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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焦点访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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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许多“第一次”是十分愉快的。比如说1997年香港回归，本人第一次参与了现场直播，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进行大型的新闻现场直播。当时我到《焦点访谈》只有一年多时间，有天夜里孙玉胜主任一个电话将我从北京调到了深圳，担任驻港部队空军进港的现场报道记者。记得当时评论部已经有300多人了，而香港回归是举国盛事，大家都把参与直播作为一份荣誉和光荣来争取，才入评论部的我对这份荣誉连想都不敢想。一下子点到了我，我觉得很愕然，在部队我已经习惯于论资排辈，而在评论部，没有人会在乎你的资历。在那段时间里，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采访部的、军事部的、技术部门的，还有岩松、小水、张恒等等。大家都在忙于直播的准备，我看到所有的人表现出一种相同的态度：特别重视合作，在工作中尽力为对方分忧。那时我真的从内心感到，能够加入到这个充满合作精神的团队里，能够享受这种彼此尊重的氛围，真是一种快乐。
如今《焦点访谈》已经十周岁了，我也进入评论部八周年了，与周围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小弟小妹相比，也算一个老评论部人了。但我非常不愿意听到这个“老”字，担心“老”会带来某种功能的退化。当年我是带着许多梦想来到这里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说真话的记者，希望能够获得人格的尊重和思想的自由，希望每一天都有新的体验和创造，希望不再为天天准点上下班而厌烦……这些梦想大部分都现实了，而今天，我担心的恰恰是得到之后的失去，没有了梦想，没有了创新之心。
《焦点访谈》是一道高高的山梁，它改变我人生的风景。但人生岂止只有一道山梁，最美的风景还在远方。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陈新红：在“工运”的日子
我在《访谈》工作的时间，正好是《访谈》从创办到最初发展的两年时间（1994年3月至1996年5月） 。《访谈》的各种新鲜事人们谈论的很多，但对八、九年前访谈开播初期在“工运”的一些事情说的人就比较少，虽然都是一些琐碎的旧事，但对许多访谈的后来者来说不知道就不算旧事。
本人没搞过工人运动，与“工运”的份缘是因为＇焦点访谈＇创办之初，在位于北京市航
天桥附近的中国工运学院租用办公地而结下的。访谈未开播之前，办公是在电视台14楼原＇观察思考＇的一间的办公室，窄小的空间难以容纳几十号人工作，有关领导四处寻租，终于1994年3月，＇焦点访谈＇记者一、二组搬到了租用的工运学院图书馆顶层办公。作为记者二组的一名成员我从此在“工运”和许多兄弟姐妹一起渡过了《焦点访谈》初创时期那充满激情与温情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记得1994年3月底，我结束对流浪儿童追踪采访的前期工作从外地返京后，得知办公地点从台14楼转到了工运学院，当我踏入工运学院图书馆顶层那间一、两百平方米的大办公室后我非常惊诧｜：这里办公、剪片、住宿全在一间大房子里，只是不同的区域用柜子或桌子临时隔开。我转了一圈发现剪辑机房隔壁的一间宿舍住了几个男同胞，很明显没有女同胞的地儿，我想当时圈地时肯定没有女同胞在场。转眼瞧瞧已经没有可供开发之地，我随意找了一张桌子作为自己的办公桌，并在两张办公桌之间塞进一张单人床，这下工作睡觉的地方都同时解决了，我心里乐滋滋的。后来大姐大（也就是李正梅，此人来访谈前是一酒文化杂志的总编，酒胆和酒量赛过许多男儿，所以大伙习惯叫她大姐大）、曹荭等女同胞也仿效我把临时住处安到办公桌间。也许有人要问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租房住？这是以后来访谈的人享受的待遇，当时由于是创业初期，一方面通过考试聘用的人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不合格的随时走人，人员流动大，单位没有考虑租固定的住房；另一方面访谈创办之初聘用人员的工资还比较低，1994年4月，也就是访谈开播的第一个月，我播出了两期有关流浪儿童的节目，发工资时领取了500元钱，听说我得的工资还算比较高的，那些只播了一期节目或没播节目的同事拿的工资比我还要低 ，所以 当时自己租房住是不现实的。对于我们这些家不在北京的外地人能住在办公室，不但可以节约住宿费还方便经常熬夜加班赶节目，何乐而不为呢？
“工运”的日子是我在访谈渡过的最辛苦、最快乐、最单纯、也最温馨的日子。访谈创办之初节目没有定式，在作样片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访谈节目是个什么样式，各组的制片人都鼓励大家利用自己的特长，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做出有个性的节目来。我来访谈前刚结束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习，我想怎么将自己学到的一些影视的视听知识，运用到访谈这样一个舆论监督的新闻节目里来，使新闻节目单一的视听元素更为丰富。碰巧我拍摄的第一个节目是有关流浪儿童的，这给我在视听元素的运用方面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在广东追踪采访流浪儿童时，我们发现许多流浪儿童都喜欢在铁路沿线溜达，也许这些地方更容易捡到一些吃的或用的东西，于是我和摄像师康锐商量只要声音能达到技术要求，就把一个主要的采访对象安排在铁路沿线进行采访，因为我们了解到作为主要采访对象的这名流浪儿童是从北方乘火车南下的，这条铁路虽然通往他的家，但他却有家难回。在这样的场景中让这个流浪儿童叙述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的他老被父亲痛打并一次次出走，如今他想回家但又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冰冷的家里的两难处境，此时的背景有时断时续的火车从旁经过，火车的鸣笛声、火车与铁轨之间不断的摩擦声正好配合了流浪儿童此时此刻复杂的心理情绪。丰富的视听结合凸显了一个鲜活的、矛盾的、让人同情的流浪儿童的形象。节目播出后许多人记住了这个流浪儿童的形象，流浪儿童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与思考 。实践证明丰富的视听手段不但可以增加新闻节目的信息量，而且可以增加节目的感染力。要做出有个性、有特点的节目来从前期到后期所付出的辛劳都是超常的，因为没有样版可借鉴，一切都要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创造。也许正因为对创作者无固定框框的约束，＇焦点访谈＇从1994年4月1日一开播，就不断涌现出许多有个性、有锐气、让人耳目一新的舆论监督节目，并且在观众中引起震动，得到好评和认可。
成功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在＇焦点访谈＇开播的前几个月，“工运”的机房里，从白天到黑夜编辑机基本不停，为了赶节目或把节目作好，编导们经常从黑夜到天明一晚晚的熬夜，特别是有些以前没干过电视的编导付出的辛劳会更多，当然制片人也得陪着。记者一组的制片人张步兵就经常一夜夜手把手地教那些从未摸过编辑机的编导们编片子，当然睡在办公室里的人也就经常在睡梦中被张步兵那教训编导、恨铁不成钢的拍打编辑台的声音所惊醒，也就是在此严厉的敲打下许多编导伴着泪水迅速成长。开始睡在办公室里的人被编辑机的声音吵得睡不安稳，后来偶尔有一天没人编片子的寂静反而让大家不容易入睡。＇焦点访谈＇初创时期的辛苦对大家来说算不了什么，也没人太在意，因为从天南地北汇聚到＇焦点访谈＇来的人都抛弃了自己原有的铁饭碗和一切优越的条件，这其中有许多是各地方电视台的骨干，他们看中的是中央电视台这块中国电视最大的平台，在这里也许他们更能接近自己心目中的电视理想。他们付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是焦点访谈栏目的巨大成功，但作为其中的参与者他们也拥有了成就感。
“工运”的日子除了工作以外，我们同居一室的兄弟姐妹也有许多快乐的时光。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会经常互相探讨节目怎么做、怎么剪；在编片累了的空隙我们会活动活动筋骨切磋几盘乒乓球（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英明的好心人，在有限的空间给放了一个乒乓球台）；在午餐和晚餐时，我们会拿着盆盆碗碗去“工运”的大食堂买饭买菜，然后围坐在乒乓球台边象一个大 家庭似吃饭；在偶尔闲暇时的周末夜晚，我们会关掉所有的灯，点上蜡烛，唱几曲思乡的情歌，放飞自己的心情我们同居一室的兄弟姐妹有：赛纳、王小鹏、孙膑、李正梅 、陈新红、曹荭、杜晓静、石秋萍、小荣、杜大力还有许许多多短暂居住来来往往的同事。我想那些因为访谈在“工运”停留过的人们肯定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充实而温馨的日子。
1994年7月，记者一组、二组从“工运”搬到军事博物馆租用的办公楼。男同胞和女同胞终于各自有了一间宿舍，女同胞们也终于有了一个有点女人味的空间。机房有了单独的房间，这下再也不会打扰睡觉的人们了。
编导们还在不停的熬夜。大伙在苦中求乐，在傻干中求乐。于是“军博”有了“三傻”： 王大傻、陈二傻、邹三傻。据说要加入傻子系列还得有不少优秀的条件。具体什么条件得问访谈的老人栗严。
生活在继续，访谈在继续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王文雁：生命因你而精彩
在第一次拿起话筒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电视记者；在来中央电视台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焦点访谈》中的一份子。说这话有点穷人乍富的感觉，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对于北广毕业的学生，进电视台是顺其自然的事，对于北大，人大这些著名高校的毕业生来说，成为记者也不算难。但对我来说，记者曾经是一个一度以为已经无法实现的遥远的
梦。
1992年，我从一个理工院校的中文系毕业，分在一家国营企业的办公室当秘书。看了三个月的报纸，喝了三个月的茶水之后，我向领导递上了辞职报告。我不知道今后我到底想走什么路，但我知道眼下的路一定不是我想走的。
人家都说学中文的是万金油，我在私企卖过电脑，在外企做过文员，但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始终找不到感觉，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提醒我：你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去拼，你要去做能够发挥你长处的工作。
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为什么一直对工作进入不了状态，也是这时候，要当一名记者的想法才开始清晰地在脑海中出现。
那年是1994年，传媒的发展还不像现在这样迅猛，报社和电视台的用人体机制也不像现在这么灵活，拐了不知道多少道弯托了多少人，我终于在省台找到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当我在1994年5月满怀好奇小心翼翼地第一次走进省电视台的大门时，我不知道一个标志着中国新闻改革重大突破的栏目＜焦点访谈＞在一个月前开播了，当然更意识不到我将来会与这个栏目产生什么关系。我那时只是一名省电视台的学习者，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里，因为那些老记者们对我说：打破头想进电视台的人太多了，你没有任何背景想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
我想留在这里吗？太想了。从我第一次摸编辑机起我就意识到这是我终身想要从事的工作，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而我在编辑和采访方面的悟性也让那些老记者称道。也许就是因此，我的“学习”期限一再延长。记得有一年的时间，我只做节目，不拿工资和稿费，电视上了不打我的名字，即便这样，我也一百个心甘情愿，我只有一个目的，别让我离开电视台，离开电视，让我多学点知识，让我多学点技能。我要感谢当时我们的新闻部主任南晓明（现在为珠海电视台台长），在我学习了一年之后，我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报道中的记者一栏里，虽然直到我离开那里时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临时工，但他却一步步让我担当起制作重要新闻的重任。
我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你没有选择之前，什么都是可能的，当你决定了选择的目标，就意味着失去了其它的可能。我现在选择了做记者，虽然同时意味着我不可能出国留洋，不可能去经商，不可能去赚很多钱，但我丝毫不觉得遗憾，因为我喜欢成为一名记者，我找到了我真正喜欢也真正适合我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愉快的。
这期间，＜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成了我每天有空必看的节目，不管是敬一丹、方宏进的主持，还是关海鹰、赵微的采访，都成为我学习的典范。我几乎叫得上每一位焦点访谈记者的名字，记得每一期播过的节目，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自己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离我太遥远了，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奇迹发生在1997年，对我来说那的确是一个奇迹。
1997年初，我采访编辑了一个系列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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