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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中国文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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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千古传唱凤求凰———司马相如
独处室兮无依。思佳人兮伤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
———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当年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打动了才女卓文君的心，“文君夜亡奔相如”，演出了一幕传唱千古的私奔佳话。这两首诗据说就是《凤求凰》的歌辞。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幼时喜好读书、舞剑，因为仰慕赵国名相蔺相如的行止，所以就更名相如。相如精通楚辞，善于写辞作赋，汉景帝年间任武骑常侍，但因为景帝不喜欢词赋，所以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常常称病，被景帝免职。以后他和枚乘一起游于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作了著名的《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归于成都。
相如家里很穷，无法养活自己，他的一个好友王吉在临邛当县令，知道相如困厄，就邀请他去做客。当时临邛有好多富人，有个卓王孙家资巨万，他的女儿就是卓文君，才貌双绝，新寡在家。卓王孙仰慕相如风采，就设宴邀请相如和王吉。席间王吉称誉相如不仅精于词赋，而且琴艺绝佳，于是就弹起了这曲《凤求凰》，意欲挑逗文君。当时文君颇为相如才情所动，“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后相如又通过侍女向文君大献殷勤，文君遂夜奔相如，与他一同回到了成都。
但是相如家贫如洗，怎么能养活得起娇妻呢？文君将情况告诉父亲，希望得到资助，但是卓王孙却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家门，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文君乃富家女子，过不了这穷日子，所以从去了成都后就没有高兴过；她想让相如和她回临邛，向兄弟姐妹们借贷一点也足以度日。相如答应了，但是回到临邛后却把仅有的家产变卖了，在街上租了个门面卖酒，自己穿着酒保的衣服跑堂不说，还让卓文君坐柜当炉（温酒），这就又有了“文君当炉”的美谈。此举将卓王孙羞得连门都不敢出了，最后给了相如100万钱和100个仆人，夫妻双双回到成都，置田买房，成了富人。后来武帝即位，读了《子虚赋》相当赞赏，遂将相如召回长安。
司马相如是西汉的词赋名家，史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另一司马为司马迁）之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他的著作有29篇，但大多失传，今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6篇，其中《长门赋》、《美人赋》两篇的真伪还存在争议。《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在这两篇赋中，典型的汉代大赋的体制得到确立。
这两篇赋的内容前后相连，都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中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的。赋中假设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在齐王面前大肆吹嘘楚国云梦泽广袤、丰饶和楚王到云梦泽游猎的盛况，乌有先生不服，批评子虚说：“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接着说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中，曾不蒂芥”，又夸耀了一番齐地的风景。听完俩人的夸耀，在旁边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大笑其无知，根本不知道齐楚之外还有更为宽广的世界。接着他搬出了天上的上林苑，描绘了那里的壮丽景象和天子游猎的盛举，铺陈出一个总揽天地万物，吞吐世界的去处。表明了诸侯在天子的威风和气概之下根本不足与论。
这两篇赋写得极为铺张扬厉，用了4千余字，以写天子游猎为中心，将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等等内容包罗在内，展现了社会昌盛、经济繁荣的汉武盛世，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也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后傲视天下自豪。也只有这种铺张扬厉的大赋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蓬勃向上的生气，让人感受到叹为观止的大汉气象。
《子虚》和《上林》在语言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修辞艺术。它们将辞赋注重修辞的特点推向了极致。司马相如在这两篇赋中，收罗了许多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孤僻却极为工整的词汇，逐字逐句精心选择，完全清除了在楚辞中残留的简单用语。在形式上重点已不是六字句的重复了，数量最多的是四字句，同时和三字句、七字句交错使用，显示出一种成熟时期整齐复杂的文学美感。
其他几篇赋也各有特色，《哀二世赋》借助描写旅途风景，伤今怀古，开了纪行赋的先河。《大人赋》通过描写幻想的自然景色，上承楚辞传统，下开游仙文学之先河。《长门赋》细腻地描写了陈皇后被幽禁长门宫的孤独与悲哀，成为后世宫怨文学的先河。司马相如在辞赋方面的杰出才能，不愧为“西汉文章两司马”的称号。
第二部分文坛三父子———三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 《龟虽寿》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
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刘协接到许昌，改元建安，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统一过程，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篇章，在这个时代，“三曹”和“建安七子”并世而出，确立了“建安风骨”之诗歌范式。“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曹的诗赋创作，使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化得以完成。不仅五言诗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七言诗和律诗也开始登上文学舞台。
建安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连年的战乱使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破坏，有志之士忧国忧民，深切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因此铸就建安文学关心民众疾苦，展示建功立业的抱负，及慷慨悲凉、生机勃发的艺术风格。建安文人和《古诗十九首》时代的文人有很大不同，尽管都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都曾发出过生命无常、人生多艰的感叹，但他们没有内敛，而是外求，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试图以建立盖世功绩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如曹操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渴望天下太平；曹植更是希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等。这与三曹同时是经世济民的大政治家不无关系。
建安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以前乐府的叙事诗转化为更多表达诗人个体性格、情感的抒情诗。这同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是分不开的。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僵化的汉代经学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在人人皆可困厄而死的社会环境中，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孝廉耻等等观念失去了社会基础，战乱年代最易奉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所以有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和价值观上的改变，表现在文学中，就是文人敢于直接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其显赫的政治势力和杰出的文学创作，居于建安文学的领袖地位。
曹操一生戎马，“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刘履《诗选补注》卷二）。其诗作成就最高的是几篇直抒胸襟的四言诗，首推《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在连环大船上大宴群臣时即兴而就的，全诗从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写起，接着过渡到对宾客贤才的渴慕，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归结为自己实现天下一统的雄心壮志，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信心。生命易逝才越显弥足珍贵；为了使生命不逝就要追求不朽的功业，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全诗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洋溢着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这就是建安风骨的最好诠释。
曹丕没有其父苍凉雄浑的霸气，但是在抒写相思之情时别有新意，以委婉细致见长，七言诗《燕歌行》最为著名。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成功地描写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丈夫的情态，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世诗的发展影响很大。
曹植在政治上不成熟，在政治斗争中败给了兄长曹丕，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中是最大的，他的《七步诗》可谓是人口能诵：“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在曹操死后他遭到兄长百般刁难的情况下当场作出的。少年时曹植随父出征，也曾有纵横沙场的雄心壮志，《白马篇》可为证：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刻画了一个武功高强，可望为国效力的少年勇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番报国激情和壮烈情怀溢于言表。但是曹植空有一腔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武帝曹操死后，曹丕对其严加迫害，最终使他郁郁而终。所以从曹丕即位一分为二是曹植诗作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尽得建安风骨，后一阶段因鸿志受挫，诗作中多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无辜蒙冤的悲愤，如《赠白马王彪》，诗中描摹出一幅萧瑟凄凉的图画。在《美女赋》中已经没有了早期醇正宏大的气势，而是转而注重文字上的雕琢，引导了汉魏质朴文风向南北朝华艳文风的过渡。
第二部分瑶林琼树啸傲风尘———竹林七贤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钟嵘 《诗品》
古时山阳（在今河南省焦作）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地方，白鹿山中竹林掩映、溪流潺潺、鸟啼莺鸣、四季如画，令人流连忘返。在魏正始末年（249年）到嘉平四年（252年）年间，曾有7位名士会聚此地，他们在此饮酒做诗、谈玄论道，远离尘嚣，忘情于山水之间。这七位世称“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
这7位何以会聚于此呢？这要从正始时代说起了。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文学史上有“正始文学”之称，包括从正始元年（240年）到西晋立国（265年）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儒学经过沉闷的汉代经学之后，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中，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其思想基础，重点讨论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主张名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就是要用“自然”来对抗“名教”。
在这一时期中，社会的政治生活是极为残酷的。正始十年，司马懿父子趁皇帝曹芳扫陵之机发动兵变，成功后大肆诛杀曹氏集团，使得“天下名士去其半”。后来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在嘉平六年、正元二年、甘露三年又分别杀掉了夏侯玄、毋丘俭和诸葛诞，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同时司马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残酷，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为了给篡权做准备，极力提倡儒家的礼法。在如此政治环境之下，人们的性命都悬于刀口之上，他们只能消极避世，再也不敢或不愿涉足时政了。
社会的激烈动荡和思想潮流的变化，改变了文学的走向。同处乱世，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要人们及时行乐，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建安文学则慷慨雄壮，激励人们通过建立丰功伟绩来延续自己短暂的人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最大的价值。这两者都发出了人生短暂的感伤，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都找到了不同的解决路径。但是正始文学却强调人生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的存在就是对人性的压迫，所以他们强烈地抨击儒学名教，但是他们也无法找到出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危机四伏，所以正始文人们很少直接涉及现实生活，多是转向抒写个人忧愤或者对整个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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