有领事馆的负责人研究对台 工作计划。他不主张疏远或排斥华人中的中、右社团以及中、右人士，相反他认为应该积极 接触，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可以同右翼人士交朋友。“当然，这样做需要勇气，”其中的 一位总领事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氛围下，大胆工作不会受到指责而是会受到鼓励。”事实 上，人们从这种活跃的局面中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对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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