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文学-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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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大革命失败，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恶化。“四·一二”大屠杀给朱自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转折，他的作品不再限于有关日常生活的抒情小品，而转向了抨击现实丑恶的杂文。这些杂文高扬着战斗的旗帜，反抗压迫，追求民主，冷峻论世，标志着朱自清散文创作进入了新阶段。1940年，朱自清在成都目睹饥民哄抢米仓，于是愤然写下了《论吃饭》一文，犀利地指责当权者无视人民的温饱，支持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而斗争。他说：“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罚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体现出不畏强暴的一身豪气。《论气节》也是朱自清散文中的上品，他精辟分析了“气”、“节”二字，指出“五四”以来的青年的“气”和“节”，实际上就是“正义感”，“这是他们新的做人的尺度”。毛泽东这样评价朱自清：“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一个“狷者”的浩然正气由此可见。《动乱时代》、《论青年》、《论书生的酸气》等也是他的代表作，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朱自清已经突破了前期散文的细腻柔婉，而是选择了杂文这种跟“真的暗夜”进行“肉搏”的利刃，用激情洋溢的笔调直抒情怀、笑骂人生。　　　　
　　　　纵观朱自清的一生，由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到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展现出高尚的“狷者”风范。他创作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许，他的好朋友杨振声的这段话是对朱自清一生的性情和成就的最好概括：“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他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久领导我们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


第六部分战士胸怀，学者风范———艾青

　　　　二十一年换来三个字：搞错了！　　　　
　　　　　　　　　　　　　　　　　　　　　———艾青　　　　
　　　　　　　　　　　　　（1979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艾青平反时）　　　　
　　　　她（大堰河）连我的诗集都没有看到……　　　　
　　　　法国有赛纳河，德国有莱茵河，中国没有大堰河……　　　　
　　　　　　　　　　　　　　　　　　　　　　　　　　　　　　　　　　　　———艾青　　　　
　　　　艾青一生都用“嘶哑的喉咙”，为人类的命运不停地歌唱，岁月的沧桑都写在他深深的皱纹上。《大堰河———我的保姆》让几代人为之落泪。而病危的艾青仍一再说对不起保姆“大堰河”，“她连我的诗集都没有看到”，然后又深情地说：“法国有赛纳河，德国有莱茵河，中国没有大堰河……”　　　　
　　　　艾青，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原名蒋海澄，曾用过林壁等笔名。他出生于浙江金华乡间一个地主家庭，但由一个贫苦妇女的乳汁养育长大，从幼年起心灵便濡染了农民的忧郁。艾青青年时期主要兴趣在绘画，曾就学于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同年7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监禁3年之久。在监狱里，艾青无法继续从事绘画艺术，便“从绘画转变到诗”。他在狱中写作的《芦笛》一诗，典故出自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诗句：“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芦笛象征艺术，大元帅节杖则象征反动权力。这表明，艾青的诗歌创作，开始便是与反动权势所对立的。　　　　
　　　　艾青30年代前期至中期的作品，或写异域的现代都市，或写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现实，大都闪烁着象征主义的色彩与批判的锋芒。茅盾曾说，在长诗中，他对“艾青体”比较中意。“艾青体”这一称谓，暗示了艾青长诗与众不同的格调。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著名的篇章。这首诗以抒情主人公“我”与乳母大堰河及其一家的关系为主线，以大堰河一生的悲惨遭遇为副线，深刻地展示了旧中国农村凋敝衰败的景象和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的凄苦人生，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大堰河的真挚感情。这首诗写于诗人被监禁期间，一个下雪的早晨，羁难中诗人由眼前飘洒的雪片，联想到大堰河“被雪压着的草盖着的坟墓”，含泪写下了这首诗。毫无疑问，他从农民母亲那里获得了对抗命运的力量。在诗歌里，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社会和历史的土壤，这也是诗人选择及组装意向的原则。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思想感情，是通过塑造大堰河这一妇女的形象表达出来的，而对大堰河这一农村普通妇女形象的完美塑造，又通过意象的创造和一个个意象的串连组合来完成。另外，诗人为了创造出生动而寓意深刻的意象，常常利用对色泽、光彩、声音等各种物质的渲染来唤醒人们的感官，达到同诗人产生强烈共鸣的艺术效果。意象是感官的，而人们的感觉器官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意觉等。诗人善于通过意象，充分调动人们的一切感觉器官，使人获得感知，从而收到诗歌应有的艺术效果。他总是用可感触的意象去消泯朦胧暗淡的隐喻。艾青对于自己诗歌的语言要求是适切、准确、最能表达形象。因此，采取口语而表达真实、贴切、自然美的意象，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用朴素自然，新鲜活泼的现代口语，抒写出优美深沉的诗情，表现出亲切动人的意象。诗歌中大众化的口语反映出诗人对客观现实的认真观察及理解，凝聚着他从中产生的真情实感，又表现了他优异的意象创造力。因此，诗人一贯主张“口语是美的”，“而口语是散文的”。主张：尽可能创用口语写，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演出来，才是最理想的诗”。　　　　
　　　　1937年抗战爆发后，艾青立刻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他以自己的作品，悲愤地诉说着民族的苦难：“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同时，他也以真诚的歌喉，倾吐着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诗人把自己比拟为一只鸟，即使喉咙嘶哑，也要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大地”，即使死了，“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诗人放声赞颂那些为祖国和民族挺身而战的战士。《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都是这类诗篇的杰作。可以说，艾青自己也是一位勇敢的“吹号者”，他用诗歌吹响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斗号角。　　　　
　　　　从吹奏芦笛到吹响号角，艾青诗歌创作轨迹的演变，在中国新诗史上有重要意义。艾青的诗，与阿波里内尔、维尔哈伦等现代派诗人有密切的联系，但艾青把现代派诗歌与为民族、人民呼喊的内容结合起来，从而接通了“五四”时期《女神》等作品开启的战斗传统，又对后来的年轻诗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七月派”诗人绿原曾说：“中国的自由诗从‘五四’发源，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到30年代才由诗人艾青等人开拓成为一条壮阔的河流。”（《（白色花）序》）这样的评价是很准确的。　　　　
　　　　40年代初，艾青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在解放区的新天地里生活、创作，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诗人又积极投身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了文艺界的一些行政领导工作。但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日子，还是繁忙的行政事务中，诗人始终坚持创作不辍，甚至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下放的时日里，他的诗心也仍然在跃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诗人冤案平反，再次焕发创作青春，写作并发表了《鱼化石》等优秀作品。1979年诗人自己编定《艾青诗选》，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选收录了诗人自30年代到70年代末期的主要作品，基本反映了诗人的创作历程和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