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影响力的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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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乐说：“如果我也带你去吃面条的话，那就太便宜何晓勇那个混蛋了。”一乐跌跌撞撞地在镇子里游走着寻找家人，在他们离开后才找到了那个餐馆，他疲倦地坐在了餐馆外，在黑暗中瑟缩着。　　　　
　　　　置身于此类戏剧化的情节中，我们几乎听到了小提琴声鸣奏。但是余华小说中类似情节剧的情景，却往往意味着荒谬。许三观不带长子去吃饭的原因，更像荒诞戏剧鼻祖皮兰德娄戏剧中的一幕，而往往出离了人之常情。许三观的荒诞病态的逻辑很明显得自荒诞的社会生活。大跃进期间，公共食堂开始实行的时候，许三观告诉妻子他们将在戏院里吃饭，他说：“你知道厨房在哪吗？就在舞台上。演越剧的小丑们都在上面洗菜。”当政治演变为一场闹剧的时候，日常生活也将如此。　　　　
　　　　余华的作品与中国传统戏剧有着密切关系，此外，若要论及他风格中的自省与实验性，则只能指出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扁平的这一点。《许三观卖血记》的译者安德鲁·琼斯也指出，余华利用反心理的方式，完成了对“红宝书”与童年时期观看过的那些电影里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的颠覆。所有客观依据被颠覆的时候，个人的主观性将彻底消失。许三观一家人在邻居们面前哭喊、争吵、献媚。当他们在众人面前结束自己的精神表演后，余华完成了以许氏一家人的生活对整个国家的荒谬寓言。如许三观从工厂带回来的那些手套经过他妻子的拆编终于变成了一件线衣一般，小说中的各个角色也在被拆开和重新编织，最终他们的内心都成为了衬里。这些缺乏个人体验的角色只能以他们令人乏味的内心、琐屑、残忍和反常的性别来应对生活。　　　　
　　　　人们对那些极力将故事与大政治和大历史相挂钩的故事已经太过厌倦了。在小说中读到一众角色去参加抗议游行或者主人公打开电视观看航天飞机升天并非令人愉快的体验。作者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想令自己的作品显得更非凡一点，对此我们都已经厌倦了。而在余华的小说中，历史往往退缩到舞台的边缘。比如，许三观对他的妻子许玉兰说：“今年是1958年，已经有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接下来会是什么？”在去医院的无数次中的某一次，许三观遇到了他第一次去卖血时遇到的“血头李”，他问“血头李”是否还记得自己，“血头李”大声地回答他：“你怎么能让我记住一个十年前来过一次的人，就是神也记不了这么久。”在一个政治稳定的社会，十年不应有“血头李”所感受到的那么漫长；然而一个发生了那么多巨大事件的十年会令人们感到记忆不再可靠和难以忍受。　　　　
　　　　尽管《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是两本小说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但我们仍会如以往一样碰到意外。它们并非向政治和商业妥协的产物，而更像政治压力消减之后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们对持不同意见权利的一次愉快初尝。与最初对国家宣传的简单反抗不同，现在中国的作家们可以更自由地在人文向度上进行形式与内容相融合的实践了。临近《许三观卖血记》的结尾时，许三观决定卖最后一次血，他的妻子告诉他：“许三观，你不用再卖血了。我们现在有钱了，还会有更多的钱的。”许三观这最后的姿态向我们展示出强权残留在人们敏感思维中的痕迹。　　　　
　　　　延续风格的对话、情感和残酷中的极端，其实正是对一个来自恐怖年代的人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对未来生活的展望还是对以往生活的反思，他们都仍然无法去冒险。这一家人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以扁平的形态凝固在了这电光火石一般的一瞬间。　　　　
　　　　


第二部分倾听安·兰德理性的声音

　　　　倾听安·兰德理性的声音　　　　
　　　　《理性的声音》　　　　
　　　　《致新知识分子》　　　　
　　　　作者：［美］安·兰德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　　　　
　　　　定价：50。00元　　　　
　　　　□书评人小艾　　　　
　　　　安·兰德（1905—1982），美国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写作者之一。根据调查，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是销量仅次于《圣经》的美国第二大畅销书，而在读者票选的20世纪100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中，她的4部作品进入前10名——与此同时，来自学院里面的专家们则对兰德的作品不太感冒。2005年是兰德诞辰100周年纪念，世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思想家。　　　　
　　　　兰德坚定而彻底地信仰自由理念，她把自己的哲学理念称为“客观主义”，也就是不承认一切神秘主义的价值、不承认一切建立在“理念”和“理想”基础上的权力要求。兰德以绝对的客观现实为出发点，推崇个人的权利，“自私的美德”是她影响最为深远的理念之一。在兰德看来，每个人都能充分追求自我权利的社会才是美好的，实现这样的状态则只有一个办法。或许是因为她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她的思想在学院流传不广，但兰德思想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力却是无与伦比的。　　　　
　　　　安·兰德的作品可能是对人类理性精神的最完美歌颂。1926年，在她21岁的时候，她离开列宁格勒来到纽约，立刻拜倒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下。在她的眼里，摩天大楼可能可以看做是人类物质文明的象征，她在深深迷醉于这种文明的同时，开始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和任何会对这种物质文明产生威胁的力量和思想进行斗争。　　　　
　　　　兰德是学历史的，同时对哲学也颇有研究，她知道人类历史曾经创造过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知道这些文明一个个又是如何衰亡的，她肯定还知道名闻西方的七大奇迹，更知道这些奇迹一个个又被人类自己毁灭。反顾历史，再看看当代世界的现实——从世界大战到冷战，从美国内部自身的纷争到整个世界的互相猜忌，她有理由对当代物质文明的命运表示担忧，更有理由把自己投入到为这种物质文明而战的生活中去。　　　　
　　　　回顾兰德的一生，说她的生命是战斗的一生大概不会太离谱。她虽然没有亲身参与战争，但一生却是在论争中度过；她激烈批评当代的知识分子没有承担起文明交托给他们的重担，自然遭到众多知识分子的反击；她完全以客观现实和个人私利为出发点的哲学观和伦理观，也难免被某些人讥为庸俗与势利，但即使是她的论敌，大概也不能否认她在普通美国大众之中的影响力。如果说潘恩和富兰克林塑造了美国精神的话，那么兰德无疑保证了这种精神在20世纪没有偏离方向。在美国，她关于自私的美德的论述深入人心，她相信通过每个普通人的努力，“人类能够获得一种正当、人道的生存方式，而且正义是至关紧要的”，而她自己的个人生活，则成为兰德哲学的一个典范。　　　　
　　　　现在我们阅读《致新知识分子》和《理性的声音》，在对兰德的勇气表示钦佩的时候，恐怕未必有一种太强烈的震撼感觉——和同样在今年过百年诞辰的萨特不同，兰德哲学不指向人的精神生活，更没有想要在人的精神中引爆什么思想炸弹，她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在意精神、灵魂、理想这些概念的存在——兰德的文字简简单单，和潘恩有点儿一脉相承，她叙说的似乎只是最明了的常识：人们要依靠理性在现实中为自己牟取利益，社会要以理性为依托自由运转，面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或者强权的可能性，要不遗余力地斗争。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全力论证理性的自利主义是道德的，《致新知识分子》选录了这本小说里面的一个章节，以雄浑的笔触论证了金钱的伟大，所有因为金钱而产生的罪恶只不过是因为人们没有按照理性的自利主义行事。　　　　
　　　　阅读兰德的著作有时候会让人想到那些早年的机械唯物论者，他们曾经最早为人类的科学进步唱起颂歌，和他们相比，兰德对文明的歌颂要来得更彻底，也更激烈。　　　　
　　　　在操作层面上，兰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批评政府，在她看来，美国政府影响了公众的自由生活和自主选择，而在思想层面上，兰德更是从来没有停止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攻击，认为是这些人带来了精神的空虚和灵魂的幻灭。在《致新知识分子》中，兰德分析强权的结构就是阿提拉（古匈奴国王，代表保证）和巫师的结合，而在商人击败阿提拉之后，知识分子却未能承担起取代巫师的责任，对此，她只能寄希望于她的读者——新知识分子。　　　　
　　　　兰德自然是勇敢的，她对于理性和自由的鼓吹也足以撼动人心，但是换一个角度，以兰德和她的哲学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声音却也并不总是那么完美。在阅读兰德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感觉到，兰德把精神的失落归之于知识分子是有些过于严苛了。虚无主义横行，是因为社会确实存在问题，换句话说，兰德以纯粹理性和现实为基础构建的王国即使在美国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最好的情形下，人们也只能努力去接近那种理想状态，要真正实现，几乎没有可能，更不是以知识分子的力量就能解决的。从这点出发，新知识分子或许很难诞生。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兰德在21岁的时候离开前苏联，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那本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影响了兰德作品在美国社会之外的有效性——兰德的描写离其他国家的现实语境太远，她对理性的推崇也忽视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不过就像兰德本人一再坚持的那样，她的写作不是为了要建立一种新的宗教，而是要触发人们的思考。每个人都有思考和选择的权利，兰德给出了底线，剩下的要靠人们自己去寻找。　　　　
　　　　在佩可夫为《理性的声音》撰写的后记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兰德在去往兰登书屋大楼的路上突然感慨万端，在被拒绝了许久之后，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即将由兰登书屋出版，这时候她忽然转身对佩可夫说：“永远不要放弃生活中那些你想要的东西，为之奋斗是值得的。”这一刻，佩可夫在兰德的眼神中读到了幸福，而作为读者，或许可以从兰德的这句话里面找到一点力量：她描绘的美好社会虽然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在每一个人的努力之下，人类正向那样一个目标靠近。


第二部分束星北：一位天才的陨落

　　　　束星北：一位天才的陨落　　　　
　　　　《束星北档案》　　　　
　　　　作者：刘海军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　　　　
　　　　定价：36。00元　　　　
　　　　□书评人一泓秋水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唐家闸掘港村。1924年毕业于镇江润州中学，当年进杭州之江大学，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4月自费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和C。G。达尔文。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1930年9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思特罗克教授，任研究助教，并继续研究生学习。1931年5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归国。1932年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　　　　
　　　　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停职审查，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而受到批判，1958年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1978年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1983年10月30日病逝于青岛。　　　　
　　　　作为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束星北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和才华，从他获取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硕士都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可见一斑。束星北唯一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程开甲说，那个年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正是由于上世纪40年代经由束星北的教导和帮助，李政道才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和了解，终身受益。意味深长的是，束星北一生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50年代之前取得的，那之后他虽然转行，在气象学方面出了一些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只是一个开始，无法与他物理学大师的身份相匹配。在束星北身上，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不仅消耗了他生命的能量，而且浪费了他最宝贵的几十年光阴，这些横逆和风霜雪雨犹如一张难以逃遁的天罗地网，牢牢地缚住了“第一才子”，使他的智慧无从施展，最终，尊严和人格也荡然无存。及至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他已是七旬老者，虽胸有大志，但无奈英雄迟暮，留给他的时间已极其有限。更让人心寒的是，在生前，他向青岛某学院捐赠遗体，当时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遗体捐赠仪式，而他死后，却因为领导班子“大换血”而被遗忘，遗体被搁置半年之久，被人想起去看时已腐烂不堪，最后被两个大学生草草掩埋。命运在他身上显示出了难以置信的残酷无情——不仅让他生前饱尝了政治风暴，感受到了极度的苦难和艰辛，而且在死后也毫无赐福之意，让他最后一个心愿也落了空。　　　　
　　　　那么，是什么原因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他晚年的时候曾经反思，自己的才华、学识各方面都不逊于王淦昌、竺可桢，但恰恰是他们两人在专业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而他自己却一直在被批斗、改造甚至为了生存而苟延残喘，这其中的症结在哪里？　　　　
　　　　除了时代的背景和不可抗因素，束星北桀骜不驯的性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