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叙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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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为使馆雇佣翻译甚至是保姆之类的事务立即　满满地排在了交际科的工作日程表上。科里仅有的四五个人显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于是，　外交部从其他部门紧急抽调了一批年轻人充实到交际科，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显得手忙脚　乱。　　　　
　　　　尽快建立一套能够体现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礼宾工作制度，从一开始　就被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尽管人手非常紧张，交际处还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着　手进行这项工作。小组的成员中包括一位在1949年起义的原国民党外交部的礼宾官，最初的　时候，他的某些经验曾被直接用来以解燃眉之急，比如人们就曾经根据他提供的国民党外交　部的做法，为最初一批大使安排了递交国书仪式。然而那套仪式在当时看来就已经显得过于　繁琐了，于是，当外交部陆续从中国派驻国外的大使们那里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有关情况后，　交际处受命对这套仪式进行简化。不过一下子就省略掉其中的几项环节，很可能会使后到任　的大使们误以为自己受到的是较低规格的礼遇，所以人们只能一点一点地简化这套程序。　　　　
　　　　然而更多的工作只能在完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人们很快就发现，韩叙周到、缜密　和擅长组织的特点常常能够弥补由于经验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有一次，一位负责采购　食品的女孩子就准备用一种包装很漂亮但却是被儿童们衔在嘴里吃的棒棒糖招待一位大使，　韩叙发现后这样问她：“我们将要和大使讨论一些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你认为让他吃这样的　糖合适吗？”那位女孩子事后心悦诚服地对别人说，这件事使她懂得了必须将礼宾安排中的　每一个细节同会谈本身联系到一起来考虑。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2）

　　　　作为交际科科长，韩叙不仅要负责日常的礼宾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后来由国际俱乐部和　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处理的各项事务。为了减少发生差错的可能性，他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　惯，但是这样一来，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就像个跑码头的。”当时担任亚洲司司长　的乔冠华曾经这样形容他每天风风火火的工作状态。但是不管忙碌到什么程度，他也绝不会　马马虎虎地对待哪怕任何一件小事，他要求自己负责的每一项工作都尽可能做得完美，而这　一点，也正是他后来深得周恩来信任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交际科里的那些刚刚从大学毕　业不久的年轻人，都在暗中把他们的科长当作自己学习的楷模。　　　　
　　　　当然，由于对国际外交惯例缺乏足够的了解，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犯过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　。比如每当哪个使馆需要与外交部讨论某个问题时，交际科的热情的年轻人们总是立即骑上　自行车赶到对方的使馆去，而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外交惯例，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应该由礼　宾司安排双方相应级别的官员在外交部会面。不过更为有趣的是，所有的使馆都把中方的这　个小错误当成了一种友好的表示，各国外交官们对交际科的那些骑着自行车找上门去的年轻　人热情有加，直到中方了解了有关的国际惯例之后，这种做法才被改掉了。　　　　　　　　
　　　　不过惯例并不是不能打破的，在某些情况下，打破惯例有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最先让　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周恩来——1950年5月，当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交际处提出　了拜会他的请求时，周恩来出人意料地这样答复道：“为什么一定要是大使先生到我这里来　呢？我也可以去看他嘛！”于是，交际处破天荒地做出了让中国总理去拜会一位大使的安排，　这被认为是中方给予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的特殊礼遇。此举在国际　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说人们从中领悟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已经再清晰不过地表明　，新中国同样重视发展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作为中国再次表明这一愿望的方式之　一，毛泽东主席在第二年1月份甚至出席了潘尼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这是他第一　次当然也是惟一一次参加使团活动。采访高建中谈话录音。高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　司长、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大使。　这两次打破惯例的举动显然加快了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步伐，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中国先后同西欧和周边的七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建交协议。　　　　
　　　　这件事使韩叙对礼宾工作在整个外交工作中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他开始意识到，仅仅　熟悉它的技术性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对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以及相　关的外交使命有透彻的了解。于是，在继续学习外文、熟悉各个国家的情况、默记那些极难　辨别的国旗图案以及背诵驻华使节们的姓名、职务、简历和电话号码的同时，他开始用更多　的精力了解和研究有关的外交政策。时间对他来说总是显得格外稀缺，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能　被轻松地消磨掉，因为那是他惟一的有可能把自己埋在文件堆里的日子。　　　　
　　　　如此忙碌有时会使他感到疲倦。他用来对付疲倦的方式之一，是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准备一瓶　茅台酒提神。不过他不是去喝那种烈性白酒，而是打开瓶盖嗅一嗅它那浓烈的气味。此外，　他每天都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精力旺盛。很多人都提到了他喜欢做俯卧撑的习惯，因为　这可以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这成了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爱好之一，或者说，这是他保持　了一生的爱好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深谋远虑的国家领导人们就开始着手为恢复它在联合　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做出必要的准备了。1950年1月9日，周恩来外长正式通知联　合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此后，准备派　驻联合国的其他各个重要机构也相继组建起来，其成员不仅包括一些职级很高的领导干部，　同时还包括一些刚刚从几所大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毕业生。为了使这些学生尽快掌握外事工　作的必备知识，他们被分别送往外交部的有关部门进行业务实习。　　　　
　　　　到交际科报到的是他们当中一个名叫葛绮云的24岁的女孩子。尽管当时是炎热的7月份　，但她并没有穿裙子，而是穿着当时最流行的服装——蓝色工装裤。从她走进办公室的那个　时候起，韩叙就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打量她。她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的外表以及温婉　、单纯的气质，使她显得和周围那些来自部队的成熟、干练的女干部们截然不同。韩叙很快　就意识到，她正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着的女孩子。半年之后，她成为韩叙的妻子。　　　　
　　　　很多人都误以为葛绮云毕业于某所教会学校，因为她身上有一种优雅的淑女气质，不过　她的气质与教会学校无关，那是她的家庭和以往的生活赋予她的。　　　　
　　　　由于父亲是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葛绮云一直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同韩叙　老派严厉的父亲和没有多少精力顾及每个孩子的母亲不同，她的父母从不掩饰对子女的爱。　葛绮云是家中的长女，在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眼里，她几乎从不违拗父母的意愿。而母亲　除去爱她之外还非常倚重她，这使她一直都是家中所有孩子的中心。　　　　
　　　　家庭和学校构成了她的全部世界。她只在上学的时候才离开父母的视线，当然那也是令　父母格外担忧的时刻，因为他们惟恐她会在这段时间里被别人拉去参加某个政治集会或政治　游行，而这在当时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可能性，她的　父亲后来索性用自己的汽车接送她上下学。不过她还是成功地瞒着父母，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大游行，那是她所做过的极少几件有违父母意愿的事情之一。　　　　
　　　　上海解放那天，她又一次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欢迎进驻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她当　时是复旦大学英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那也是她开始确立自己的政治信念的时代。1949年12月　，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在毕业前夕被刚刚成立不久的外交部挑中了。同学们都　认为她很幸运，不过这非但没有让她和母亲感到高兴，反而使她们陷入了离愁别绪之中。离　开上海那天，她和坚持要到车站送她的母亲在站台上抱头痛哭。葛绮云到北京后曾把这件　事讲给同宿舍的女伴们听，没想到她们听后全都哈哈大笑，因为她们丝毫也想像不出那有什　么好哭的。　　　　
　　　　韩叙的“老干部”资历和他那夹杂在黑发中的少许白发，使他看上去至少要比葛绮云年　长10岁，但实际上他只比她早出生两年。韩叙很快就开始追求葛绮云。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他在送葛绮云回宿舍的路上拥抱了她。葛绮云没有拒绝韩叙的追求，尽管他们在此之前从　未向对方表白过爱情，但葛绮云发现，韩叙的成熟和真诚已经赢得了她的心，她相信站在自　己面前的这个正用恳切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人可以让她托付终身。　　　　
　　　　在那之后他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体验爱情的缠绵悱恻。从葛绮云认识韩叙的那天起，他就是一　个整天都忙得团团转的人，这一点，在他们以后的生活里始终都没有改变过。他们只能在星　期天约会，通常是葛绮云到韩叙的宿舍去，因为韩叙的角色几乎总是需要他周末待在自己的　宿舍里待命。更糟糕的是，韩叙往往不得不利用这段时间清洗一周换下的衣物，那情形看上　去丝毫也不浪漫。韩叙对此深感歉意，所以每当葛绮云提出要帮助他清洗衣物时，他总是温　和但很坚决地加以拒绝，因为他不想让葛绮云为自己做得更多了。即使在婚后，他也从未让　妻子为自己清洗过衣物，而且只要有可能，他总要尽量为自己的家人多做些事情。　　　　
　　　　他们的爱情很快就被公开了，交际科的年轻人们一致鼓励韩叙要加快节奏，这种以打仗般的　速度处理感情问题的方式让葛绮云觉得十分新鲜有趣。“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在他们做出　结婚决定之前，韩叙非常认真地对葛绮云说。他谈到事情与他的健康状况有关——他在不久　前的一次身体检查中被确诊患了肺结核。葛绮云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因为他看上去目光炯炯　，身体结实强壮。当然这并非是他们所面临的惟一麻烦，相比之下，葛绮云父亲的“历史问　题”有可能给他们的婚姻带来更大的影响，在那个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的年代里　，让一个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某区分部书记并且与某些国民党要人过从密切的人做自己的岳父　，这一点恐怕足以让某些人退避三舍了。　　　　
　　　　不过所有的麻烦都没有成为韩叙和葛绮云缔结婚姻的障碍，　他们决定将婚礼安排在即将到　来的新的一年，　也就是1951年2月6日举行，　因为那一天是中国的农历除夕。葛绮云写信把　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　而韩叙则告诉了姐姐崇寄。他们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家人的祝福。　　　　　
　　　　预定的婚期一天天临近了，令韩叙感到焦急的是，他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同葛绮云去办理　婚姻注册手续。至于其他的准备工作，则全要仰仗他们那些热情的同事帮忙了。葛绮云为婚　礼所做的惟一的准备，就是为自己定做了一套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服装——一种上衣上缀　有双排纽扣并且在腰部系有一根腰带的“列宁服”。　　　　
　　　　婚礼举行得俭朴而热闹。当时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做了他们的证婚人。韩叙的主婚人　是他的姐姐，而葛绮云的家人因为远在上海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结果刚刚被任命为中国驻　联合国副代表的李一氓做了她的主婚人。不过有趣的是，李一氓似乎不太适应在这种场合扮　演重要角色，他的过于严肃的表情使他看上去更像是在参加一次剑拔弩张的谈判，然而这却　赋予婚礼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在简短的仪式结束之后，韩叙和葛绮云被人们簇拥着参加了外交部的除夕舞会。人人都期望　能在舞会上见到周恩来，当然大家没有失望。当周恩来得知韩叙和葛绮云刚刚举行了婚礼时　，他特地邀请新娘与他共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周恩来一边　迈着优雅的舞步一边对葛绮云说，“你们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你们的关系是平等的。你　们今后要互敬、互爱、互让、互助。”据葛绮云回忆。事实上，人们　的确可以用这八个字描述韩叙和葛绮云后来40多年的婚姻生活。　过于忙碌的工作终于使韩叙的肺病明显加重了，人们看到他面色潮红，咳嗽不止，额头上不　断冒出豆大的汗珠。他自己也时常感到浑身无力，不过他仍然打算硬撑着，人们最后不得不　以组织的名义强迫他住进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疗养院。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春天和夏天，当他　重新出现在同事们面前时，他的身体看上去简直棒极了。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3）

　　　　交际处里仍是一片忙碌，尽管1952年没有新大使到任，但是各种出访和来访活动却比前　一年频繁得多。韩叙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准备接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个访问北京的外国政府首脑——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　　　　
　　　　为迎接这次访问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交际处甚至对原有的机构进　行了扩充，一个新的科被组建起来，它将主要负责内部的制度建设，这样原有的交际科就能　集中精力专门负责国宾接待工作了。韩叙仍然是交际科的科长，不过现在人们把这个科称作　一科，这是相对于新组建的二科而言的。　　　　
　　　　泽登巴尔总理于1952年9月28日开始了他对中国的长达20天的访问。人们在那个年代为欢迎　一位国宾而做出的种种安排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今天人们最多只能在停机坪上看到手持花　束的欢迎人群，而那时欢迎人群会从机场一直沿途排列到来宾下榻的宾馆门口。当泽登巴尔　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