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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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讲俄国有一个大作家，叫契诃夫，写了《变色龙》《套中人》等好些小说，讲许多典故，学生们都很爱听。香烟夹在他的手指缝里，燃烧着，袅袅地升起淡蓝的烟，把手指熏得焦黄，像个放爆竹的走了火，染了—指黄炸药。
　　对我，汪奇涵从未当面说过一句夸赞的话。几年之后，我在与油麻地镇医院的一个医生闲聊时，说起了汪奇涵。他告诉我说，一次汪奇涵来医院请陶国志拔牙，对陶国志说：“老陶，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跟你说几句远话，那个小林冰，日后若得天时地利人和，前途不可小看。反正，这油麻地小镇，是容不下他的。我还真得感谢汤文甫。要不，我怕是要铸下一生中—个大错了……”
　　王儒安与汪奇涵一直没有太多的言谈，路上碰到时，他给汪奇涵一支烟，或他接汪奇涵一支烟。如果站在荷塘边，王儒安会说：“今年藕长得不错。”汪奇涵就说：“哎，长得不错。”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头，王儒安会说：“辣椒瘦了点。”
　　汪奇涵说：“该上肥了。”
　　王儒安依然留下了那母女俩。她们在食堂择菜，饲养学校的几头猪，抬了水给辣椒、茄子浇水……仿佛油麻地中学不是个学校，而是—个庄户人家。母女俩很朴素，很安分，也很健康。我高中快毕业时，王儒安居然当了新郎官。镇上的人就问：“是跟老的还是跟小的？”我也没搞清楚，就永远地离开了油麻地中学。
　　后来，县里曾几次调王儒安去县教育局工作，都被他断然回绝了。
　　一九七八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油麻地中学有五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居然有—个学生考上了清华，还有—个考上了北大，并且考到了我的中文系。
　　就那么—个农村中学！这事几乎惊动了全省。但，王儒安并没有看到这—切，就在那年的高考结束后，他去世了，得的是心脏病，走时没有一点痛苦，享年六十六岁。
　　第四节
　　当时全县的学校都在做一件事情：精简人员。
　　白麻子害怕起来了，一下子变得对我很亲热。只要一见到我，就笑嘻嘻的。
　　那天中午，我在棚子下吃饭，白麻子走过来，“林冰，你来一下。”见我把饭盒摆在桌上，又补充了一句，“把饭盒带上。”
　　我拿着饭盒跟他走进食堂。
　　他揭开盆盖，然后用长柄铁勺舀了一灼红烧肉倒进我的饭盒。
　　白麻子烧的红烧肉是很地道的。即使今天，我的记忆里还飘散着那种味道。
　　我扣上盒盖，赶紧走出了食堂。
　　从此以后，我总能不断地从白麻子那里弄到好吃的。
　　一开始，我还有点“硬骨头”的样子，脖子梗梗的。但白麻子不管，执意要向我表示亲热。加之那些美味挡不住的诱惑，我便不卑不亢地接受了他的亲热。
　　我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默契，进行着—种无声的交易。但双方在给予和接受时，又都故意忘却了它的背景，而竭力做出很自然的样子，似乎想使对方感觉到，这一切皆是没有什么原因的。我们把“交易”几乎抹得—丝不剩，我甚至常到食堂来与他聊天。我好像真的忘记了一切，我什么也没看见。
　　马水清用手掐了一下我的腮帮子，“白麻子想把女柳嫁给你。”
　　我踢了马水清一脚，但没踢着。
　　施乔纨对我也好起来。她扮演的是—个母亲的形象，—个圣洁的、温柔而又慈爱的母亲。她总叫我“小林冰”。这“小”
　　字，一下子把她与我的位置都标了出来：她是给予爱抚的，而我是接受爱抚的。她或是用疼爱而又嗔怪的样子说：“膝盖都磨破了，还去打篮球！”或是板着脸却在目光里透出一丝温暖，‘你这孩子太不讲卫生，把萝卜在袖子上擦擦就吃下去了，就不怕肚里生虫子？“有一回，她甚至用手抚摩了一下我的脑袋。这—抚摩，就永远把我固定在了”小孩“的位置上。
　　夏天到了，我们都脱去了长裤和长袖衫，身体自由多了，总想蹦踺。白天长了，又总有许多时间玩耍。然而油麻地中学除了树荫下几张水泥乒乓球桌（已缺角），就那么一块篮球场。那时节，我们总喜爱那些肉体相触相撞扭打在—起的活动，喜爱弄得满身泥灰，喜爱将对方挠破或被对方挠破，喜爱被人绊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直哼哼，喜爱集体性的争斗，喜爱—伙人与另—伙人打得头破血流。
　　因此，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喜欢打篮球。我、马水清、刘汉林总喜欢分在一边。
　　我从小就很机灵（有人说我是“灵雀子”），身体极轻巧灵便，善于突破、躲避和隐藏（有人叫我“猴子”）。我最得意的—招，是我能在急速的奔跑中突然刹住脚步。我深知自己这一能力的妙处，因此经常去捉弄些个头高大、身体笨重的同学。我去撩逗他们，直把他们撩逗急了，要抓住我揍一顿。我奔跑开去，他们就在后面穷追。我并不把他们落下很远。我不停地躲闪，只是让他们的手稍微碰到我一下，却总逮不住我。等折腾了几个来回，我笔直地跑去，并越跑越快。
　　我要把他们的奔跑惯性拉到最大的限度。这时，我直朝一棵大树跑去。当我离树只有一尺远时，我突然—闪，改变了奔跑方向，而迫我的人却一头撞在树上，跌坐在地上。要不，我直朝一条小渠跑去。当我到达渠边时，突然—闪，改变奔跑方向，沿着渠边跑开了，而追我的人却扑通跌进了水渠里。这一招，我在篮球场上经常使用，并且总是连连得手。
　　马水清打球的样子极难看，张牙舞爪，运球走动时，像头跛脚牛一颠一颠的，但他的倒手勾球却使人防不胜防。刘汉林的“端大便桶”自然是—绝。我们三个非常善于打小配合，因此，我们是油麻地中学篮球场上的一景。我们几个便越发地喜爱打篮球。逮到机会，就抱—只瘪瘪的蓝球往球场跑。如果没有课，能玩到天黑见不着人影，光凭球过来的“嗖嗖”声去判断球的位置，去枪球、运球、投球。我不止一次判断失误，被球砸中脑门，满眼金星地摔在地上，手—摸，鼻子底下湿乎乎的——流血了。
　　这天中午，我、马水清和刘汉林，加上另外两个同学，与初三的几个同学约好，下午两节课后要与他们比赛。由于渴望那时刻的到来，下午听课我就没有听进去—句，我们几个都眼巴巴地等下课。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课，我抱了篮球第一个冲出教室。
　　但球场上已有人：初一（二）班在加上体肓课。体育老师不在，他们自己就把体育课变成了打篮球。
　　我们只好站在球场外面，不时地进行一些小小的捣乱。比如球滚来了，我就一脚将它踢到了远处的麦地里。
　　在等待期间，我不时用眼睛瞟—下球场上的杜高阳。
　　杜高阳是镇长杜长明的儿子。我很讨厌他那一副高人—等、盛气凌人的样子。
　　马水清说我是吃醋。因为同学间早有传闻，说陶卉大了，是要嫁给镇长家做儿媳的，两家的大人是都已说好了的。那天晚上在镇上熟食铺吃猪头肉，马水清又闹我，邻桌就有—个喝酒的说：“陶矮子（陶卉的父亲）到底要把闺女给谁呀？
　　不是说了给杜镇长家的吗？“但我心里并不承认我仅仅是因为这—传闻才讨厌杜高阳的。
　　场上的这帮贱骨头，拿到球总是讨好地扔给杜高阳。他就越发地高傲和潇洒起来，几次到篮下，高高地跃起，手这么轻轻—磕，就把球很准确也很漂亮地投进字篮筐里。
　　我瞧见，球场边上，陶卉和夏莲香正互相搂着肩在看着。
　　我对马水清说：“我们还打不打篮球了？”
　　篮球正巧滚过来，马水清把它抱起来，“我们要比赛！”
　　杜高阳过来了，“这我们不管。我们在上体育课。要等下课铃向，才能把球场让给你们！”
　　他们的—个人像个贼，从马水清身后突然冲上来，—下子把马水清手中的球夺了去。
　　我坐在我们的篮球上等了一会儿，把球给了刘汉林，说：“我要让这鬼体育课早点结束！”说完，我—声不响地跑向食堂。
　　那钟悬吊在一棵杨树上。
　　刘汉林抱着球跟过来了，问：“你要干什么？”
　　“没到下课时间，白麻子是不会让你敲的。”
　　“他不敢！我想敲就能敲！”我解开绳子，“当当当”把钟敲响了。
　　白麻子闻声从食堂跑出来，“林冰，你干什么？”
　　我不理他，只管敲，直到我认为敲得已经足够了，才扔掉绳子。
　　白麻子说：“林冰你真胡来！”
　　我拉了刘汉林就跑。
　　那边，马水清等人趁杜高阳他们听到钟声直发愣的时候，呼啦—起跑进了球场，“已经下体育课了，你们滚吧！”
　　我和刘汉林跑到球场时，正是杜高阳要去责问白麻子的时候。
　　杜高阳再也没有返回球场。白麻子说钟是他敲的，他把时间看错了。
　　第一节
　　严格来说，艾雯本不属于油麻地中学，亦不属于这个时代，甚至也可以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她就是来了，来到油麻地中学，做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
　　那是在我刚读高二的时候。
　　在这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油麻地中学托那个时代的福，居然很兴旺了一阵。
　　这个偏远的农村中学，竟然一下子接纳了五六位从城里下放来的中学教员，其中甚至还有几位是名牌中学的名牌教员。这些教员讲课各显风采，堪称—绝。
　　比如说戴希民。昆山人，矮个，长脸，光光的大脑门，说话慢条斯理，讲课时，十指轻按在讲台上，掌心优雅悬起，一动不动。讲历史，从秦皇汉武，一直讲到共和国红旗漫卷，神色始终如一，不要讲稿，不打—个磕巴，不说一句车轱辘话，一堂课下来，全体长嘘—声。而他不等嘘声完毕，已将双手插入裤兜，绝不回首，挺胸而去。
　　再比如说范建业。常熟人，胖而白，两眼垂了两个沉甸甸的目隙，像水泡泡，肉鼻子，大嘴，讲数学，不在黑板上多写—个字，也不在嘴中多吐—个字。那—脸自信的神色在说：我老范讲数学，绝不重复，因为用不着重复。与下课钟声同时，是他手中的—个粉笔头，垂直、干脆地落进粉笔盒中。他活生生地让我们领略到：大千世界，万物峥嵘，数乃最美。
　　这些人构成了油麻地中学最辉煌的—段历史，他们后来的离去，使油麻地中学顿失灵性，从此—蹶不振。但，对于我来说，我永不能忘，也永不敢忘的老师是艾雯。日后，我投身于文学，与她的启蒙密切相关。我的审美趣味，我的种种行为原则与做人的风格，也都有着她的影子。她将以她高而瘦弱的身影伴随着我，—直到我终了。她于我而言，我只能使用一个词—永在。
　　艾雯是王儒安亲自接来的（王儒安爱才如命）。
　　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正在廊下慵懒地接受秋阳的照晒，艾雯出现在白杨夹道的那头。飘飘地，她就走过来了。瘦而高，轻飘如纸，单薄如篾，让人心里说：一阵风来，莫不要把她刮跑了！她的脸太长，中间又凹进去，突出个额头与下巴来。背略驼，两肩一高—低，身体就显得有点倾斜。我想起了我家中一只被鹰打伤了左翅的鸽子在大风中斜斜飞行的样子，想起了河边一架被大风折断—叶大篷的风车。飘飘地，她走近了。她的头发剪得过分短了一些，脸色有点苍白，眼窝四周是淡淡的黑晕。她的脖子上系了一条轻柔的纯白纱巾。她飘飘地走过去了。我们转动着脖子，看到那条纱巾在她的脑后长长地飘动着，像行云的尾巴。夏莲香伏在陶卉的肩头上，小声说了一句：“这个老师长得真丑！”
　　艾雯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听说，她周围的秀才们曾给她起过—个绰号，叫“可耕田”。那时全民正学习毛泽东诗词，此语自然出自“桃花源里可耕田”。用何耕田？犁。艾雯的脸两头翘而如犁铧。我们在听到这个绰号时，再看艾雯的脸，就觉得那个给她起绰号的人很促狭。
　　邵其平—直做我们的语文老师与班主任。艾雯—来，他就去了初中部，原先的角色让给了艾雯。艾雯到油麻地中学休息了两三日，王儒安领着她走进了我们教室。
　　王儒安向我们介绍了艾雯，说艾雯是复旦大学一个才女。王儒安走后，她便走上讲台来。她朝我们看了看，目光很柔和，柔和里又有些生疏和慌乱。
　　她把语文书放在讲台一角，直到下课铃响之前，未再动它—下。
　　“什么叫‘语文’？”她的声音很柔弱。她没有力气。但—开始，就把人抓住了。我们学了十年语文，可从未想过，也没听—个老师讲过何为“语文”。她也没打算要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目中无人的样子，一字一句地讲下去。她身后的黑板始终干干净净，黑亮黑亮地衬着她，没有落下—个粉笔字。她把话题—层一层地讲开来。最后讲到文章上。她说：“人都应该能写文章，最好是写一手好文章。日后，无论走到哪儿，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要有这个最起码的功夫。”她向我们讲了世界上几个大数学家，说他们的数学论文写得有多好，还很流利地向我们背诵了几段。
　　她走出教室后，我只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学过语文，心里感到寒酸得不行。
　　过了两周，艾雯将我们写的两篇作文——改完，又上作文课时，她没有再让我们写作文，而是把作文簿抱到教室里，专花—节课来讲评作文。讲到快要结束时，她从—堆作文里抽出一本来说：“我们班，林冰的作文写得最不好。”
　　全班同学就都掉过头来看我。
　　—下课，乔桉就吹笛子，吹得神采飞扬。
　　我偶然—瞥，见到陶卉正把那对眼睛藏在夏莲香身后看我。
　　我立即想到大串联时，她在江轮上对我的作文所做的由衷的赞美。于是，我觉得她的目光里满含疑惑。那是—种自以为看到了宝玉却被—个识得宝玉的鉴赏家揭穿其为陋石之后的疑惑。我觉得大家都在悄悄地看我。我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