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智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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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指标是政府效率，其中包括腐败指数、官僚主义、税收强制性和政府公务员与人均GDP的比例。在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干预少的情况下，政府的工作效率一般会较高，官僚主义的行为减少，腐败行为较少发生。而政府的干预过多不仅会使政府工作效率低，而且会因为官员的权力过多，更容易为自己“设租”向民众勒索贿赂，使贪污腐败盛行。按传统观点认为，高薪能够养廉，史莱夫等人的研究表明则并不如此。因为，在腐败程度较高的政府中，贪得无厌的政府官员一方面会采取种种方式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又会收取巨额贿赂。因此，较低的政府工资水平是好政府的重要标志。　　　　
　　　　第三类指标是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学校教育、识字率、婴儿成活率、基础设施质量等。对公共产品来说，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投资。由于公共产品不适合于完全由私人部门提供，因此，政府对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数量不仅决定了社会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也显示了一个政府质量的好坏。　　　　
　　　　第四类指标公共部门的规模，包括转移支付、政府补贴、政府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国有企业的规模，公共部门的雇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等。史莱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一个好的政府其规模较大、腐败水平较低、民主程度较高，并能提供更充足的公共产品。这是因为，在政府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就会高，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也就会更加严密。这不仅会使贪污腐败减少，也表明纳税人自愿为政府作为支付高税收及民众对政府的拥护。这种观点自然与以往所主张的“小政府大市场”观点相去甚远。　　　　
　　　　第五类指标是政治自由，其中包括民主指标和政治权力指标。对于民主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与作用，哈耶克主张是正向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巴罗则主张是反向的（即过量的民主只会使政府陷于收入再分配的陷阱），史莱夫等人的报告则表明，从长期来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是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因为，政治上的自由与民主，一方面可以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与监督，从而减少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政府利用其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的进步。　　　　
　　　　以上仅是政府好坏的内在因素，但是任何一件事物形成与发展不仅在于它的内在因素，也在于它的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史莱夫的报告也研究了政府质量的外生变量。为了解释外生变量，史莱夫把政府形成的理论归纳为3种制度形成理论：即制度的经济理论、制度的政治理论和制度的文化理论。　　　　
　　　　制度的经济理论主张制度安排的作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社会的分工与合作，推动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当制度创新的社会收益超过社会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反之则反是。比如，如果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的社会收益高于社会成本时，政府就有动力来提供这样的制度安排。而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自然会减少政府对私人经济干预与管制，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质量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质量也就越高。　　　　
　　　　制度的政治理论主张，制度和政策是为那些当权者保持权力和积累财富服务的。也就是说，制度安排是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反复博弈的结果，每一次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都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都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来维持或取消某种制度安排。这也使得效率低下的制度得以存在。因此，一个社会内部利益分化的程度越深，其潜在的社会冲突就越大，政府就可能干预限制公民的政治自由并减少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的工作效率就越低。而社会利益的分化与社会的异质性（如种族、民族及语言等）相关。在此，史莱夫的报告首次用社会的异质性作为政治方面影响政府质量的外生变量。　　　　
　　　　制度的文化理论主张，一个社会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塑造了这个社会的集体行为和政府特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是一个社会最为深层的文化，它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核心。在一些文化体系中，其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有利于形成好的政府，而另外一些文化体系中，其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则不利于政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例如，天主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宗教中包含着较多不宽容、仇外和思想封闭的内容，如焚烧异教徒，禁止人们学习和旅行，设立书刊检查制度，限制新思想传播等。从而使得天主教和穆斯林国家政府干预程度高，政府效率低；它们的官员能够拿到更高的工资，但腐败程度却更高等。　　　　
　　　　总之，史莱夫的报告就内在与外生两方面对政府的质量进行系统实证的研究，尽管有些结论人们会不以为然，也有待于经验进一步进行检验与研究，但是他们提出的测量政府质量的标准与参数，他们把政府的质量归结于社会经济发展，归结于各国历史因素（如政治上的利益集团的博弈、社会的异质性、宗教传统文化等）的系统性变化，这自然是对常规智慧的一种挑战。同时，其提出问题的本身也把人们对政府质量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带到了一片新天地。　　　　
　　　　（2000年11月）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6节　规模量身定制的体验经济

　　　　当你置身于香港中环的西班牙餐馆时，那柔美暗淡的灯光、异国情调的氛围、穿着西班牙服装侍者的热情与好客，不仅可以让你品赏西班牙风格的美味佳肴，聆听西班牙民族歌曲的演奏，而且能够让你欣赏只有在西班牙国家展厅才能展出的绘画作品，从而让整个人在香港就能够真切地体会西班牙文化艺术的熏陶。尽管在此用餐的费用一般会高于其他中餐馆，餐饮时间也会很快地消逝，但是在如此独特氛围中的体验一定会给你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确实，一想到那几次进餐，此情此景又历历在目。仅此而言，在此进餐的价值可能会远远超过你支付的费用。这就是体验经济最常见的场景（TheExperienceEconomy）。　　　　
　　　　其实，这种体验蕴含着深刻的经济涵义。而这一经济涵义在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的《体验经济》已描述得惟妙惟肖。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正迈入体验经济的时代，体验经济的崛起将预示着服务经济减弱。因为，体验经济将会部分取代为物品和有形的东西收费的工业化经济；将会部分取代为自己开展活动收费的服务经济，而进入你为消费者与你在一起的时间收费的体验经济。在这里，所谓的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在服务经济中，由于标准化、规模经济、大众化及服务质量难以相容，因此服务经济也孕育着体验经济的萌芽。但是，只有服务被赋予个性化、服务在为顾客量身定制之后成为一种体验，才能通过个体的内心创造出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派恩把体验经济理想特征描述为，在体验经济中，消费只是过程，消费者成为这一过程的产品。当过程结束后，体验记忆会长久地保存在消费者脑海中。消费者愿意为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个性化、不可复制、不可转让、转眼即逝等。　　　　
　　　　在派恩他们看来，人类经济生活，从原始社会以来，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体验经济。而农业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本。家庭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家庭利用既有土地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没有市场也很少交易。　　　　
　　　　在工业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企业大规模生产、市场交易普遍等形成了其基本的特征。社会的生产单元不是家庭而是企业，家庭则蜕变为单纯的消费单元。企业生产产品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得利润，企业提供服务也是如何把产品销售出去。这就使得生产与消费分离，生产与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分离，人的本身也就物化为价格与产品。　　　　
　　　　在服务经济时代，分工和专业化特质要求消费者不断把消费活动中的生产行为转移到生产部门中，将消费活动中的生产行为商品化，人们成为纯粹的消费者。例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分别有酒楼、物业公司、巴士公司及小时工等专业化服务来代替。即使是锻炼身体也有健身房来取代。在服务经济中，产品完全被商品化，产品之间几乎没有差异性。消费者并不关注这些产品是谁生产的，以及它有什么特点，而关注的是这些产品的价格。企业为了将自己的产品与竞争者区别开，不得不将服务融入其中。因为，产品仅是企业提供服务的平台，服务才是企业获得利润的来源。　　　　
　　　　在体验经济中，企业不再生产商品，而成为舞台的提供者。在企业精心制作的舞台上，消费者自己进行着惟一的、值得回忆的表演。在体验经济中，劳动不再是简单的付出体力及脑力，劳动将成为消费者自我表现以及创造体验的机会。如网页制作作为一项劳动，劳动者不仅在于消耗一定的脑力，而且如何通过脑力的创造，把功能、审美、语言、个人心理、社会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知识融合其中，从而使网页的制作转化为劳动者自我表现和创造体验的机会。在体验经济中，个人的消费与生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体验是消费，同时也生产过程。劳动投入不再是单纯的负效用，而是充满个人满足感的种种体验。　　　　
　　　　在以往经济中，我们常见到同类商品按不同的价格出售。我们会因为该商品加工更为精致、造型更为美观、功能上更为方便、看上去更为结实等不一样的理由，让我们为标高价的商品付费，但这仅是体验经济的萌芽，因为这里商品的核心仍然是价格。但在体验经济中，企业为了使自己的商品与服务区别于竞争对手，就得学会创造丰富的、令人动心的体验，并将这种体验融入传统商品及服务之中。如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古罗马集市设计。每小时都会有一次5～10分钟的表演，人们时而感觉自己置身于古代亚特兰蒂斯城的车水马龙中，时而感觉到在观看古罗马军队的游行队伍。尽管在表演时商店会停止业务，但这并没有使商店利润下降，反之，使得比一般购物中心生意好几倍。　　　　
　　　　又如，美国俄亥俄州的现代保险公司集团，它制定了一系列基本的标准化模块，而后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来进行组合，从而能为不同客户定制化汽车事故保险单赔付的过程。当客户不幸遇上了事故，该公司将立即派负责保单赔付工作的员工赶往现场。这个员工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客户给亲人打个电话，或者喝一杯咖啡，或安排他在某处休息一下，确保其安然无恙。当客户缓过神后，保单赔保人员会当即定出保险赔款额。他会收集关于客户相关的所有信息，并当场给客户一份清单。这样，遭遇事故的人就不会为处理余下的事而费心，而能把一切都交给现代保险集团来做，从而能够轻松自如地继续正常的生活。这种运作方式不再仅为客户提供普通的保险服务，不仅大大减少成本投入，而且为客户定制化服务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保险体验。　　　　
　　　　可见，体验经济就是要求企业创造一种独特的氛围，用一种令人感到愉悦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从而使获得这种服务的顾客为了获得这种舒服的过程而愿意付费。而这种服务变得自动化与商品化之后，体验经济的时代也就来临了。目前，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体验经济也已步入我们的时代，企业与个人如何随体验经济之成长，或许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事情了。　　　　
　　　　（2002年5月）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7节　中美贸易：历史反省与未来展望（1）

　　　　本文与马（王君）合作。　　　　
　　　　历史上中美贸易关系的波澜起伏　　　　
　　　　贸易是商品化社会后一种最为平常的交换关系。通过贸易各当事人各得其所，如果人们之间的贸易不能互惠互利，那么贸易也就无法进行。当这种贸易关系由国内扩展到国外时，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就自然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尽管从数量上、规模上超过了国内的贸易关系，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同样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没有互惠互利，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就无法进行。　　　　
　　　　在中国，早在18世纪70年代，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中介，北美就同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北美独立战争后，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为标志，掀开了中美两国直接贸易史的第一页。在此贸易阶段，尽管政治对美中贸易关系的影响不可避免，但基本上是在一个互惠互利基础上完成。因为，独立后的美国退出英国殖民体系之后，其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外贸出口受到英法等国严格限制，美国为了冲破这种限制，美商不得不远渡重洋，到远东开辟自己的市场。由于当时的美中贸易基本上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这就使得美国同中国开展直接贸易尽管时间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很快，同欧洲各国相比，美中贸易很快就超过了法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等国，到鸦片战争以前已跃居于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　　　　
　　　　当时两国的贸易基本上是以物易物为主，美国输往中国的主要商品有皮毛、人参和棉花等特产和原料，而换取中国的茶、丝和土布等初级产品。由于当时中国基本上采取一种排斥外来物的心态，从而无法大量接受国外的产品，对美国产品需求自然就不多，这就使得当时的中美贸易，中方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美国为补偿这一贸易差额，先是用白银，其后用英国棉布，最后乃至走私鸦片。这也就是说，中美贸易关系开始由对等互惠的关系向不对等方面倾斜。同时，该时期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