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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中国文学-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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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以它生动的人物形象、幽默和风趣的故事以及辛辣的讽刺，从19世纪开始，就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流行于世界。西游记也被多次搬上银幕。
第五部分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第五部分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蒲松龄《聊斋志异》
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真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
———《聊斋志异·婴宁》
现在开始讲一个故事，话说在一个集市上，一个农夫打扮的老人向卖梨人讨一只梨而不得，旁观者买一只赠之。老人吃罢，用锄头在地上挖个坑，把吃剩的梨核中的种子放进坑里，浇上讨来的一壶开水。眨眼间，地上冒出一片小绿芽，长成一棵小梨树。不一会儿梨树开花，结果，梨子成熟。老者将梨分赠大家。吃完以后，老者举起锄头将树挖倒，把它持作拐杖离去。卖梨者只顾看热闹，这时发现自己手推车上的两筐梨子全没了，方才明白老者是个农夫打扮的术士，他树上的梨原是自己车上的梨。急忙追赶，术士不见，只找到了他扔掉的树干拐杖，这才发现它是自己接在遮阳伞上的那根棍子。
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来自蒲松龄家喻户晓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31篇。其内容大致有四部分：一、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嘴脸，譬如《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向杲》。二、讽刺科举，勾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与考场中营私舞弊，如《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篇。三、歌颂、描绘坚贞、纯洁的爱情及底层妇女、穷书生，有《鸦头》、《细侯》等。《聊斋志异》中相当多狐鬼精灵与人的恋爱故事，颇具浪漫情调，塑造了很多容貌美丽、心灵纯洁的女狐形象，如红玉、婴宁、香玉、青凤、娇娜、莲香等。四、有些短篇是阐释伦理道德的寓意故事，如《画皮》、《劳山道士》等。
蒲松龄（公元1640年—1715年），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蒲松龄从小有文才，可惜年长后在科举场中很不得意，满腹实学，屡不中举，在家中教书为业，到了71岁，才考得了贡生。他牢骚满腹，便在聊斋写他的志异，自言“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76岁过世，所著有《文集》4卷，《诗集》6卷，《聊斋志异》8卷等。
《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它们一方面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事物组织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来，他的花妖狐魅大多秉具人情，和霭可亲；但又行动鹘突，擅长形变，并非常人。这种因素促使作品想像丰富奇特，故事变幻莫测，境界神异迷人。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上。以婴宁为例，真个是她到那里，笑声就跟到那里。作者在描写花妖狐魅所幻化的人物时，常能掌握妖魅原型的特点，也有助于人物的个性化。如《绿衣女》中写绿衣女是“绿衣长裙”，“腰细殆不盈掬”，其声娇细，活画出一个绿蜂幻化的女子形象。
故事情节倏忽变化、离奇曲折，也是《聊斋志异》的突出成就。《聊斋志异》虽基本上是传记体，但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人物的经历，而是注意故事构造的曲折有味，以紧紧吸引读者。如《西湖主》中陈弼教在洞庭湖中遇风翻船，逃到岸上，误走入湖君妃子的园亭。当他在花丛中偷窥到公主之后，不觉着迷，正巧拾到公主遗落的红巾，便在上面题诗。公主派来寻找红巾的女子发现后大惊曰：“汝死无所矣！此公主所常御，涂鸦若此，何能为地为。”生失色，哀求脱免。女曰：“窃窥宫仪，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蕴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将何为计！”遂皇皇持巾去。
读到这里，人们为陈生捏了一把汗。但当这女子第二次来时却传来“公主看巾三四遍，冁然无怒容”的消息，心情也随之一松。过一会，这女子又来送酒食，但是“公主不言杀，亦不言放”。正当令人悬念之际，却又传来噩耗：王妃见巾大怒，祸不可测。跟着是“数人持索，汹汹入户”。人们不禁又担忧。可是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场面：
内一婢熟视曰：“将谓何人，陈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来。”返身急去。少间来，曰：“王妃请陈郎入。”
结果王妃见了陈郎，当面把公主许配给他。原来陈生曾在洞庭湖中释放一只被捕的猪婆龙，龙即王妃，婢即衔龙尾同时遇难的小鱼。作者在这个简短过程中安排了曲折的情节，一收一纵，步步扣人心弦。
《聊斋志异》还善于描写景色，不只画面鲜明，而且常常造成一种气氛、境界，更好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聊斋志异》语言精炼，词汇丰富，句法更多变化。作者既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又适当吸收和提炼当代口语方言。在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语，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极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聊斋志异》刻画人物注意个性和细节的描述；安排情节注意故事的曲折有味，文章的波澜起伏，语言的摇曳多姿。
第六部分避席畏闻———清朝的文字狱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龚自珍《咏史》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徐骏
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此诗反映的是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提及文字狱，就面有异色，真是谈虎色变。其实文字狱古已有之；只是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案件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那时，封建统治者动辄指斥人们“语含怨望”，“狂悼讥刺”，大兴文字之狱。揭发检举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告密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以报私怨。文网密布，冤狱频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陷于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
清代的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愈演愈烈，前后100多年，有案可查的大小案件不下100起。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200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不可胜数。文字狱的“罪犯”，既有政府的官员，也有各阶层知识分子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员（包括个别的满洲贵族），下至一般生员、乡愚迂儒，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等。在清朝前期，大体上说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下降，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也随着发生变化。在康熙、雍正年间，主要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目的是镇压反清力量，排除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主要为了打击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同时也株连各级官员。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压制反动力量，强化中央专制统治，变本加厉大兴文字狱。正是在编纂《四库全书》，大肆宣扬文治之际，趁机各处搜集书籍，也焚烧、毁掉了许多稍有反动眉目的典籍、著作。文字狱因此达到了高潮。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的十年间，因文字狱而产生的案件就近50起。
早期最大的文字狱案件，是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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