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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中国文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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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牧26岁参加进士考试时，他就携带他的《阿房宫赋》去谒见太学博士的吴侯陵，吴阅完当即赞道“真乃君王辅佐之才”。尔后这篇《阿房宫赋》成为震古烁今的代表作。金圣叹评论道：“穷奇极丽，至矣尽矣！却是一篇最清出文字。文章至此，心枯血竭矣。逐字细读之！”众所周知，杜牧所作《阿房宫赋》是因为“宝历（唐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假借秦事以讽之”。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无情地揭露了秦始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以丰富的想象，凌空的角度，泼墨如云地描写了宫廷之富、建筑之宏，宫女之多，歌舞之盛，以及宫女们装饰之艳，望幸之殷，禁锢之严，命运之惨，从而乘气蓄势迸发出一股义愤的激流，为成千上万的宫女发出了血泪的控诉。作者在这里描述的艺术形象虽然是豪华富丽的阿房宫，但其笔触情感仍处处落脚于宫女。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杜会里，宫女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反映了中国妇女悲惨命运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的平民诗人白居易也是以“怨女三千放出宫”的诗歌创作为武器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的。《阿房宫赋》里洋溢着的强烈的爱憎反映出作者鲜明的进步的政治立场。杜牧敢于把矛头对准皇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全篇骈散相间，错落有致，读起来流畅自然而富于节奏。特别是末段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议论精辟，语言生动，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克服了汉赋那种晦涩呆板的毛病，在晚唐仍然盛行四、六句式，堆砌辞藻的风气下，更显得难能可贵。
真正能代表杜牧诗文最高成就的是他的绝句，特别是咏史诗。杜牧的一些咏史绝句善于用翻案法。如《赤壁》、《题乌江亭》等七绝阐述了深含哲理的精辟见解，被誉为“二十八字史论”咏史诗既是史又是诗。即是“用意隐然”，从对历史的唱叹中看到作者思想感情的折光。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写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借三国赤壁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他之所以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乃暗喻自己知兵，而生不逢时，借史实以吐其胸中不平之气，即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样的感叹，自负不凡，风格俊爽，雄姿勃发。又如《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诗讽刺当时统治者面对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束手无策，而借题发挥，歌颂失败者那种百折不回的精神而睥睨那些侥幸取胜的人；立论精辟，风格俊爽，令人振聋发馈。另一种咏史七绝是通过咏史来讽刺晚唐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如《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以含蓄的手法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的罪行但诗不直言玄宗荒淫误国，而只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形成鲜明对比。用“无人知”其秘密而误以为是军国大事来突出其荒唐可笑，通过形象描绘，收到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第三部分“诗豪”刘禹锡
梦得佳作多在朗、连、夔、和时。
———《围炉诗话》
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所脍炙不下百首矣。
———杨慎《升庵诗话》
刘禹锡（公元772年—842年），字梦得，洛阳人。他出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对此他在文章中屡屡谈及：“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臣家本儒素”。儒家思想要求人有进取精神，鼓励个体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与柳宗元同时登进士第。由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4岁的刘禹锡参与了王叔文、王任的“永贞革新”。王叔文也非常欣赏刘禹锡的诗文和人格，“尝称其有宰相器”。于是他们二人与柳宗元等共同成为革新派的代表人物。这些有志之士共同商榷的改革方案，顺宗看完后总是言无不从。但是这些举动引起了守旧派的强烈不满。守旧的宦官们对革新派进行残酷的打击和无耻的诽谤，后来又勾结藩镇发动宫廷政变，顺宗被迫退位，致使革新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一些思想进步的政治家有的被害，有的被贬。刘禹锡幸免于杀身之祸，被贬至朗周达10余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正是他大半生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
虽说刘禹锡多次被贬，但是他也未曾削弱其斗志，反而用其犀利的笔锋有力地回击了宦官权贵们的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也正是因为他坎坷的命运与经历，以及官场的失意，为其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又远避祸端，他假借外物来揭示人的本质，揭露了社会的灰暗现状，为此以寓言作品来表达强烈的爱憎成为他创作的一大特色。他对中唐的政治、经济中的诸多弊端有着很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他寓言诗内容上的政治特色。刘禹锡的大部分寓言诗是他被贬滴在朗州期间的作品，在这些诗中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诗人特有的、昂扬的精神风貌和他的思想才华。
刘禹锡的寓言诗有的是对中唐弊政的揭露，如《养鸷词》、《调瑟词》；有的是反击政敌的，如《聚蚊谣》、《百舌吟》、《飞莺操》；有的是表现其哲学思想的，如《有獭吟》。在永贞革新前的作品中，以《养鸷词》比较著名。刘禹锡借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对抑制藩镇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在首联，刘禹锡表达自己对军队建设的看法：“养鹜非玩形，所资击鲜力。”也就是说组建军队的目的不是为了虚张声势，而是为了积蓄力量，在发生外敌入侵，奸人造反的时候，用以安邦定国。然而中央政府就像那个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而藩镇呢，不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有充足的经济来源，还有独立的兵权，正因为“旦暮有余食”，“饮啄既已盈，安能劳羽翼”，如此，那些自给有余的藩镇岂能再服从中央的调遣？诗中刻画的不服从少年遣令的鸷鸟，不正是那些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的强藩军阀的形象吗？而那个“日月哺不息”的不懂养鸟之道的少年不又是软弱昏庸的中央政府的形象吗？诗人在诗中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饥则为用”，即削弱这些强藩的实权和经济实力。
“二王八司马”事件使刘禹锡彻底看清了宦官权贵们的丑恶嘴脸，他愤怒、抑郁、震惊却不乞怜、消沉。他愤然起笔写就《聚蚊谣》，以群蚊形象生动地比喻了当时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丑恶嘴脸。他们相互勾结，聚集在一起，如群蚊般在昏暗中乱飞乱叫，“利嘴迎人看不得”，讽刺宦官权贵都善于在阴暗的角落里搞祸国殃民的鬼把戏。他们性格残暴凶狠，人格渺小卑琐，他们可以在历史舞台上喧嚣一时，可以对革新人士进行种种迫害，“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但是“天生有时不可遏”，这些丑类最终逃不脱可悲可怜的下场；“清商一来秋日晓，看尔微形饲丹鸟”，写得十分辛辣尖刻，预示了趾高气扬、害人虐物的守旧派必然遭到灭亡的可悲下场。
刘禹锡不但善写政治讽喻诗，同时他广泛汲取民歌的营养，他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诗人笔墨未至、锄犁罕及的。他在夔州贬地创作的《竹枝词》、《浪淘沙词》等民歌体乐府诗，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鲜而又独到的。这些民歌体小诗抒写清新自然，生动活泼，情调淳朴温馨，意蕴深远。如《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民歌最为世人称道，读起来琅琅上口。在杨柳青青的江畔，一对青年男女悄然邂逅，男子佯装不知，就在江边唱起了情浓意蜜的情歌，声声拨动着曼妙女子的心弦。在焦急中等待的女子渐渐听出了歌中所饱含的深情，又有所怀疑。在这里“东边日出西边雨”就表达出女子的复杂心情，它采用六朝民歌谐音双关的表现手法，以“无晴”谐“无情”，以“有晴”谐“有情”，把两种不相关的事物统一成一种耐人寻味的美妙意境，使得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委婉含蓄而富有情致。
刘禹锡的民歌小体对后人影响很大，后世文人竞相效仿，堪称诗史上一大创举。翁方刚说刘禹锡：以《竹枝》歌谣之掉，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
第三部分元和中兴，文章复古——古文运动
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何谓“古文”？所谓“古文”，就是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它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是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骈文相对而言的。中国古代散文第一个创作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不朽的散文家，他们的创作为后世提供了典范。到了秦汉时期，出现了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峰巅过后散文创作就进入低谷了。先秦两汉散文虽然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自魏晋之后，散句单性、质朴古朴的散文逐渐式微，而句式工整、词藻华美的骈文日益发展起来。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句式整齐，丰富了文学体裁和散文表现技巧，曾给散文发展一定的有益影响。可到后来，作家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只注重形式、不顾内容，骈文一味追求骈俪，并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文坛上充斥了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作品。这一潮流沿袭到初盛唐时期，成了散文继续发展的桎梏。
骈文兴起，古文中衰的同时，复古运动也开始酝酿。古文运动风云际会，与事者的文学追求颇有差异；但是在对抗六朝之文道分离，以及摒斥骈文之浮华靡丽这一点上，各家还是取得了共识。
在隋代，隋文帝倡导摒黜浮华，李愕上书请求革正文体，同时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贯道，这一切作为显示了其时朝野间已有取六朝骈俪而代之的声音。尽管有人因文表华艳而被“付所司治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尚仍无改观。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几百年间形成的文学风气，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即便朝廷严加奖惩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革正文体的关键，不在破旧，而在立新。李愕《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力斥骈偶，本身却使用标准的骈文，不无反讽的意味；真正与六朝文风决裂的王通，其追模经传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缺乏生气。这种尴尬的局面，正是唐人所必须直接面对的。也就是说，倘若无法创造一种既实用又具有美感的新文体，那么所谓“革五代之徐习”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至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在力矫六朝诗风的同时，尝试文体革新。他针对晋以来“文章道弊”、“彩丽竞繁”的弊病，倡导“汉魏风骨”，打击浮艳文风。他的《谏政理书》、《谏雅州讨盛羌书》都是散体名篇。此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盛唐诸家，都在理论上强调文学应当“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的《右溪记》等，代表着文章由骈文入散的时代风尚。但是这一时期没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坛的古文作家队伍，所以还不足以与骈文相抗衡。
直到中唐年间，韩愈、柳宗元才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韩愈鉴于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现状，高举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温、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倡导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与道合，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应当为道服务。韩愈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他将“古道”与“古文”绑在一起，而且强调先“道”后“文”。不管是否出于真心，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都将兼济天下放在闭门著述之上。对于热心仕途经济的韩愈来说，著书立说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柳别开生面的古文，远比其理论提倡重要得多，因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
他们又主张文体革新。这其中有四个层次。其一是反对骈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其二是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非三代秦、两汉之书不敢观”，“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但他们学古却不泥古，韩愈提倡“含英咀华”，“师其意不师其辞”。柳宗元反对“荣古虐今”，“渔猎前作，戕贼文史”，因为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创新。其三，他们都重视“文”的作用：“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并对“文”提出具体要求：“唯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语言独创，文从字顺，使韩柳所倡导的“古文”，既继承又区别于先秦两汉的古文。其四，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一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韩愈为文，“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后肆焉”。柳宗元为避免文章“剽”、“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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