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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影响力的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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锏�4000万，只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就马上会形成风行一时的风潮。其代表就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年）。“如果他们集体怀旧，那么整个社会就会跟着怀旧，如1971年的怀旧风。”
青年文化形成的关键是所谓社会认同感（socialidentity），即我们是一群人，我们很重要，我们要表达，我们要改变世界。比如，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愤青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压迫。比如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式的怀疑及迷茫者，这种情绪在《毕业生》中被达斯汀·霍夫曼以喜剧形式表现出来。再如，两个年轻人不经意的一个念头，引发了伍德斯托克40万乐迷的狂欢——以后的各类版本再也未能达到它创下的这个高峰。
历史往往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加以重演。威廉·曼彻斯特所叙述的历程正在中国发生。阅读这部分时我们会产生强烈的亲近感。中国现时的青年人不是4000万，而是它的十倍。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正为解救地球上三分之二受苦人忙活着，王小波们正蹲在中缅边境上犹豫：去，还是不去？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提问使一些人退却，另一些人则奋勇向前，一去就是不归途——这种切·格瓦拉精神甚至激励着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都市愤青们。
传媒给了六十年代生人一个特指，即所谓“六八”代——在六十年代生，在八十年代受青春期教育。有精英杂志将之宣扬为一群社会精英。他们在八十年代喊出了变革之声，在九十年代对帝国主义说不。只是在商品经济利器的冲击下，这种理想主义马上被务实的享乐主义替代。喊出“一无所有”的人现在已功成名就，他们小腹隆起，成了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当初的反叛者如今成了被反叛的对象——正如六十年代热读《滚石》的美国青年现在成了当红公司的CEO。面对新一茬挑战者的叫骂，他们开始怀旧。在一个急行军式的上升社会中，这种怀旧显得是如此不合时宜。但这种怀旧的确有它的现实基础。这种情绪甚至感染了七十年代生人。
我们且听崔健在《混子》中是怎么唱的：“前几年你穷的时候/还挺有理想的/你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工具了/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你说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掉了……”有人说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变聪明了，人们不再做傻事了，人们发现了最实在的东西——钱。就像崔健在另一首歌《春节》中所说，“老老实实地挣钱/这是光明的前途/搞好那人际关系/这是安全的后路”。考托福和GRE的热情胜过上街作秀。成功主义成为整个国民的意识形态。而这个过程，与《光荣与梦想》描述的竟如此相似。
美国六十年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相似的，除了摇滚乐和青年运动，还有汽车时代的来临，并伴随城市居住的郊区化，以及观光旅游的盛行，它现已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典型的周末度假方式。而当初的嬉皮士如今变种为波波族。这种六十年代以大麻、性自由为旗帜的做派被一股脑地延续下来，只是表现方式有所变异罢了。嬉皮士当然有其警世意义，提醒人们对强迫消费、被动接受和极端物质主义的警惕。还有，曼氏在书中详述的色情文化的泛滥——“一个小老太太要爬过一大堆色情杂志才能够到一本厨房与园艺之类的读物”——如今你在街头和网上不是随处可见？
曼氏针对“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金斯伯格的同性恋秀写道：“充其量只不过是有几个浪漫派诗人，他们要躲开流行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那倒是真的。他们只不过是要求与大多数人分开，他们所宣传的不过是由来已久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而已……”根本无须给他们加什么神圣的光环。这种清晰的社会学洞察在书中随处可见。
今天再读威廉·曼彻斯特的意义似乎在于，向六十年代和它所代表的一切说拜拜。新生代的青年人更生猛，更放肆，更堕落、也更幸福。只是，我们什么时候会产生一个威廉·曼彻斯特？
第三部分25年后重温《光荣与梦想》
25年后重温《光荣与梦想》
□书评人许晖
仅仅是出于行规，新版《光荣与梦想》原文收录了1979年商务版的“出版说明”。隔着二十多年的光阴看这段出版说明，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是看得惊心动魄——在重温本书的过程中，在每每惊讶于“历史相似性”的时候，读到这样的文字：“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国经济、政治、军事的矛盾和弱点及其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以及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精神空虚和浮游无根的丑恶面貌。”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隐喻，是一个反转的镜像吗？“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以今视昔，正如作者威廉·曼彻斯特时常在写作过程中拿当时比以往一样，当我们重复了、经历着类似的历史进程，当某些意识形态的僵硬面罩撕下之后，我们会发现：也许，历史不仅是当代史，而且是人类生活的常态。
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这些幻觉破灭的一代人，为寻找参照而疯狂阅读包括《光荣与梦想》和《伊甸园之门》在内的西方经典的过程。今日重读《光荣与梦想》，已经不复当年历史启蒙的震撼，讲述历史的手法也已经不新鲜了，如今我更关注的是——本书起始便描述的出生于经济大萧条时期（1932年）的一代人，他们的子女们在六十年代的所作所为，以及本书没有涉及到的，六七十年代结束后这一代人的命运。
美国的六十年代被威廉·曼彻斯特称为“必得恶果”的时代——作者在书的末尾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三分之一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并且引用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话说：“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冷战的冰凉铁幕，国外干预（越战）的尴尬结局，使那个时代的美国人获得了一种伤感的历史观。正是在这种伤感历史观的作用下，作者才奠定了本书的结论和结构：伟大的美国梦的破灭，“美利坚分裂国”的哀鸣。六十年代还没有显露它的伟大遗产。
所以，在威廉·曼彻斯特关于这个“必得恶果”时代的细节化描述中，带着他惯有的亲切嘲讽的腔调：“在六十年代中期慢慢度过的时候，半裸体已成了时髦社会的风尚……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六十年代已经来临。”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在作者笔下呈现出斑斓的复杂面目，置身其中的某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甚至被漫画化和小丑化。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30岁以下。随后半数都在27岁以下。”“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正是麦卡锡时代那些饱受凌辱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正是这些人，正是他们，是整个六十年代“所特有的反对一切束缚的总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他们和大学当局对抗，和警察对抗；或者离开校园，在广袤的美国大地上游荡；或者参加任何一次反战游行。对既成体制的反感和疏离，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狂欢，甚至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卷入了“黑色权利”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阔大背景。并非只有和平和鲜花，也同时伴生着黑人暴力革命（马克西姆·X、黑豹党）和校园暴力，伴生着18岁的琳达服用LSD后在一个嬉皮社区被强奸致死的悲惨结局。这一切，都在六十年代结束后沉淀下来，等着对遥远的时代显露影响。
而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个人，在退潮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当时代的因素隐去，观察曾经历历史的个人的自由抉择，应当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我就在美国导演马克·基切（MarkKitchell）的纪录片BerkeleyintheSixties（《嬉皮年代的乐与怒》）中看到过十余位当事人的自由抉择——无论如何，更多的人仍然坚定地站在年轻时的立场上。
这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又一代人出生了。同样的，经历了成长和成长中的挫折，经历了质疑和辩护，这一代人也开始选择。李皖在上个世纪末宣称：“你们过去的理想不是理想，只是理想的幻觉。你们早都变质了，早都换了一个人，所以你们要追忆……看来时代真的是要转季了。那喜剧式的结尾表明经历的痛苦已然抚平，过渡的时代终于要走到结束的关口。嘿！21世纪，请等一等，我们马上要脱壳了。”（《罗大佑是一种什么病》）“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这种加速度终于在今天赶上了这一代人，汇合上了这一代人。是的，理想的幻觉，想像中的辉煌；是的，喜剧式的结尾，结束的关口。但是，经历的痛苦真的已然抚平了吗？
当世纪轮换的廉价乐观土崩瓦解，“代”的概念的确失效了，个人和个人的团结取而代之。那么，脱壳而出的人儿，你将走向何方？你的痛苦果然抚平了，还是根本就认为创伤不过是幻觉？你所宣称的“你们”和“我们”，谁是被加速度落下的落伍者，谁是乘着加速度快感如潮的同伙？
第三部分阎连科：我看到的只有苦难
阎连科：我看到的只有苦难
□记者术术
阎连科的最新长篇小说《受活》在《收获》2003年第6期发表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评论家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受活》将于2004年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是“布老虎丛书”改版后的抗旗之作。而此次春风社还推出了《受活》的珍藏版，珍藏版限量发行9999册，只要读者认为有不满意之处，即可退货，充分显示了该社对《受活》的信心。
“受活”的意思是“爽”
记者：小说的题目《受活》是什么意思？
阎连科：小说絮言里的第一个注解就是解释“受活”的。“受活”是河南方言，方言的指向不是很明确，很难用普通话里的某一个词来概括。在普通话里“爽”字可能最接近它的意思，另外，它还有自由、忍耐、苦中作乐的意思。
给小说起这个名字很随意，因为是用方言写成的小说，整个叙述的过程是展示方言的过程，我觉得小说的名字用方言可能更好一点。
另外，小说里写的那个村庄叫受活庄，一个女主人公就叫受活婆，“受活”这个词跟小说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
记者：小说里柳县长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对现实和社会的概况性也很强，你是出于什么构想？
阎连科：我对农村、军队都非常熟悉，放之四海去考虑，“往上爬”是许多体制内的人的共同心理，无非表达方式不一样。现在一心走仕途的人都觉得，当官是一种事业，把当官美化得没法说了。
柳县长只是其中一个颇具代表色彩的小人物。第二点，柳县长还有中国人的另一个特点，他考虑到生前，还考虑到死后。这的确是中国固有的，中国一个小村长、老百姓，都有可能考虑他死后如何。
记者：以柳县长为代表，小说里的人物有很多荒诞的行为，是对社会现实构成了反讽吗？
阎连科：这部小说跟我以往的小说比起来多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幽默感，但不是那种具体的句子、具体的细节展开的幽默，而是故事本身和人物命运都具很明显的幽默感。
而《受活》和社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多尖锐、多复杂、多激烈，作为作者我是无法把握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无法停下来思考，只是始终保持着激情把小说写下去。一个人物要做什么并不是我写之前就设计好的，有了性格基础，人物是自然而然走到那个地方的。柳县长这个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做出让自己“永垂不朽”的非凡之举，这才合乎他的性格。
所有的小说情节、人物的行为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必然。
文学里看不到现实
记者：你说过一句很抒情的话：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这表达了你对现实主义的什么认识？
阎连科：我以前的小说大部分是老老实实地讲老老实实的故事的小说，但后来我发现现实主义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现实主义其实来自于人的内心。
现实主义强调真实，但对文学来说其实没有真实可谈。任何的真实一旦进入作家的笔下都会是虚假的，作品的真实绝对不应该以生活的细节来核准。
作家能力应该体现在让虚构抵达真实或者把真实的东西完成到非真实的程度上。所以，对现在的文学强调的真实，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觉得生活比小说复杂、深刻、阴暗得多，在文学里看不到现实的真实面目。我们的文学不能永远跟在生活的后面，只有放开想像往前走才有可能与生活同步，或者稍微往前走一点。
记者：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最易被读者接受的一种表达，是因为如此，才被很多作家选择吗？
阎连科：很多作家被现实主义束缚了手脚，被它捆绑着无法摆脱。大家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读者是伟大的，读者也是需要提高的。他喜欢吃巧克力，但我们不能永远给他巧克力吃，没有人给他吃一口黄连。黄连虽然很苦，有另外的效用。巧克力只能让人发胖，还没有一块地瓜的营养丰富。
记者：有人对你们这些写“黄连”的作家提出质疑，认为你们大写苦难，不知道要带给读者什么，难道人性之美就不存在吗？
阎连科：人性之美肯定存在，沈从文、汪曾祺都看见了，但它不在我的目光之中，不在我的内心。
写作是在朦胧状态产生和结束的，一个人能写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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