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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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林生本是一名整天围着田埂溜溜转的农夫，只是热爱故事，十多年前提笔创作，数年下来，成绩斐然。他为人不善虚浮，口齿缓慢，话语中透着浓浓的乡音，听他的普通话，就像在吃夹生饭。他不会唱歌跳舞，不善书画拍照，也不善交往，惟一的作品就是在《故事会》上发表的故事以及几本获奖证书。　　　　
　　　　　　可是，面对着这次机遇，他仍满怀信心。　　　　
　　　　　　材料送上去后一个多月石沉大海。　　　　
　　　　　　他实在有些憋不住了，就搭车从乡下进了城里，到有关部门一打听，人家早已将选好的六个“苗子”送到教师进修学校去学习文化课，准备进行文化考试了。　　　　
　　　　　　叶林生一看那个名单，顿时心里凉了。那些“苗子”有的是受过市里表彰的劳动模范，有的美术作品在文化部拿过奖，有的是省文化厅命名的先进文化乡镇这方面的负责人，自己如何能与他们较量？　　　　
　　　　　　他有气无力地坐在文化局外面的沙发上。　　　　
　　　　　　就在这时，有一位副局长走进来，他一眼就看见坐在沙发上的叶林生，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就对办公室主任说：“那边怎么没叫叶林生？他在《故事会》上发表了那么多作品，获了几次奖，我看也符合条件的。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应该让他去争取争取嘛！”接着又问了考试的日期，安排叶林生速去教师进修学校学习。　　　　
　　　　　　考试下来，在七个人中，叶林生得分排在第三名。　　　　
　　　　　　他于是就忙着体验，填表……局里又将其档案送往省里。　　　　
　　　　　　瞎子磨刀看见亮了，叶林生心里真高兴。　　　　
　　　　　　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他的材料竟被退了回来。　　　　
　　　　　　问其原因，原来是他那几份获奖证书上盖的是《故事会》的公章。有关部门的人认为：“获奖证书必须是政府部门或所属文联各大协会颁发的才能认可，而‘故事会编辑部’如何认定？算哪个级别？”　　　　
　　　　　　这次，叶林生彻底失望了。　　　　
　　　　　　就在这时，市里一位宣传部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情。这位快言快语的领导就在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单刀直入地说：“我先说一个人，他是唐王乡的一个农民，名叫叶林生。这些年来，他一心搞故事创作，已经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故事会》上发表了很多作品，拿了好几个奖……听有人说，叶林生那些《故事会》上的获奖证书不够级别。我不这么认为，艺术是没有级别之分的，如果有的话，那也是由人民大众说了算！我和我的家人经常看《故事会》，这个刊物在全国发行量很大！而且，她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掏钱买了看的。叶林生有故事获奖，拉不上关系开不上后门，而是从全国这么多读者中自发投票投出来的，跟我们的人代会选举一样公正，这个奖还算低吗……宣传工作要抓特色，抓品牌，抓谁？叶林生就是一个！”　　　　
　　　　　　这位宣传部领导是一位作家，曾出版过几本散文集，也曾在《故事会》上发表过故事。他深知《故事会》这本刊物在全国的影响，也深知要在上面发表一篇作品之不易。也许是这位宣传部领导的话起了作用，这年十月下旬，叶林生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让他将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和所有的获奖证书原件速送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请专家看完了叶林生送去的资料。这些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以其较高的艺术质量，立刻将专家们吸引，并得到了认可。　　　　
　　　　　　翌年四月，叶林生这位带着两腿泥土走上故事创作道路的农民作者，凭着他在《故事会》上发表和获奖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市里在原有三名转干名额的基础上，又破例单独为叶林生打了一份报告，本着爱惜人才、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叶林生申请破例转干。　　　　
　　　　　　上级审查后为该市增加了一个名额，叶林生从此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1997年初，叶林生顺利地将家属子女的户口转入城市。　　　　
　　　　　　1998年底，叶林生从乡文化站调到市文化馆，从事专业文艺创作。　　　　
　　　　　　2002年上半年，叶林生被破格批准获得了群众文化系统高级职称资格。　　　　
　　　　　　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叶林生没有忘记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他仍然笔耕不辍，总是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寄给《故事会》，他认为这是自己对《故事会》最好的回报。　　　　
　　　　　　《故事会》神话般改变了一个中国农民的命运！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2）

　　　　　　2．一个书报亭的变迁　　　　
　　　　　　这家书报亭的老板蒋健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个打工者，而他的老板就是过去在他手下打工的姑娘香玲。　　　　
　　　　　　蒋健生是一位退休职工。退休后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书报亭，请了一个名叫香玲的姑娘来打工。满以为可能赚钱，谁知三个月经营下来，仅卖出去三百多元的书报，还不够给香玲发打工费。　　　　
　　　　　　面对这种情况，蒋健生老人想将这个书报亭转让给别人。　　　　
　　　　　　这事让香玲知道后，他便向蒋健生老人提出要来经营这个书报亭。　　　　
　　　　　　蒋健生老人有点不太相信，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难道比自己还强？为防万一，在交给她之前便与其订立了口头协定：一年内，老人不要她分文，她也不要向老人讨工资，但交税、付管理费都得由她负责。　　　　
　　　　　　别看香玲年轻，但却很有经济头脑。经过市场调查后，她决定以《故事会》为拳头来打开销路。　　　　
　　　　　　她将老人过去进的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刊，都以六折的优惠价全部处理了，又将所得的这些钱用来全部订购了《故事会》。除此之外，她还借了一笔钱，在全县城里到处收购《故事会》。老人看着她收了那么多的《故事会》，不免为她担心，将钱全部都押上去了，进的都是同一种刊物，如何能卖得掉？　　　　
　　　　　　可是，这还不够，香玲又从县城跑到市里去，想法进了一万册的《故事会》，将一个小小的书刊亭堆得满满的。　　　　
　　　　　　在蒋健生老人经营时，小书报亭一直都没有名字。这一来，香玲就将小亭取名为“《故事会》书亭”，在小亭的正面，还请人写了一副对联：　　　　
　　　　　　大朋友小朋友《故事会》是你的好朋友　　　　
　　　　　　劳心人劳力人《故事会》教你成聪明人　　　　
　　　　　　嗨，这简直就把小书报亭变成了《故事会》的专卖店了！　　　　
　　　　　　香玲接着就将这些《故事会》分别送到乡下去，然后再从乡下转到了一户户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手中。第一次就将那一万多册全部卖完了，一下子就赚了四百多元钱。　　　　
　　　　　　第二个月，她照此办法，竟然净赚了一千多元。　　　　
　　　　　　及将倒闭的小书报亭，被香玲一下子救活了，老人心里很高兴。　　　　
　　　　　　可是到了第三个月，香玲却不想再下乡了，她将一大串人名地名电话号码都给了蒋健生老人，让他替她下乡去送一下《故事会》。而她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小报亭的经营上。　　　　
　　　　　　香玲在县城里构筑了一道奇异的风景：　　　　
　　　　　　她在小书报亭的四周插上了五色彩旗，将收集来的《故事会》一本一本地摆在书报亭前，这一下就吸引了很多人，其中既有中老年，也有一些中小学生，大家都想翻翻那些老版本《故事会》。特别是一些青少年读者，更想看一看自己以前的《故事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一来，过去冷冷清清的小报刊亭，一下子热闹起来。当月进的几百本《故事会》被一抢而空。　　　　
　　　　　　除了销售当月的《故事会》之外，香玲还将老《故事会》装订起来，做成了几套合订本，只要读者出一定的押金，就可以出租去阅读。　　　　
　　　　　　令蒋健生想不到的是，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专卖店”，在香玲的精心经营下，三个月之后，竟净赚了五千多元，加上第一个月所获的一千多元，总共赚下了六千多元。这时，香玲见蒋健生老人为人忠厚，办事可靠，每次送《故事会》下乡都很及时，便正式提出雇他为自己打工，包吃之外，每月工资三百元。　　　　
　　　　　　这可是蒋健生老人当初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昔日的老板变成了今天的打工者。但是，他却乐意在香玲手下打工，因为他看着一个过去在自己手上亏损的小报亭，是怎样在这位女孩子的经营下，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她抓住了《故事会》这个著名的品牌，才能有了今天的发展，这正应了现在市场竞争中的“品牌效应”。他对这位昔日在他手下打工的女孩子另眼相看了，他认为香玲这个女孩子有品位，有知识，有眼光，能够掂量出《故事会》这本刊物在读者中的分量。　　　　
　　　　　　但是，蒋健生正式打工不几天，却受到了“老板”的指责，因为在他守店的时候，有一套近期的《故事会》合订本，不知何时被人偷走了。还有一年合订本，租书的人留下押金，原说是租一个月的，结果租去后到时也不见归还，“老板”对此感到很心痛……　　　　
　　　　　　这样春去秋来，一直过了五个年头，到了1997年夏天，县里贴出布告，说是要整顿市容，拆除一些违章建筑，这“《故事会》书亭”也在拆除之列。　　　　
　　　　　　正当他们准备拆除小报刊亭的那天，突然一下子拥进来一群年轻人，他们都是每期《故事会》的热心读者。这时，一位姑娘带来了一套《故事会》的合订本，天啦，这正是小报刊亭丢失的那一套！那个姑娘不好意思地说，书不是她偷的，是偷书人在反复读了上面的故事之后，自己良心发现，听说小报刊亭要拆了，怕以后再找不着了，因此才托她带来还给主人，但不许在主人面前说出他的名字。　　　　
　　　　　　蒋健生老人并没有去接那套合订本，而是告诉那个姑娘：“小报刊亭马上就要搬走了，只要他看了有收获，就让他留着做个纪念吧。”　　　　
　　　　　　可是，那姑娘却怎么也不肯拿走，她对老人说：“这合订本很珍贵，还是留给大家看吧。”　　　　
　　　　　　这时，一群《故事会》的热心读者都纷纷为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书亭”的搬迁出主意。大家都希望这个“《故事会》书亭”能够早日在这个小县城里找到一个安生的地方，大家都愿意为这个愿望的实现而努力。大家都说，到我们为“《故事会》书亭找到新的地方后，再在一起喝庆祝酒。”　　　　
　　　　　　这群热心的年轻人走了之后，作为“老板”的香玲心里久久地不能平静，他对蒋健生老人说，能不能给《故事会》编辑部写封信，说说我们这个小书报亭，说说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　　　　
　　　　　　“老板”香玲的眼睛说着说着却湿润了。　　　　
　　　　　　于是，蒋健生老人便拿起笔，写了上面的这封信。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3）

　　　　3。　千里寻“根”记　　　　
　　　　　　《故事会》编辑部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正在埋头阅稿的编辑急忙拿起话筒。　　　　
　　　　　　电话是从江西九江打来的，对方是一位在那里投资的台湾商人。他在电话里向编辑部询问一位名叫封光钊的故事作者的地址，并请编辑部介绍一下这位作者的一些情况。　　　　
　　　　　　这位台商为什么对一位故事作者如此地感兴趣呢？　　　　
　　　　　　原来封光钊是河南省西峡县重阳乡的一位作者，他在1998年第十期《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大良和小良》的故事，说的是哥哥大良靠在外面打工支持弟弟小良读书的事情。故事写得很生动，读后令人感动的同时，还引发出许多的思考。　　　　
　　　　　　在江西九江有一座由当地与台商合资建设的制药厂，这位台商名叫封光洲，也是一个《故事会》的忠实读者。他在读了这期的《故事会》后，觉得这位作者与自己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而作者在故事中所描写的河南伏牛山一带，正是自己先祖所居住的地方。这次自己到大陆来投资，除了做生意之外，也还有一点寻根的意思，一种思念家乡之情，使这位台商拨通了《故事会》的电话。　　　　
　　　　　　不久，封光钊就接到了一封来自江西九江的信。　　　　
　　　　　　九江，自己没有任何一个熟人和朋友在那里呀？封光钊怀着一种莫名的心情拆开了信封，读着读着，他的手不觉有些颤抖起来。　　　　
　　　　　　真的，难道这真是自己的亲人吗？　　　　
　　　　　　那位台商的信是这样写的：　　　　
　　　　　　光钊兄：　　　　
　　　　　　我从《故事会》中发现了你的名字，马上给这个编辑部去了电话，请他们给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十五分钟以后，负责编发你文章的编辑先生鲍放便给我通了电话，介绍了你的基本资历，让我惊喜。　　　　
　　　　　　我父亲封祥云49年初到台湾，54年在台湾结婚，生我姐弟二人，1960年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身）。当年我仅六岁，开始入学，父亲给我起名封光洲。他说我们封氏家族起名字一定要讲“派行”，他是“祥派”，我是“光派”，我的儿子是“炎派”。所以，我发现“光钊”，就认定我们是兄弟了。我姐记得父亲说过，老家在河南省内乡县封店村。可是几年来，我往内乡县去了几封信，均退回。1996年我来大陆，在九江市合资办了一个祥云制药厂。　　　　
　　　　　　盼望光钊兄速予回音……　　　　
　　　　　　信的末尾写的是：寄信人封光洲。　　　　
　　　　　　封光钊看完这封信后，真是高兴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小故事，竟然会因此而寻找到自己的亲人！　　　　
　　　　　　这本处处都洋溢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故事会》，使海峡两岸的亲人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那时，封氏家族正在撰修族谱。可是，写到封光钊父亲那一代人时，却出现了麻烦，使这本族谱无法继续写下去。　　　　
　　　　　　原因是其父亲的大哥至今去向不明。　　　　
　　　　　　封光洲的父亲兄弟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