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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焦点访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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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28吨含剧毒的假药流入全国各地。〃
什么什么，太离谱了吧。28吨含剧毒的假药？谁跟他说的，根本就是没影儿的事，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这下还不天下大乱啊。
我对现在的报纸新闻一向半信半疑，尤其对不负责任胡编乱造的记者不屑一顾，不过没想到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大报也这样不负责任。我曾多次自豪地说，电视台的假新闻就少多了，因为你说了就是说了，没说就是没说，有画面呢。上海市工商局对这个报道也很吃惊，他们写给国家工商局的材料上说有达克罗宁等剧毒药品，到了记者那就变成了28吨。
算了算了，柏杨说，咱不管它真实不真实，贵在有咱自己的调查。
为了赶时间，我把采访计划又重新做了一下，接着是采访这个公司的几个员工，问问他们生产销售的情况。没想到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这些员工一致说，他们只是把从厂家进的货换成了小包装再卖出去，因为那些需要药品原料的医院根本用不了大包装的。
那你们的小包装上贴的标签是哪里的？我问。
还是原厂家的， 就是说从A厂家进了一公斤原料，但向我们订货的医院只需要0。1公斤的货，所以我们就把A厂家的货分装到十个瓶子里，然后还贴上A厂家的标签，卖到十家医院，不过标签的确是我们自己用电脑打印的，主要是为了让各个医院清楚。
怎么是这样的情况？工商局早就对这几个做过笔录，他们应该知道这些情况，可为什么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
我问上海市工商局的人，你们以前知道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这药还能叫假药吗？
工商局的人有点犹豫。也有点含糊。
我说，你们现在帮忙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康裕公司根本就没有从这A厂家进过货，但他们却假冒A厂家名义销售药品原料。
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节了，工商局只调查到四家企业，不幸的是情况全部是一样的，就是康裕公司的小包装上帖有这几个企业的名称，而康裕公司也的确从这些企业进过大包装的药品原料。
虽然涉及到的69家企业不可能马上一一查清，但至少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康裕公司经销的药品原料里有张冠李戴的情况。他们只是在经销过程中把厂家的货物分装了一下。写着外国厂家制造的药品原料的进价和卖价根本无从查起，所以工商局所说的加价卖到外地也是无稽之谈。
不能说康裕公司没有问题，因为康裕公司的确没有经销药品原料的许可证，但是它是无证经营，和假药是两回事；
没有得到原厂家的许可，康裕公司自己打印原厂家的标识，这也是违法的，但这是假冒标识案，并不是假药案。
可是，上海市工商部门查这个案子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些问题，药品监督部门的检验没有出来，他们也没有搞清所有药品原料的进货出货情况，他们怎么能判断查到的药就是假药，他们给国家工商总局的汇报是不正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就更加失实。
如果原来就知道事情是这样，我不会选这个题，因为毕竟与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太近。但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不是假药仍然可以做，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问题可以说的，比如就是这样一个无证经营的公司怎么能把药销到全国278家医院和医药公司呢？我想报纸毕竟是报纸，我们电视新闻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可是就在我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也播了这条消息，是上海台送的，说：已有28吨假冒的小剂量成品药流入各地医院。还有〃这个公司从河南等地购回劣质药冒充上海XX厂等厂家〃的字眼。并说有关部门正在紧急查堵这些假冒药，以免危害消费者，虽然没有把这些药都说成耸人听闻的剧毒假药，但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当年的64个阶级兄弟，而且也有几处明显失实的地方。
回到北京，我又看到了数家地方报纸的报道，我们台晚间新闻还算是距离事实最近的。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三番五次打电话说，绝不能报道这些药是假药。在是否假药的问题上，他们的判定具有权威性。而事实上，上海工商部门在最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也再也没有提假药的字眼，而判定这是一起无证经营和假冒标识案。
至此，我真的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上海市工商部门的确是结论下得有点太早，包括给国家工商局的汇报和给上海电视台提供的新闻稿，实际上很多情节有点想当然，比如看到有那么多自制的标识就马上判断是假冒这些厂家等等。当然是不是有想在整顿市场秩序的斗争中突显一下的思想就不知道了。
我想如果我做的也是一个几十秒的新闻，会不会也只采用工商部门提供的稿件而不去做更深一步调查？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做节目通常要依赖这些职能部门的查处，我们通常也很信任这些职能部门调查的结论。刚看到这个选题时，我不是也兴奋万分吗？当我看到有那么多贴着各个厂家名称的药品原料，当我看到上万张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的标签，我也绝没有想到事情最终会是这样。幸好访谈十几分钟的长度逼着我必须去刨根问底，才让我也不致于也成为制造假假药新闻的人。可是这样的假假药新闻造成的影响又有谁会去管呢？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康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全跑了，不知道现在这样，工商部门还会不会再追查下去。耸人听闻的新闻都没了下文，不知道当初注意到这些报道的读者和观众现在是否还在关心这件事的进展。
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张恒：1998年8月16日，北闸
长江象是在故意捉弄人，第五次洪峰刚过两天，8月15号，沙市江段的水位已经降至44。31米，人们刚刚松了口气，谁知一夜之后江水又陡涨了六十公分，而且以每小时三～四公分的速度继续上涨，有关部门预计水位可能突破45米，荆江大堤将经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北闸准备分洪。
埠河镇码头是去公安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较低，有近二三百米的路淹没在水中，水位
不高时汽车可以缓慢通车，下午五点，渡轮靠岸时我们发现水位比平时高了许多，果不其然，我们的切诺基一下渡轮立即在水中熄火，令车技颇佳的小谷束手无策，水没了车轮。车内的水和坐垫齐平，大家只好躬身站在车里，多亏一台工程车及时把我们拉出了这段水路，可刚起步没多远，一个轮胎又爆了，真是越急事儿越多。
北闸距蚌河镇码头仅8公里，但我们只能沿着蜿蜒的大堤缓慢前进，路很窄，两侧堆满了附近群众刚搬出来的家具，路上抱孩子、拉板车、牵牛的群众行色匆匆、络绎不绝，这情景让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
大约六点钟我们到达了北闸。
北闸位于公安县的最北端，长江南岸，它建于1953年，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水口，自从1954年三次分洪后，四十多年来再没开过闸。这个闸全长1千多米，有五十四个闸孔，它的南面是一个921平方公里的大口袋，也就是蓄洪区，它的北面是个由3。5公里长的护堤围成的小口袋，护堤外侧就是长江。分洪时炸开护堤让洪水流进小口袋，等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再依次慢慢把五十四个闸孔打开，让洪水缓慢流进蓄洪区。
为了爆破方便，护堤上事先建好了119个水泥竖井用来放炸药。
天下着小雨，广州军区某部地爆连的战士正在紧急作业，这支部队每年六月至十月都要在北闸驻防四个月，他们的使命就是分洪的时候炸堤，虽然年年来，但更多的是训练，动真格的只有这一次。
我们看到，护堤上已经铺好红、绿两条导爆电线，每个竖井边有一个小竹筐，里面放着一小捆土黄色的块状物，这就是威力巨大的TNT炸药！看上去象是军用压缩饼干。每块炸药中间有一个香烟粗细的小孔，一位战士正小心翼翼地往孔里塞雷管，他告诉我们炸药不怕潮，但雷管怕潮，块状TNT是引爆用的，每个井里同时还要放160公斤粉状TNT，预计将护堤炸开一个两千二百米长的口子，共要装填20吨TNT炸药。
这时，一位中校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他正在用手机通话，从他回答的内容听得出，对方正在催他加快速度。此人是荆江军分区的副参谋长、分洪指挥分部的副总指挥，他告诉我们，爆破的时间定在晚上10：30。
晚上7：04，我们看到由五百名民兵组成的搬运队将一袋袋100斤装的粉状TNT炸药扛到了护堤上，然后他们又小心翼翼地用铁锹铲起炸药装入竹筐，再用绳子吊入竖井，地爆连的战士负责在井下作业。
晚上十点钟，在距离爆破点不到一千米的地方，武警设置了警戒线，人员只出不进，我们也被请到了警戒线以外，在这个位置根本无法清楚地拍到爆炸场面，眼看计划就要泡汤了，一位好心的武警上尉告诉我们江对河沙市的一所中学的楼顶可以清楚地看到爆破场面，于是赶紧电话告诉梁主任，谁知他们早已在那所学校的楼顶架好了机器，正严阵以待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摸到那儿去的。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起爆装置。现场指挥官不管你怎么问，只说一句：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究竟隐蔽在哪呢？真是急死人。
首先我们发现附近有一台发电车，顺着车上的电线我们发现不远处的一片林子里有手电光在晃动，跑过去一看，果然在此！这时距离起爆时间仅剩十分钟。
起爆装置其实就是个电闸，装在一个电皮箱里，挂在数上，地爆连的一位副指挥员手里捏着红、绿两根导爆线，今晚由他负责起爆。一切测试都很正常，只要一声令下，他就将两根线接到闸刀上，发电车通电，合闸就行了。
现场的同志提醒我们，最好把耳朵堵上，爆炸时声音巨大会振坏耳膜。拿什么堵呢？一摸口袋有两张卫生纸，赶紧沾上唾沫塞到了耳朵里。
10：27，距离预定的起爆时间仅剩三分钟了，现场指挥员拿起了手机，向指挥部报告，我们也屏住了呼吸把机器对准了闸刀。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10：30到了，但爆破的命令没有下达，据说分洪区里的群众还未撤干净，温副总理有指示，只要分洪区里有一个老百姓都不能炸，起爆时间推迟了。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份有荆州市委书记和秘书长亲笔签名的传真，上面订的计划是10：30分炸堤，11：00全线鸣枪告警，12：00开闸放水。此后我们每隔十分钟就问一次，什么时候引爆，但始终没有结果。
等待是最难熬的，到凌晨两点，我们在闸刀前整整站了四个小时没敢动地方。这时广州军区记者站的一位同志悄悄告诉我们，很可能不炸了，而且是可靠消息。心里还是半信半疑，随后北京的何绍伟又来电话，也说不炸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离开，直到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坐到一边的地上休息喝水、吃饼干时我们才回到附近的车上，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肚子微微感到有些饿，这才想起，从昨天出发到现在只吃了几口干方便面，人在紧张的时候是不知道饿的。
四周开始沉寂下来，坐在车上怎么也睡不着，大约是凌晨四点钟，不远处人生嘈杂，跑过去一看，原来是距我们五、六百米的一个子堤出现险情，江水已漫过堤面，几百名武警和民工正在拼命往堤上垒土袋。
8月17日凌晨7：00，我们得到明确的指示：返回，这时子堤的险情已经控制住。
这一天据水文部门测报沙市最高水位45。22米，创历史最高纪录，然而荆江大堤却安然无恙。
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孙杰：打响粮改第一炮
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见面会，是朱镕基就任共和国总理后第一次面对公众亮相，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会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领略了他那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和睿智机敏的语言风格。对于《焦点访谈》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位新总理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个栏目的喜爱：“感谢《焦点访谈》的工作”。所有看这场直播的《焦点访谈》工作人员无不备受鼓舞，有人甚至热泪盈眶。尽管之后的文字报道中，一些媒体删去了朱总理提到《焦点访谈》的内容，我宁愿相信这是他们醋溜溜的酸意。
很多人，自然也包括我，自此之后，把朱总理当成了“自己的人”，换一种说法，是我们的“后台”。
那次“两会”的最后一期专题是评述新一届政府组成的节目《天降大任》，恰好是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做的。在报道完“两会”后，部里把我从《焦点访谈》记者二组调到新成立的中心组，负责《焦点访谈》的策划工作。
朱总理宣布了这届政府关于〃五项改革〃的目标：第一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税费改革）。这些政府的主要工作，自然也是《焦点访谈》选题策划的方向。
对于后三项改革，在《焦点访谈》的编务会上，大家的认识非常一致，认为都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极为符合《焦点访谈》节目的定位。对于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家则认为比较专业，不太适合电视表现，建议不作为重点。但对于粮改，却有一些分歧，有人认为是单一领域内的事情，面有些窄，大多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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