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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5-全球城市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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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宗教宽容精神也促进了更广泛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信仰能融洽共存，繁荣发展。在穆斯林法官的管理之下，广州和漳州的清真寺、医院和集市以伊斯兰的商业和民事法规运作。很多穆斯林，甚至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都可以为蒙古皇帝效力。邓恩：前引书，第250页；《马可·波罗游记》，第16章；拉图雷特：前引书，第215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35～138页。
多文化的贸易和联系的发展也可以从大可汗宫殿中积累的大量财富中得到印证。虽然离海滨贸易城市很是遥远，大都市和其他主要的内陆城市却消费着大量的来自印度、近东甚至非洲的奢侈品。马可·波罗这样描绘忽必烈的首都：“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马可·波罗游记》，第153、159～163、254～256页；柯廷：前引书，第125页。
东方的新纪元第九章 机会的丧失（1）
在马可·波罗和以后的伊本·白图泰时代预言东方代表着城市和文明的未来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到了1600年，从漳州的码头和货栈到开罗的嘎萨巴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城市的活力开始消散。
繁荣的弊端
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给那些到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荣。在16世纪北京、德里、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统治者看来，欧洲城市看上去渺小而落后。中国和穆斯林多数的技术、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工具远比欧洲更加先进。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灌溉和河渠系统高度发达，农业生产远远超过了西方。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城市在人口和建筑的华丽程度上看上去超过了欧洲同等的城市。1526年，蒙古人的后裔莫卧儿人夺取了印度的控制权，定都德里进行统治，伊斯兰的历史学家把这里描绘成“有人居住的伊甸园”。伊斯坦布尔这个在被征服的君士坦丁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城市，比当时欧洲任何城市都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人口。马润潮：前引书，第11～13页；珀西瓦尔·斯皮尔（Percival Spear）：《印度现代史》（India：A Modern History），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第153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41、170～171页；布莱克：前引书，第30页；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vol3），思安·雷诺兹译，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4，第534页；豪瑞理：前引书，第232页。注：并不只因为这些城市规模巨大，还因为其经济绝大部分比欧洲更为富足。事实上，最迟到1700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或者超过英国或法国，这里并不包括欧洲的穷国。即使有更多的人口，亚洲的总体经济将占世界经济的更大份额。
东方都城的辉煌进一步加深了长期存在的自傲感。尤其是中国宫廷的态度：他们认为，按距离都城的远近依次为皇室到王公的领地，此后是“被安抚的地区”，然后是“半文明的野蛮人地区”，最后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的地区”；在边缘地带末端的欧洲几乎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欣兹：前引书，第1～2页。
伊斯兰世界上层人物的观点不时表现出同样的对外国人的轻蔑态度，特别是对欧洲人。公元9世纪巴格达的一份贸易调查报告认为，拜占庭、中亚、印度和中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物品；而北欧和西欧的城市的价值仅仅是奴隶和稀有矿产的来源地。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世纪这样的态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这时欧洲的军事和科技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优势。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欧洲穆斯林发现》（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82，第60～68、185～187页。
专制的局限
*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甚至像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和中国长安这样宏伟的城市，也随着统治王朝的倾覆而衰落。布莱克：前引书，第183、192～194页。专制体制也特别使得东方城市容易受到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所描绘的政体的自然“生命周期”的破坏。他认为大多数穆斯林世界的统治机构都是由攻占城市掠夺财富的强悍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第一代游牧民族——早期阿拉伯人、马格里布部落和突厥人——经常表现出建设伟大帝国和城市所需要的超凡精力和想像力。
阿拉伯学者注意到，在稳固的地点享受奢侈生活越久，统治者必然越快地失去尚武的精神和顽强的品质。由于纵容他们的后代放弃了马背上的生活，所以就不能指望他们的后代保持着其祖先的豪放品格。
当新的游牧入侵者出现的时候，对于大多数已经繁荣起来的城市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当公元1258年蒙古入侵者击败衰弱的阿拔斯哈里发的军队的时候，巴格达就是这样的命运。蒙古人不仅杀掉了最后的哈里发及其大部分家属，而且屠戮了城内的多数居民。大部分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巴格达再也没有成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赛格斯：前引书，第49页；伊本·赫勒敦：前引书，第135～137、247页；格鲁塞：前引书，第323～325页。
虽然伊本·赫勒敦的观点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事例，但是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的王朝。在发展初期，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表现出相当的尚武精神和强有力的统治能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日益软弱和腐败。特权贵族、官僚和退伍士兵组成的“军团”吞噬着帝国的财富。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王朝脆弱的首都留给了新的游牧入侵者。马润潮：前引书，第122页。
企业家受到压制
这种持续衰颓的过程并非亚洲或者伊斯兰社会所独有。欧洲的贵族阶层在经历了几代强盛之后也衰落下来。然而，与东方不同的是，欧洲兴起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为城市经济带来了生机，而且他们有能力实现政权的更迭。
在日本、朝鲜、中国、印度或者埃及，中产阶级力量的蓬勃兴起却不曾发生。斯皮尔：前引书，第156～157页。专制政权到处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马润潮：前引书，第43、134～137、162页；艾拉·马文·拉皮德斯（Ira Marvin Lapidus）：《中世纪后期的穆斯林城市》（Muslim C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第96、101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85～187、277～278页。伊本·赫勒敦这样评述：“对民众的财产的侵犯封杀了获取财富的动机。”伊本·赫勒敦：前引书，第238页。
无论从商业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重要城市越来越背离了世界的发展潮流。在新儒家学者的影响下，中国限制勇敢的探险活动，使沿海的城市遭受损失。柯廷：前引书，第127页；拉图雷特：前引书，第234页。这样的决定最终将海洋贸易拱手让给数千英里外欧洲城市里的商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The Modern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纽约，学术出版社，1974，第55～56页。
东方的新纪元第九章 机会的丧失（2）
欧洲的再度兴起
正当东方衰弱的趋势不断显现时，在欧洲的城市中，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在大不列颠和荷兰，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兴起。拉皮德斯：前引书，第50～65、78～80、185～191页。16世纪晚期，这里有些城市已经和东方一样富有，并且后劲不减。
中国、印度和穆斯林的政权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发展。有权有势的人——在自己的体系中安然度日——统治着北非、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大城市，当来自于西方的探险者出现在他们的海滨城镇时，他们一般没有感觉到威胁。毕竟，这些人只是来自世界相当落后地区的商人，他们的产品对于宫廷和集市来说都没有什么价值。
甚至欧洲人的高桅小船似乎也不会给人什么印象。不久，这些小船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令人警惕，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且具备了更长距离航行的能力。17世纪末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商人逐渐控制了东南亚香料产地的贸易，同时也控制了利润丰厚的非洲奴隶、象牙和黄金贸易。
贸易中心不再重要，像开罗、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开始在商业上衰落下来。阿布…卢格霍德：前引书，第48～51页；刘易斯：《问题何在？》，第13页。甚至最初由近东出口到西方的咖啡，也是在荷兰的殖民地爪哇生产，再由荷兰的船只贩运咖啡豆到奥斯曼的市场上出售。刘易斯：《穆斯林发现》，第195页。
西方人开始以强有力的姿态出现在东方。中国、印度和非洲边缘地带的小商业居住点开始缓慢地发展成为巨大的、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表面上依旧宏伟的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内陆的大都市，开始逐渐失去对本国国内贸易的控制。最后，政治控制力和文化影响力也很快消失了。城市文明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一个由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所掌控的新时代即将开始。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章 欧洲的城市复兴（1）
在罗马帝国衰落后不久，欧洲又拥有了一股新的强大凝聚力——天主教会。原有的基督教牧师的存在，充其量只是维系着摇摇欲坠的罗马，他们对古典城市社会不过是怀有矛盾心理而已。唯有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衰退至最低谷之时，孕育了欧洲城市复兴的一线希望。
城市复兴的神圣根源
教会的贡献体现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基督教僧侣们保留了书写语言、古代文本和欧洲城市复兴所需要的那份知识分子传统的严谨。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大帝》，第277页。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在许多最后得以幸存的城镇当中，教区的结构被看成是城市辖区和公民权利的基础；无论在巴黎、罗马，还是在意大利什么地方，主教通常被公众看成是唯一认可的权威。劳罗·马提尼斯（Lauro Martines）：《权力和想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纽约，诺普夫公司，1979，第13页；道格迪：前引书，第44页；皮朗：《中世纪城市》，第61～64页。
城市生活的全面复兴需要的不仅仅是传教士的恩赐，更多的往往是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及维持城市运转的经济。教会没有力量来阻止外来入侵者，不论他们是北欧海盗、异教徒，还是伊斯兰人。宗教神学也常常对城市经济赖以发展的商业价值缺乏信任，即使它对此没有持完全的敌对态度。
城邦的复兴
由于不能够完全依靠教会，也没有强大的帝国确保安全，欧洲孤立的城市社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存。在骑士和强盗出没于乡村地区的情况下，居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筑起一道防御屏障。根据描述公元8世纪意大利的城市维罗纳的史籍记载，这是一座“用厚厚的城墙保护和48座醒目高塔包围的”城市。在攻城大炮使用之前，坚固的城市防御工事能够抵御甚至是最强劲的入侵者。
就这样，一个独立的欧洲城邦的新黄金时代开始了。商人和手工业者在诸如意大利北部这样的地方资助他们自己的防御性武装力量。富马加利：前引书，第81、92页；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权力角逐：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队和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第86页。 在帝国边界概念模糊和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城市是可以依赖的确定的空间范围。约翰·黑尔（John Hale）：《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纽约，塔奇斯通出版社，1993，第20页。
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躲在安全的城墙后面，他们享受到的独立性是东方城市居民所无法想象的。这里既没有皇帝、哈里发和苏丹限制私有财产权，也没有商人阶层的行业协会特权。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Nathan Rosenberg and LEBirdzell Jr）：《西方如何变富：工业世界的经济演变》（How the West Grew Rich：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纽约，贝西克出版社，1986，第59～60、68页；约翰·兰顿、戈蓝·霍佩（John Langton and Goran Hoppe）：《近代欧洲城镇与县的发展》（Town and Coun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Europe），载于《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第11期（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Series；no11），1983，第7页。在西方，自治城市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一起成长。亨利·皮朗写道：“对利润的狂热和对他们的地方的热爱合二为一，并扎根于他们的心里。”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大帝》，第218～219页。
意大利作为城市主义复兴的焦点崭露头角。由于得益于罗马人遗留下来的城市基础设施，意大利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早期就成为了terra di citta，或曰“城市的地域”。简·德·福瑞斯（Jan de Vries）：《1500～1800年的欧洲城市化》（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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