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一起私奔-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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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送抱的罗燕并不是第一个被好莱坞利用的华人靓女。此前，陈冲、邬君梅已早于罗燕在这片梦幻的土地上打拼出一片小天地，可惜扮演的好角色实在太少。这不怪她们，入人家的乡就要随人家的俗，事实上，在好莱坞眼里中国人本来就没什么好形象。去年，我曾与一位美国金领交谈，询问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的形象。他在片刻犹豫之后，很坦率地说，狡猾、奸诈。让他再具体点，他举了“有武功的打手、走私犯、皮条客”等。在此我不想去评论什么，只想由《庭院里的女人》再说到另外两部在美国颇有市场的华人电影：成龙的《上海正午》和李安的《卧虎藏龙》。在我看来，这三部电影恰好构成好莱坞的东方三叹。　　成龙的《上海正午》似乎摸到了东西文化冲突的皮毛，同是江湖中人，中国的武士是对昏庸皇帝充满愚忠的走狗，而美国西部牛仔则是崇尚自由人生的斗士。佩佩公主被骗到美国沦为奴隶，但她宁愿坚持留在这里“可以做更多的事”，也不愿回到中国做公主，这使人不禁想到流落美国的中国某著名歌星的名言：“我宁愿在美国扫大街也不愿回国当歌星。”　　“三叹”中李安的《卧虎藏龙》表现得最为含蓄，艺术技巧也最高。全部的华人演绎阵容，古代的题材，梦幻般的故事，高深莫测的老庄哲学，使其具有特别的魅力。片中的主要人物或中毒或舍身跳崖，虽死得极具光彩，终归是无法自救也无法救人，博大古老的中国文化到底只是空花泡影。《卧虎藏龙》全部由华人演绎，一点不涉及洋人，但那诠释的目光明显是西方人的（李安当初的想法就很明确，就是拍给美国人看的，所以被国人诟病的诸多毛病他都心知肚明）。　　《庭院里的女人》制作精良，可谓“名堂”多多（名著、明星、名导、名胜、名发行等），虽然由于天时地利的原因，它没能产生比预期更大的效益，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典型好莱坞模范宣传电影。美国的传教士不仅为古老愚昧的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与文明，还为庭院里闺中寂寞的大家太太带来铭心刻骨的爱情，更以自己的舍身救难、牺牲生命，树立了救世主的楷模。影片安排了冲出封建家庭的年轻男女当了新四军归来，号称是第一次在美国的主流电影里出现了中共的正面形象，明眼人都清楚，这是别有用心的噱头。　　《上海正午》赞美的是美国才是人间乐土，《卧虎藏龙》是中国文明的一曲优美好看的挽歌，《庭院里的女人》则是挽救沉沦东方的一抹曙光。后一部影片的结尾颇具深意，镜头扶摇直上，庭院里的女人和当了新四军的男女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镜头越摇越高，仿佛是上帝在俯视，那是不死的美国传教士的在天之灵。


第四部分第78节　都是译名惹的乱

　　好的电影译名总能让人过目难忘，唤起观众强烈的观赏欲。大概在十多年前我读到大作家纳博科夫的惊世之作《洛丽塔》，几年后又看到根据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影片，电影是台湾人的译名，叫《一树梨花压海棠》，这个译名可以说令人喜出望外，它远比《洛丽塔》（Lolita）的原名要传神得多。小说描绘的是老鳏夫亨伯特爱上自己年仅13岁的继女洛丽塔的畸恋故事，小说译本的副题就叫“鳏夫忏悔录”，而写在封面的广告词也是“异乡变态情”等诱惑字样。包括大导演库布里克在内，都对这部小说情有独钟，英美影坛多次将其搬上银幕，名字都老老实实地维持了原名。　　在我看来，“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名堪称惊艳，它出自宋代词人张先和苏轼的一则文坛趣话，张先在80岁时娶了18岁的女子为妾，好友苏轼做一首贺诗调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这最后一句寓意老夫配少妻、白发对红颜，有一种情色的艳丽和含蓄，放在这个惊世骇俗的畸恋故事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这种把外国电影的内涵与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紧密结合的精彩译名还有不少，比如美国电影《滑铁卢桥》翻译为《魂断蓝桥》，《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翻译成《巫山云》，《邦妮与克莱德》译为《雌雄大盗》，《吕蓓卡》译为《蝴蝶梦》，《幽灵》译为《人鬼情未了》等等。　　我以为，上述译名真正做到了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至高境界。　　一般说来，外国电影的原名多比较老实，甚至有些偷懒的嫌疑，他们喜欢把影片的主人公或影片中心背景和地名作为片名，传记就不用说了，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也是如此，比如上面提到的《洛丽塔》、《吕蓓卡》，以及《亨利与琼》、《安妮•；霍尔》、《桂河桥》、《唐人街》等等。这既局限了翻译思路，又为翻译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在我狭隘的观影体味中，我还是喜欢那些有出位发挥的译名，当然出彩总是难得的。香港的译名往往出位得不着边际，有不少“豪情”、“盖天”、“雄风”、“纵横”一类不知所云的雷同译名。但他们注重译名与内容的神合及吸引观众还是值得内地同仁借鉴。我想，原名朦胧的《涉过愤怒的河》不如译为《追捕》更简洁达意，而将《钢琴课》译为《钢琴别恋》，将《蓝天》译为《芳心的放纵》，将《撞车》译为《欲望号街车》，将《人民抗拒拉里•；弗林特》译为《性书大亨》，将《陆军野战医院》译为《风流军医俏护士》，前者的老实古板肯定不如后者的灵活生动更吸引观众眼球，事实上，这些译名比原名还要准确传神。　　“信、达、雅”是要求翻译不仅要准确，还要条理顺通，最好再有些文采，然而，现在内地的电影译名很少有简洁生动让人过目难忘的，更何谈“惊艳”。有的翻译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达”而“达”，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新作《对她说》，现正在风靡国际，海外的这个译名准确简洁而上口，为国内广大传媒所采用，而我们一家国家级的电影刊物却非把它改译为《轻轻地对她诉说》，这个译名显然拖泥带水，不好记更不好口耳相传。　　不考虑观众，不考虑市场，置公众的习惯于不顾，这是当前电影译名的一种通病。最新进口的美国大片《我知道你是谁》刚刚上映，深圳两大院线的各大影院就不断接到观众对影片的电话询问，问题都很简单，是求证这部影片是否港台翻译的《猫鼠游戏》和《逍遥法外》，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部影片早已在港台上映，海内外媒体也早就炒得沸沸扬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样一部影迷和观众都耳熟能详的片名，我们要上映却偏偏改成既不传神也不易记的《我知道你是谁》。据说，有关人士定了此名后又忽然有些后悔，因为即使是直译《有本事来抓我》也比现在的名字吸引人，但迫于当时译制工作已结束，片名难以更改，只好硬充着上市了。其实，对中影译名的不满早就见怪不惊了，现正在全国上映的大片《当树枝折断时》，多被误以为是一部亲情文艺片，而这部原名为《第七只断手》的影片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惊险悬疑片。前年火爆全球的歌舞大片《红磨坊》，引进后被武断地改为《梦断花都》，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觉得一头雾水，广东的不少影迷甚至以为是一部表现广州地区花都市的国产片。早有专业人士指出，《红磨坊》在世界各地公映已久并具广泛影响，尤其在华人地区已有现成译名，改成《梦断花都》是对已有片名这一无形资产的极大浪费，既严重阻碍了影片的发行又留下了弄巧成拙的诟病。与《梦断花都》同样可笑的译名还有，前年被海内外媒体广译为《兵临城下》的欧洲投资最大的战争影片，引进后却被确定为《决战中的较量》，既不准确又不上口，还误导观众，害得不少人错以为是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纪录片。　　作家董桥在谈到翻译时曾有精彩论述，他说：“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我们当前的电影译名当然还没有糟糕到“亵渎”的程度，但与“信、达、雅”的境界还有不少距离，董桥的话值得所有搞电影翻译的人自戒。


第四部分第79节　英雄末路

《女足九号》海报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直是我们赞颂的情怀，而生活的现实是，并不因你是“暮年”的“烈士”而对你有所垂顾与偏爱，不管你有多大的名头，仅有壮心是远远不够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我们现实的周围，因一失足而坏了“一世英名”而成“千古恨”的老英雄不乏其例。　　著名老导演谢晋的新片《女足九号》，让我们不无伤感地再次领略了一回“英雄末路”的悲哀。这部号称献给“三八”妇女节的电影已经亮相了，在片子公映之前，谢导曾在各种场合表示，终于了却了自己对贺龙元帅的一桩夙愿。四十年前，当谢晋成功地导演了《女篮五号》时，得到贺龙的称赞，据说当时主管体育的贺老总热切希望谢晋能再拍一部反映中国足球的影片。　　我们无法确知，贺老总当时的真实意图，但他的一番话成了谢晋萦怀的心事。作为一代大导演，他当然清楚，电影是一门十分复杂的综合艺术，不是一个念头就能敷衍而成的，何况中国足球运动乏善可陈。几十年斗转星移，中国男足始终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而中国女足竟异军突起，屡次叱咤绿茵场，在世界杯赛上勇夺亚军，这让谢导激动不已，再次重燃创作欲望。然而，今天已不是四十年前，谢导也不是当年的谢导，剧本的先天缺陷难以克服，拍片资金捉襟见肘，77岁的老英雄却偏不信邪、不服老，事必躬亲，要以女足的悲壮拍出影片的悲壮。　　遗憾的是，悲壮的英雄情结并不能保证拍出悲壮的电影。市场无情，艺术规律无情，观众没能认可这部思想观念缺乏新意、拍摄方法陈旧老套，人物情节单薄的作品。当我硬着头皮看罢影片，走出影院，心里十分酸楚，不是为影片的内容，而是为具有“一世英名”的谢导的英雄末路。　　《女足九号》的缘起根本就是一种“意气用事”。在缺乏鲜活的形象和生动的故事的基础上闭门造车，剧本就犹如一锅夹生饭，编剧在半年间虽经八次修改，仍难改变“没戏”的困境，谢晋对剧本没有突破性进展也一直不满和忧虑。曾饱受“主题先行”之害的老英雄竟也不能免“紧跟形势”之俗，为向“奥运会”献礼，在剧本尚不成熟时便匆匆开机，边拍边改，落得个遗憾重重、费力不讨好。　　谢导曾鼓励编剧说：“你们写出八十分的剧本，我就能拍出九十分的电影。”这话以他老人家的功力没人不信，但想当年他的过关斩将之作哪个不是有极好的剧本基础，《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都是改编自获过全国大奖的小说，《鸦片战争》由几位全国一流编剧联手加盟，且还改了十稿才开机。一剧之本是好电影的基础，谢导应最清楚，怎能在剧本尚不及格时就草率上马呢？当然，《女足九号》的问题不只是剧本，还有演绎观念、拍摄手法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而最大的症结是激情、概念与艺术科学的关系错位。　　谢导说，他为这部片子准备了近三十年，我们相信他的真诚，但这与其说是准备，不如说是精神负担、任务情结。当年贺龙元帅对《女篮五号》的称赞与对他新作的期望，使他从此情系不下，直近耄耋更觉紧迫，中国女足的世界扬威使他看到了还愿的契机。　　谢导在烈士暮年时“壮怀激烈”地再拍《女足九号》，这使我想到了另一位戏剧大师的相似命运。也是20世纪50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曾建议曹禺写一出王昭君的戏。与谢晋一样，曹禺老从此心系昭君，经过了各种“运动”以及“十年浩劫”的凄风苦雨，凡三十余年，终于熬出了话剧《王昭君》。该戏的剧本最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当时曾作为重要文化新闻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出于对曾写出《雷雨》、《日出》、《北京人》等话剧杰作的曹禺大师的信任，我曾多方找人买到剧本，但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与他曾写出的众多剧作相比，这部话剧的拙劣简直如同一部冒名顶替的伪作。后来，我最崇敬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其搬上舞台，尽管表演者均是话剧界的大腕，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谁也改变不了剧本本身的人物干瘪、主题先行、图解概念的缺陷，这样一个《王昭君》，广大观众也无法认同和买账，它成为“英雄一世”的戏剧大师曹禺的终身憾事。　　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违反规律与科学，试图以意气和激情的概念去代替鲜活的形象，即使是大师也难保一世英名。


第四部分第80节　让所有人满意是危险的

　　从《渴望》以降的创作历史已经证明，郑晓龙是努力迎合大众趣味的高手，他煽情的才气与聪明使张艺谋、陈凯歌们无法望其项背。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看了《刮痧》而不动情是难以想像的，在赚取观众眼泪方面，郑晓龙堪称导演楷模。　　《刮痧》的灵感来自于新闻事件，聪明的郑导发现了故事本身蕴涵的极其丰富的文化含量，比如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文化的冲撞、文化的沟通以及文化的理解问题，按理说，提出已经很有价值，叙述出来便已成功了一半。但郑晓龙太依赖于自己媚俗的创作经验，剧本几易其稿，编剧不断加人，留学编辑加大陆作家，再加香港和美国好莱坞各一资深编剧，郑导本意无疑是为了使剧本准确完美，但寻求完美的结果必然是走向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媚俗化，结果不幸地沦入中国式的文化赞美加好莱坞的叙事模式和双方共同接受的大团圆的俗套，一个充满沉重文化含量的好故事就这样被媚俗消解了。　　《刮痧》的编剧之一王小平女士透露，电影本来拍了两个结尾，另外一个没用上的是悲剧性结尾，许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