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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智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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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事实。在给定中美贸易关系这个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像双边贸易平衡本身的经济问题也就不会是太重要了。
当然，如果世界上只有中美两国，那么它们的贸易平衡将能确切地反映上面所描述的两个国家的成本结构及相对优势。但是世界实际并非如此简单。在给定的世界经济的环境下，为了获得中国的市场，美国必然会与欧洲和日本竞争，为了获得美国的市场，中国会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显然，与日本比较，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10种主要进口商品所占的份额，美国在中国市场是失败的；而中国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则是成功的。因此，如果美国想通过抑制中国的出口来改善双边贸易关系，那么这会使美国的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只是简单地转变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人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入超和出超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两国都分享到其贸易利益。
中国加入WTO，在这个外贸大家庭中，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寻求自由公正的贸易政策，以便加强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这并不能保证各国双边的贸易平衡。因此，中国与美国双边贸易不平衡本身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有什么做得不好。事实上，中美其他贸易争端，如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贸易、反倾销等等，都存在类似的相同问题。因此，在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政府要做的并非是要求中国政府如何按其设想而为，而是如何放弃非经济因素——比如美国人所关心的增加军备问题和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把中国看做假想敌的问题——，如何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把其贸易关系拓展和深化。
如何深化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
1999年的11月15日下午3时50分，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签署了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双边协议。这是中美贸易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但除此之外，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包括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第一阶段的商品贸易一体化相比，中美贸易关系将体现出新的特征。在第一阶段，国际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要求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在第二阶段，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压力是改变影响外国投资和外国服务提供的国内法律和规则。因此，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例如，与知识产权保护（TRIP）相关的贸易要求一个国家以相同的国际标准保护知识产权，以便促进高科技部门的外国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这给一个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法律诉讼制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额外负担。同时服务贸易也将导致许多国内法律和法规的改变。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与第一阶段一体化本质上不同的潜在的冲突。
从商品贸易中互惠互利，经济学已经有完善的理论。但是对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尤其是金融服务的自由化，经济学理论对此分析甚少。最近美国“9·11”事件及美国对阿富汗开战增加了对未来金融自由化的不确定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为了提供稳定的世界金融制度，金融自由化会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动，而在商品贸易的情况下，零摩擦通常会被认识为最优。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看来是十分重要了。而中美贸易关系中这方面的内容包括太少。
除了这些纯粹的经济因素外，第二阶段的经济一体化也意味着通过外国投资，外国金融制度的商业信用和海外的信息流的文化出口。在今天这种情况早已出现了。如，在中国大城市，你随处可见许多快餐店、欧洲时装、美国流行的停车场和欧洲式的酒店。这些即反映了生活水平的变化，也反映了消费文化的变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未来世界的道德价值和行为准则变化也在所难免。不同国家的老一代可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是，受电视、美国电影、计算机网络影响成长的新一代的行为方式将向趋同性的方向发展。尽管他们生长在纽约或北京这样不同的大都市，但是今天的年轻人都能欣赏摇滚音乐，分享着同样的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各种活动。
美国有最为发达的媒体和通讯行业；美国的文化特征可以用美国的电影、互联网、大众媒体出版物等来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就是对世界其他国家进一步扩展其影响。1998年6月在北京的中美高峰会谈就清楚地表明，美国不仅对中国贸易感兴趣，而且美国也想利用经济的协定来传播它的理念和文化信仰。思想是最有力量的东西；通过展现给我们的一组共同的信息，表示信息时代的来临将改变我们的观念，使我们的思想趋同化，然后再改变不同的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结构，并通过不同的国家导致社会制度的融合。这些制度的变化将影响我们经济运作的方式，影响我们社会的行为方式。一旦人们信念上发生改变，在这种信念变化压力下；政治制度也会随之改变。这可能是中国政府或大多数其他国家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这表明，在将来，中国贸易关系同样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受到阻碍，经济上的协定也可能作为文化和政治影响的工具。
文化上的摩擦是很重要的主题；它也是一体化最为困难的主题，它已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我们只能希望东西方经济上的融合将带来文化上的融合，带来两种文化上的良性互动。如果这个方面处理得好，它将推进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不是像以往历史所看到的那样；如果这个方面处理得不好，在现有的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它将导致人类巨大的灾难。“9·11”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注释。我希望人类应该是互敬互重，一起来创造未来世界。
总之，中美贸易关系就如一条河流；这条河流不断地在流动，但是它的状况，是圆是方还是其他什么样式，将取决于这条河的大小。当这条河比较狭小时，水的流速就会增加；如果这条河太小时，就会出现洪灾。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大国；它像一条大河，如能处理好之间的关系，可以造就世界辉煌。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它将导致灾难。对文化和其他事务的差异的共同理解和尊重将会拓宽这条河；试图急速地改变另一方的行为方式和观念，这可能成为导致这条河更狭窄的障碍。
（2001年10月）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9节 印度为何离现代化社会那样远
近几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兴起，印度又开始进入了国际关注的视野。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军进入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剑拔弩张、朱基总理印度之行、印度软件业抢滩中国，这些都表明，在1962年中印战争后，不太受国人注意的印度又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可以说，莫说是印度自诩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就是印度的软件生产基地“班达奈尔”其成功确实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从1990～2000年的10年中，印度从无到有地建设了一个有40万雇员的庞大软件业，2000年该行业的产值为80亿美元，主要出口到美国。据《经济学家》报道，全世界“千年虫”软件工程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印度软件人员完成的。目前，印度软件业正逐年扩张着它在美国数百家大公司“办公室数字化”市场的份额。但是，印度新经济迅速发展并没有支撑起整个印度经济的现代化，印度社会的积弱与贫穷仍然是它的主要特征。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撰文指出，印度面对着中国的巨大挑战，如果印度不进行全面改革，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中国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在不少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中国一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在短短的20年里，早把印度远远地抛在后面。不要说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及北京等，不要说珠江三角洲那富饶的农村，就是与中国农村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凤凰卫视所播放的印度市民及农民的现况，已经与中国有天壤之别了。尽管中国的农村不少地方与香港相比并不是那样富裕，但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不会有多大问题，而印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在印度，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所称的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十分明显，而且现实的经济环境使得这种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印度，其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贫富差距悬殊，如发电能力尽管总量与英法相差无几，但人均则是英法的1/20。电力问题中国早已解决，印度则是城市频繁停电、生产用电不足。中国高速公路早已四通八达、铁路星罗棋布、港口设施追赶国际水平，印度的交通设施落后得使国外消费品无法进入这个国家，出口品则难以运出。而经常在新闻电视中看到的印度情景是，一辆陈旧大客车里外满载着人；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驶，交通运输之落后无以复加。
迄今为止，印度虽然有1亿多中产阶级，但仍有1/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近2亿人每天收入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极度贫困标准1美元。对许多穷人来说，根本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在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上普及，高等教育增长速度更是惊人。现在中国的在校大学生近1000万人。还有，印度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10年来印度农村的民众生活根本没有多少改善）、国家财政亏空（财政赤字占GDP的7％）、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等。1998年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仅为22亿美元，1999年26亿美元，2001年23亿美元，仅比越南多一点，而2000年中国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500亿美元，2001年中国获得468亿美元的直接外国投资。这些都说明了印度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英语如此普及、现代民主政治较发达、现代法律体系及现代市场制度确立较早的印度却没有发展起来，其国家积贫积弱会如此严重？难道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体制与经济增长没有多少关联吗？当然，对这个问题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会是失之简单。其实，任何现代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都必须以既有的经济环境及传统文化转化为基础，离开了传统文化的转化，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印度为什么会离现代经济社会那样远，可能与它不能从传统的种姓文化中走出来关系极大。印度的种姓制度沿袭数千年不变，等级森严的四大种姓制度不仅决定了个人通婚范围、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社会道德生活的秩序及个人必须履行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决定了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完全以身份来界定个人权利与义务，因此，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大小，也不在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完全在于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身份如何，而身份的先天性，必然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发挥。由于这种绝对种姓划分的世袭性，使得整个不同种姓之间无法实现合理的上下流动，社会成员必然会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受到严重压抑。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约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行，法治精神更是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如低种姓的国会女议员普兰黛维被刺身亡就是这种种姓制度所导致的恶果。试想，在一个没有自由生活空间的社会里，民众有多少动力来努力生产改变自己的生活呢？
还有，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肯定会高于印度。有统计表明，中国的劳力成本高于印度两倍。但是为什么有不少印度公司，无论是劳动密集产业，还是资本密集产业，会把公司移设到中国，然后在中国生产产品再返销到印度。这是因为整个印度的官僚体系与种姓制度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有利发展。比如，印度一家电子公司在广东的工厂生产电器产品，其生产成本要比在印度生产低40％。
在中国；情况则截然不同了。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不只是国力的增强、财富的连番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而且是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扩张，以及为国人致富提供了机会与发展的权利。无论是商贾还是农民，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都能够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找各自发展的空间。当然，尽管国内政府对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限制与束缚仍然是无所不在，但不可否认，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张力却在茁壮中发展与延伸，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印度正是在这点上还是使它无法步上现代化经济之途。因此，在一个以身份界定权利的社会中，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非人力资本都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
可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20多年的持续增长，并且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中一枝独秀，并非中国的经济确实有那样好，去看看中国的农村，去看看中国以往的工业基地，不少人仍然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但是谁也不可否认，那些所谓头脑灵活、敢想敢干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向上的空间，能够自己追求财富之路。这正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印度在这点上则与之有天壤之别！
（2003年2月）
第四部分 理论中的智慧第20节 建立国内股市的公理体系
面对十六届三中全会吹来的春风，面对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面对着居民储蓄存款一路上升，面对着香港H股气势如虹的骚动，国内股市尽管在月初曾泛起了一点涟漪，但这种涟漪很快就在辽阔的大海中消失了。国内股市并没有如人们希望的那样扶摇而上。
看看几年来的股市，有人谓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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