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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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奇涵就暂且挂在了那儿，像过年时吃腻了嘴而剩下的—长条肉挂在瞻口那样挂着。
　　王儒安就在—个早上便换了人样。他去镇上，让许一龙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去浴室好好洗了—个澡，换了—套崭新挺括的青呢中山装，一副饱经风霜却又青春焕发、雄风—振的样子。
　　他的腰也忽然直了许多，只微微有点扭歪。他让人把汪奇涵让出的校长室重新粉刷了三遍，仿佛要除一除沉积千年的晦气一般。
　　然后让人将办公桌、藤椅以及墙上的奖旗、奖状之类的东西，绝对一律地恢复成他当年在位时的样子。他带着十几个学生，在校园里一遍又一遍地走，将汪奇涵留下的痕迹——擦去。他发动全体师生，花了三天时间清洗校园，就像清洗—场奇耻大辱。一时间校园里到处闪动着水桶、铁盆，到处流水哗哗，好似经了一场好太阳，那校园青春十八，呈给人—副生气勃发的样子。他召集全校师生在操场开大会，说：“从此我油麻地中学结束混乱！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放牛场。从今开始，老师好好讲课，学生好好听课，不得无故缺席。若错了，我王儒安自割脑袋！”
　　有人问他，河边那间小草房，年久失修，是否拆掉？他答：“姑且留着。”
　　这天，他走到校门口，看了看那块校牌，说：“他糟踏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手好字了。”随即让人将校牌摘下。隔了两天，他亲手写了一块。那字确实有功夫，不骄不躁，一副秀骨，却又稳重如山。我后来见过很多高手的字，但至今想起王儒安的字来，仍觉得那是一手拿得出的好字。
　　待将他的“庄园”整肃—遍之后，他有了消闲时，才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提汪奇涵的“一屁股脏屎”。他拿出一本用报纸包了封皮的本子来。那上面，是他六年的记录，记的是油麻地中学的几百笔账目。大至数百元，小至几毛钱，一笔一笔，皆记得清清楚楚。他请来县里头的、镇里头的人，并叫上汪奇涵，然后，他拿着这几乎要汪奇涵小命的本本，当着汪奇涵的面，也当着县里头镇里头人的面，一笔笔地报出来：“一九六五年春学期，你汪奇涵通知各班班主任，要每—个学生补交五角学费。这学费收上来之后，根本没有开收据给同学，且全都没有入账，留在了你处。
　　你说，这留下用做校长经费。当时初中、高中加一块，—共六百三十七个学生。其中有两个学生没交，—是初二班的董龙，二是高一班的王东辉。还有六百三十五名，每人五角，共三百一十七元五角。一九六五年七月，东边五亩地，共收干辣椒五百斤，西边四亩地，共收干辣椒三百五十五斤，合计卖得人民币一千一百二十三元。
　　入账一千一百元。其余二十三元，你说用于教师的夜餐费。但，后来这二十三元，并没有用于教师的夜餐费。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学校卖藕，镇上王副社长买藕十斤半，你让人不要收钱，说这钱由你付。但你并没有付。按当时市价，一斤藕为一角五分，十斤半藕，共—块五角七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你们家来客，你妻子从学校又称去鲜藕三斤，也—分未交，共四角五分……“
　　名牌大学出来的汪奇涵，听着这只念过三年私塾的王儒安将那长如历史的清单—一报出，早冷汗如豆，滚滚而下，嘴唇发紫又发颤。
　　王儒安却神色不变，念那清单，犹如念—道道咒语，直念到天黑也未能念完。
　　这之后，汪奇涵被隔离审查。他所能做的，就是向工作组—笔一笔地交代账目。
　　他已不是能不能调动工作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保住公职的问题。
　　大约过了半个月，汪奇涵不知是得谁的指点，突然强硬起来，对那些无法论证的账目一概不认。这不认的账目占去足有百分之八十。他对工作组说：“他王儒安栽赃陷害！”
　　工作组把情况告诉王儒安，问他：“没有旁人证明，定不了案怎么办？”
　　王儒安说：“有人证明。”
　　当天，白麻子突然出现在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他对工作组说：“王校长记的那些账目，都是实的。我当时管后勤，他汪奇涵贪污了多少公款，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工作组问白麻子：“你能证明？”
　　白麻子说：“能。”
　　白麻子这一声“能”，使汪奇涵从此进了地狱。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白麻子重新回到了油麻地中学，重新做了校工，仍然给我们敲钟、烧饭。那时，施乔纨已从油麻地中学调走快一年了，她的丈夫苏鹏在教育局里也已失势，重新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那天，白麻子—边敲钟，一边对我和马水清说：“汪奇涵这东西，苏鹏让他解雇我，他连个屁都没有放！”
　　第五节
　　汪奇涵—下子就衰老了。生活的突变，无疑是对寿命的—次骤减。从前穿着紧绷绷的中山装，现在空荡起来，颧骨高凸，嘴瘪了下去，像是在用劲吮吸果实中的浆汁，那长眉显得更长，在风中颤动，更把—番清瘦烘托出来。他差一点被开除公职，幸亏上面还有几个老同学帮他说了几句话。但调走是绝对不可能了。
　　王儒安说：“走，可以，把我油麻地中学的钱还清了。”
　　汪奇涵到处对人说：“我没有贪污这么多钱。”可那账却一笔一笔记在那儿。
　　他像—个花了钱却怎么也凑不起账来又被人逼着结账的人—样，急得满嘴起了泡。
　　最后，他认了。这样，他虽然保住了公职，但，却不能做教员了。王儒安让—位副校长通知他，他的工作是管理工具、看守厕所，由白麻子直接领导。
　　大约过了两个月，当汪奇涵稍微适应了新的处境时，王儒安又让那位副校长通知汪奇涵，让他将建在校园内的家拆迁他处。
　　汪奇涵去找王儒安，当面说了许多拆迁的难处。王儒安说：“老汪呀，你自己想想吧，把一幢私人的房子建在这公家的地上，合适吗？”
　　王儒安完全是有理由的，而汪奇涵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汪奇涵低着头，从王儒安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走回家。
　　晚上，他对妻子说：“得拆房子。”妻子先是愣着，接着转过身去，掩面哭起来。几个孩子并未领会事情有多么严重，只觉得妈妈哭了，那一定是件悲伤的事情，也跟着哭起来。汪奇涵说：“这房子是盖得不对。”妻子说：“拆了，这一家人住哪儿？拆了，就一堆碎砖烂瓦，一钱也不值了。家里的钱，都退赔了，还不够呢，就是搭—个草棚子，也得有笔钱。到哪儿去弄钱呀？”汪奇涵就发呆。
　　事情拖了个把月，汪奇涵再一次找王儒安说：“能不能这样？这房子就别拆了，作价卖给学校吧，我也好把钱都还上。”
　　王儒安说：“这恐怕不行吧？校园里盖的都是公房，而你盖的是私房，格局是全不一样的。做教室行吗？不行。做宿舍行吗？不行。做办公室行吗？更不行。学校要下了，也没用处。老汪呀，还望你考虑学校的难处。”
　　汪奇涵—句话也就说，就走回了家。
　　拆房那天，汪奇涵也没惊动学校，只是找了他的几个堂兄和妻子的两个弟弟，还有两个泥瓦匠。
　　那天早上起来，我站在宿舍门口刷牙时，抬头看见校园东南角那幢房子的房顶上爬上了两个人。当时天气晴朗，这两个人坐在屋脊上，形象很鲜明。后来，他们站了起来，像走在山的脊梁上那样走在屋脊上。再后来，他们又蹲下了，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这时，我看见汪奇涵站到了屋檐下，朝他们无奈地挥了挥手。因为离得远，我没有听见他朝房顶上的人说了些什么，但我从手势里看出，他似乎在说：“动手吧！动手吧！”那两个人又犹豫了一阵，开始揭瓦了。我用脖子上的毛巾抹去嘴角的牙膏沫，返身回到宿舍，对正照镜子的马水清说：“汪校长家拆房子了。”
　　他没有抬头，依然照镜子。谢百三听罢，跑到门口往那边望，一大清早的，额上无缘无故地出来了许多汗。
　　坐在教室里上课时，我就再也看不见拆房子的情景了。但那幢房子离教室并不远，隐隐约约地能听见说话声：“接住。”
　　“往哪儿摞？”“先摞在地头上吧。”不时地，还听见瓦片掉在地上发出的破碎声。每一阵破碎声之后，总有片刻的沉静。我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耳朵静静地捕捉着那些穿过清澈的空气而传过来的声音。我很想听见汪奇涵的声音，可是他总哑默着。他们家的人也都哑默着，像林子间的一口池塘。
　　下课后，走廊里站满了人，都朝那边无声地望。那时，已揭去许多瓦块了，房顶成了个丑陋的癞痢头。那房顶原先是很漂亮的，盖的不是那种称作“洋瓦”的方块大瓦，而是半圆形的中国传统小瓦。盖好后，房上一垅—沟，一起—伏，像—湖被风晃动起来的水波。下大雨时，我们常在廊下看那雨泻在屋顶上的样子：一屋顶的雨烟，淡淡的，乳白色的，像早春三月清晨的薄雾，又像是—个人在冬日里长跑之后，站在那儿冒热气。雨汇到那一条条瓦沟里，形成—道道细流，从上而下，急急地流泻，如无数条银蛇在草丛里游动，到了檐口，折成直线，织成一屏水帘，若风大—些，这水帘还会飘动起来。这屋子，不仅在雨中，即便在日光里，在晨曦与暮霭中，都能与这洋洋大观的红瓦房与黑瓦房相映成辉，都能成为这偌大校园中的一个景观。
　　乔桉在人群里问：“是谁将那母女俩请回来的？”
　　有很多目光转过来，朝我，朝马水清、谢百三等人看。
　　上课的钟声敲响之后，大家都回头看了一眼那房子，便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
　　我没有进，马水清靠在廊柱上，也没有进。我走向他，小声说：“别上课了。”他没说话，走在我前面，朝那房子走去。
　　我们看到了汪奇涵。他正弯腰在地上捡瓦。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往远处的地头搬瓦，满手满脸沾满灰尘，最小的—个孩子，像个小鬼。汪奇涵听见了脚步声，站了起来，“林冰，马水清……”我们看到他黑糊糊的脸上，有一道不知被什么东西划下的伤痕。他用手做了一个手势，对我们说：“灰大，别站在这儿！”
　　我们没有动。
　　他用两只黑手指推了—下眼镜，问：“你们找我有事吗？”
　　我们没吭声，就过去搬瓦他说：“你们有课呢！”
　　我们不吭声，搬了瓦就随他的孩子一起往地头走。
　　课正上着，谢百三又带了五六个人来。
　　汪奇涵拍了拍手上的黑灰：“你们都有课呢！”
　　大家都不吭声。于是，田野的小路上，就有了—个长长的搬瓦队伍。大家间隔着站开，把瓦一片一片传送到地头。我们尽量小心翼翼地。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将那些瓦全部无损地保全，它们在各个环节上受损，运到地头的好瓦，也就只有—半的光景。
　　汪奇涵走到—边去，用几块砖头架起一只铁锅，然后就用屋上拆下来的芦席烧水。火熄灭了，他就低下头去用嘴吹风；当火突然呼地—下腾起时，他就会向后一仰，将上身抻直，火光就把他的脸膛染得红红的，很健康的样子。水烧开了，他在露天的桌子上摆下十几只白碗，往里面倒上开水，然后让大家都停下来喝。大家不停手，他就不停地说：“水凉了，水凉了……”大家就停住走来，一人端了一只碗。
　　于是，天空下就响起一片咕噜声。喝完了，那白碗—个个再摆回来时，就都烙了黑指印。汪奇涵就坐在凳子上歇着，点了支烟，面对着那十几只空碗，像—个疲倦的过客，临时坐在路边的树桩上小憩。
　　到了下午，屋顶就全都揭开了，房子就剩下了四堵墙，—派大放光明的样子。
　　四点钟时，天下起雨来。汪奇涵的妻子就招呼大家赶紧进屋子躲雨。所谓的屋子，就是在校园外的路边上搭起的一个小草棚，里面黑洞洞的，进去时得弯腰。我们看了看那草棚，见里面摆了那么多家具，又进了不少人，就不肯进去，躲到了几棵大树下。我们贴着树干站着，像量身高似的。雨很凶狂，从天边漫过来，打得满世界生烟。远处，—个放鸭的披了蓑衣，在撵着追赶雨点而跑得四野皆是的鸭子。
　　—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得到了一种痛快，居然不去躲雨，连人带牛立在大雨里。那四堵墙在这大雨里就显出一番悲凉来。拆顶之后，它们都显高了，也显瘦了。
　　那雨就无遮无挡地倾泻那四堵墙围成的方框之中。这即将消失的四堵裸墙，就像从前的年代里留下来的—份陈迹。汪奇涵不知要干什么，撑了一把破旧的黑布伞，沿了泥泞的小径，朝那四堵墙走去。我们看到他进门去了，过了—会儿，又走出来，然后朝这堵墙望着，一直望到雨过天晴。
　　傍晚，我们几个在往宿舍走的路上遇到了王儒安。他见我们—个个赃如泥丸，问：“你们干吗去啦？”
　　我说：“帮汪校长拆房子。”
　　他停了片刻，点了点头，说：“这是应该的。明天，你们几个再吃点苦吧，我再派十几个人去。”说完，他就朝办公室方向走去。
　　他的腰依然有点错位，但错开后的上身挺得却是笔直的。步履也很从容。那一顷刻，我心中忽起了—个疑问：他从前那种痛苦的呻吟，是不是过于夸张了？
　　第六节
　　汪奇涵没有盖房。因为王儒安让白麻子找来两个泥瓦匠，将两间教师宿舍打通，暂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业业地管着两个厕所、一堆工具和许多杂务。过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来。他不怎么觉得自己痛苦，也无甚压抑，更无矫饰的惆怅。他变得淡泊了、平和了，也变得真诚了，心胸开朗如秋天收获之后的平畴，仿佛将世界上的事情都经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大题目，觉得用不着拿太多心思与精力去在这个世界里折腾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乐地看着学生们种菜、栽树，看着他们将池塘中的鱼网上来。他还参与这一切。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