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影响力的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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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　　　　
　　　　记者：《无主题变奏》是1981年写的，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展现了一种新的价值，你想过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吗？　　　　
　　　　徐星：我要唱就独唱，我不喜欢大合唱，别人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唱它干嘛？　　　　
　　　　《无主题变奏》是个很老的小说，今天看起来，从文学因素上说，它欠缺很多。它能影响了一些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颠倒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因为我的恋爱毁于当时的价值观，这可能也算是一点个人原因吧。　　　　
　　　　《无主题变奏》有点儿不一样，是因为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绝不会写什么。　　　　
　　　　记者：在你的小说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和颠覆的意识，是不是跟当时大的文化语境有关？　　　　
　　　　徐星：是。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现在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所以不像当年那么轴了。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值得使劲儿颠覆的价值观，比如单一的金钱价值观，上街时我经常看到让人发笑的广告，“高尚的生活理念，高尚的生活方式”。我没钱，买不起你的花园别墅，我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就不高尚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最脏的宣传被我们学来了。这也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优良的部分激烈冲突的，可惜这些资本主义的脏东西在中国的代理人很多，市场很大。　　　　
　　　　先锋派沉寂各有各的原因　　　　
　　　　记者：《无主题变奏》之后，你也创作过一些小说，你觉得那些作品为什么被忽略了？你认为那些小说写得怎么样？　　　　
　　　　徐星：我认为我在1986年到1987年间的《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都是很不错的小说，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无主题变奏》的呼声太高了，这些就被淹没了。不过有的时候能零星看到一些网友网上的议论，谈及我其他的作品比《无主题变奏》成功什么的，我还是挺高兴的。　　　　
　　　　记者：在1985年《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你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现代派小说家，是什么原因让你的写作停下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原因让你停止发表小说？　　　　
　　　　徐星：我的写作没有压力，我不靠这个吃饭、买车买房，所以缺少动力不求进取，所以近20年写得很少。当时的“广泛影响力”纯属偶然，我没想过让它有影响力。　　　　
　　　　停止发表作品除去写的东西有点儿不合时宜，还算是纯粹的个人原因吧。我也想发表，可是一想到这事儿这么麻烦，还得投稿什么的，跟人打交道，又烦。当然，在极穷困的时候，我也卖过小说，比如被盗窃一空，没钱吃饭可又没什么可以卖，我就卖了1989年以前所有小说的版权。　　　　
　　　　记者：文学界把你归入80年代前期的现代派写作，看成是后面先锋派写作的一个开端，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徐星：这也不是我的事儿，说真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你所说的后来的先锋派，我一篇都没看过。我只写小说，但我不看小说，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回事，那这不又是一个偶然的个人经验影响了历史的例子吗？　　　　
　　　　记者：近些年先锋派和你一样处于沉寂之中，你认为他们的沉寂和你的沉寂是否有些共同原因？　　　　
　　　　徐星：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前面说过了；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而且都不用等别人归类自己先把自己归了类啦……这不是一派欣欣向荣吗？


第三部分也许徐星只是在怀旧

　　　　也许徐星只是在怀旧　　　　
　　　　□书评人吴慧　　　　
　　　　那本自书架最高层抽出的书，久未翻阅，积满灰尘。打开目录时，所有不知名的细屑在炽烈阳光下急剧飞舞。　　　　
　　　　《新小说在1985》（吴亮、程德培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定价：3。85元），暗色封皮，装帧简单，纸张因为年代关系开始泛出哑黄，变得薄脆。　　　　
　　　　我在目录中急速搜寻，一眼就看见《无主题变奏》，一排小说题目里，第四个。在此之前，我对徐星和他的《无主题变奏》一无所知——虽然我曾一度紧追刘索拉。追着刘索拉也只不过是因为她是个读起来显得比较特别的女人，或许可供当年的未成年少女仿效学习。至于如今出现在不同版本文学史上的“刘索拉和徐星先后发表的《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被视做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作”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从未得知。20年前，我刚坐进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学习汉语拼音，徐星好像只是一个和我同班的小男生的寻常姓名。　　　　
　　　　我带点未知的好奇去询问身边的人。20年前，他也是握着一支钢笔在印着某个纺织厂名字的公用格子纸上一笔一画地认真誊写着自己小说的文学青年。他如遇故人般地在电话里急急问我从哪里看来的这个名字。我告诉他说，这个叫徐星的人要出新书：《剩下的都属于你》。他在电话那头叹一口气，说你一定没有看过他的《无主题变奏》，那是20年前的一股狂风，比起这个夏天更热。他于是爬高给我找来《新小说在1985》。　　　　
　　　　在看完小说《无主题变奏》及整本《新小说在1985》之后，我发现对我来说，20年后徐星携新作重出江湖引来的各方关注，其间怀旧意味也许比起新作本身更加浓厚。徐星成名的80年代距离现在已如此久远，而那个年代的文学状况以现在看来又是如此充满着各类变数带来的新鲜。　　　　
　　　　只要略微翻一翻《新小说在1985》，就完全可以了解为何20年后徐星重新浮出水面会引来如此浓厚的怀旧感情。在小说目录开出的16个作者名单上，排列在徐星名字之前的，是韩少功；之后依次排列着何立伟、刘索拉、莫言、扎西达娃、马原、张承志……贾平凹是第9个名字，紧跟其后的才是王安忆，最后一个是刘心武。在徐星四处肆意任性地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的这20年里，曾在1985年与他并列甚至落于身后的那些作家，已然跻身或知名或主流的作家行列。对于当下名家的同代之人保持一样的浓厚兴趣，也不失为时下这个娱乐年代里八卦精神的极致体现。看完小说集后，我只想着，不知道当年同样名列其间的陈放、郑万隆或者叶蔚林这些人如今都在哪里？如果时下里是他们携着新作出现，那么也许和徐星出现的意义并无二致。除此之外，对于徐星新作《剩下的都属于你》的评价，则当属于另外一个范畴里的事情。　　　　
　　　　这样看待徐星和他的新作，会和徐星所追求的生活一样，比较简单和快乐。而对于那些曾经视徐星为偶像的人们来说，无疑还要沉重许多，他们不得不为20年后偶像的重出江湖担心廉颇“尚能饭否”的问题，虽然徐星本人对此也许觉得毫无意义。　　　　
　　　　先锋文学是可爱的文学评论家送给徐星们的一个文学标签，无论他们接受与否，高兴与否。20年前已经这样，20年后同样如此。但是法国荒诞派先锋戏剧家欧仁·尤奈斯库说过：“先锋派就是自由。”对照着徐星这20年来随性快乐的生活，也许他会冲着这个意义，不安心地承认自己的“先锋”身份。


第三部分《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1）

　　　　《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　　　　
　　　　□简洁　　　　
　　　　最近有一本流行的书叫《细节决定成败》，小单位的头、大单位的头都很喜欢。我顺手买来读了，觉得基本立意倒是没有毛病——不，不止是没有毛病，简直是太正确了，而我这个人一向对太正确的东西总要质疑。教育背景告诉我：那些听上去或者看上去太正确的东西，十之八九都是经不住推敲的。一读之下，果然就露了馅儿。　　　　
　　　　且不说作者把世间一切成败归结于细节的观点能不能站住脚，单就书末鼓吹的“大的决策和战略不需要个人决定”这个貌似正确的观点而言，就很让人生疑。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要我们每个人放弃自己的个体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让大家安心做好机器零件，做好哑巴奴隶，做好应声虫。——难怪，那些当头儿的如此喜欢这本书，以至于不惜动用公款批量购买，让员工人手一册。　　　　
　　　　接着，作者在这个潜在的前提下号召大家把目光全部放到细节上，不要过问任何全局性的东西，不要质疑事物的根本前提。作者这样说的动机如果仅局限于写书、卖书赚钱，我不想多说什么，但如果另有险恶用心，我就真要为那些真心推崇这本书的读者捏一把汗了。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美国人造的汽车如何不及日本人的精致细腻，最后被日产汽车占据了市场。但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人面临制造业利润低微、人力成本高、能源消耗巨大、环境破坏严重的现实之后，主动放弃在制造业的争夺，通过战略性的技术转型，在信息技术领域抢占了全球制高点。这可不是什么细节决定胜负的问题。　　　　
　　　　作者还喜欢用中外快餐大战中中国快餐何以落败说事。这一招还真是有些唬人，一般人就被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震住了，万幸我研究过两天洋快餐。我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快餐打不过洋快餐，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什么细节上面，而是一种强势文化及其高蹈的文化战略决定了这场战争尚未开打，就胜负已决。因为洋快餐的成功后面是整个美国文化的强势背景，洋快餐不过是美国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中一粒小小的棋子，或者一个局部战场。如果没有强大的英语文化的整体战略，没有好莱坞的全球推进，没有迪斯尼对中国孩子的潜移默化，没有美国大众文化和流行音乐对都市生活塑造和浪漫情调的标准预设，麦当劳和肯德基的胜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回到书本身上来说，一本强调细节决定胜负的书中，却满是细节的错误与疏漏，书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等细节就不说了，引用的事例穿凿附会、胶柱鼓瑟、漏洞百出也不说，仅就尽人皆知的古希伯来谚语“上帝在细节之中”都被错引成“魔鬼在细节之中”，能把上帝和魔鬼都混淆在一起，还谈何细节？　　　　
　　　　此外，书中引用的各种案例、数据，从不标注引文来源，使人完全无法查识真假。　　　　
　　　　奇怪的是，作者用大量不过硬的细节来证明细节决定成败，这样一本书还能在市场上卖得那么火。这就令我产生一个困惑：细节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细节重要，这样一本粗疏的书怎么可以成功地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如果细节不重要，那这本书的基本立意岂不都是错的！最后，我终于明白，根本不是细节决定成败，而是观念决定成败，思路决定成败。如果观念思路出了错，再怎样严谨的细节也是枉然。作者事实上用了18万字对自己在书名中提出的命题进行了证伪。　　　　
　　　　凡事都归结到细节上，凡事也可以归结到大便上。按照作者的逻辑，我写一本《大便，决定生死》，也可以畅销，因为我只要抓住大便，不及其余，最后一定能导出大便决定生死的结论。首先不拉大便会憋死，你无法反对吧；其次，乱拉大便传染痢疾、霍乱、甲肝，都会使人致死，你不会不同意吧；再其次，大便不规律，证明肠胃有问题，肠胃有问题不治疗早晚得胃癌、直肠癌一类的病，那就死得更快，更难看，这你恐怕也无法反对吧……诸如此类，我还可以引出几百个关于大便同生死密切相关的话题，最后横竖告诉你一个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的事实：大便，决定生死。　　　　
　　　　由此观之，畅销书是畅销书，真理是真理。如果抱着经过商人们精心策划的畅销书寻求真知灼见，那真应了《圣经》说的：富人要得救赎，比骆驼过针眼还难。　　　　
　　　　《岁月与性情》：　　　　
　　　　一本乏味的流水账　　　　
　　　　□书评人一泓秋水


第三部分《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2）

　　　　　　　　
　　　　在没有读到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之前，我曾经固执地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大概是世界上最考验读者阅读耐心的一本书，虽然我最终还是怀着一些感触看完了它。然而，在读过《岁月与性情》之后，我却惊奇地发觉，写作于21世纪的这本书几乎让我无法卒读，那些事先的期待被作者不厌其烦的絮叨消磨得一干二净，最让人疑惑的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历史事件，从作者笔下流露出来之后，竟然不能让我的心为之产生丝毫震撼。这不仅与读《死屋手记》时的感觉大相径庭，而且多出了一些如同嚼蜡般的无味。从《岁月与性情》中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悲哀甚至绝望的事实：昔日的苦难和沧桑在作者的笔下已沦为琐碎往事的连缀，然后缩略为岁月河流中的细小波纹。　　　　
　　　　从周国平的作者简介中可以看出，他出生于1945年，在他二十岁刚出头时，正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7月他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先去湖南洞庭湖农场劳动，1970年3月到广西资源县，一直呆到1978年10月才重回北京，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之后步入学术圈，以《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举成名。无论从哪方面看，其经历不可谓不曲折，人生不可谓不坎坷，然而，这一切在书中描述出来时，只剩下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陈芝麻烂谷子，既没有一个哲学家应有的深刻和智慧，也欠缺作为一个作家或诗人的才情与隽永，有的只是一种机械的流程：一个敏感内向、早熟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清高、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与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的来往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后就是下乡、回城，再步入知识阶层，与一帮圈子里的人交往。其间经历了两次婚变，在妞妞夭折以后成为啾啾的父亲。　　　　
　　　　作为一个读者我知道，即使是卢梭，对于自己的劣迹在《忏悔录》里也多有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