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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肖像-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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榈幕埃浅８卸５撬刹幌Ｍ幸粞劾岬那樾鳌Ｖ苣┑氖焙颍胰硕季奂谒姆考淅铮核煞虼用魉固氐厍侠戳耍亩印⒌艿芎偷苊么幽系赂侠戳耍褂兴�92岁的母亲，一位精神矍铄、脸色红润的老太太，也定期到这里来看她。贝波尔？谈普林觉得，情形真的有点儿乱糟糟的，可惜现在不可能再有以前一家人聚在一起时，和其中的某某两个人坐在厨房里密谈那样的机会了。但是也许她现在会更喜欢这样。她说：“反正没有人能够想象我的感觉究竟怎样。”她涂了唇膏和淡蓝色的眼影，很高兴所有人都在自己身旁。 几天以后，她的心情变得很灰暗。她睡得不好，总是做梦，梦见很多长着巨大脑袋的人。早上，她常常不知道自己夜里究竟有没有睡着。她骂道：“我再也不能起来了，可是如果我总是躺着，我只会变得越来越虚弱。”下午，她让女儿帮忙，从床边移到了窗边的小桌旁，但是几分钟以后她就喘不过气来，只好又再躺到床上去。情况不容忽视地越来越糟糕。 外孙雷阿在床上跳来跳去，捏着姥姥的脚趾，布丽塔给母亲讲起最近和菲利克斯在临终关怀医院等电梯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电梯门开了，一口黑色漆亮的棺材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几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推着它。菲利克斯问那些人：“这是个什么盒子？”其中一个人回答说：“这是装尸体的棺材。”但是菲利克斯不知道什么是棺材，也不明白什么叫尸体。布丽塔给他解释说，一个死去的人的身体叫做尸体，人们把死去的人装到一个木盒子里，然后到墓地去安葬。就好像汽车如果坏到不能再修理了，人们就把它们送到垃圾处理场去一样。贝波尔姥姥的身体也很难再修理了。不过只是她的身体不久以后会躺到这样一个木盒子里。她的精神会在天空漫游，从上面向下俯视着人间。这一切一定让菲利克斯费了很多心思，布丽塔接着向母亲讲述着，因为几天以后吃早饭时，菲利克斯突然说：“但是我还会留在你们身边的。我还不会那么快就死。可是姥姥要死了，因为她常常喊疼。” 贝波尔？谈普林现在又注意到外孙观察她时常常会有的那种做梦一样、同时又带着研究性的眼光了。但是自从在电梯里遇到那些人之后，显然菲利克斯害怕问她那些问题。不过，如果这个敏感的孩子想要知道，被装到一个木盒子里会是什么感觉，她一定不会介意。她会回答他说：她不是一点儿信心都没有的。她坚信，亲爱的上帝会接纳起她的灵魂，会好好保护她的灵魂。她会回答，她的生命很充实，很有意义。她可能只是不会对菲利克斯说起，在她虚弱的时候涌上来的那些恐惧。她对女儿也没有说起过这些。 布丽塔？萨德有几次暗示母亲，她准备好了愿意和她一起谈谈她的死亡。如果母亲能让她担负起她最信任的人的角色，她会很高兴的。但是贝波尔？谈普林很忠实于自己。一直到最后，她都回避了一切这种超出边界的谈话，因为这可能会让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现在，在她临终的床前，最后一次认真谈话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布丽塔？萨德非常遗憾。她和菲利克斯甚至不知道贝波尔姥姥是否还能感觉到他们在她身边。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接到了通知，几个小时内，他们都会聚集到贝波尔？谈普林的床前，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她还活着时再见她一面。但是现在，她迷离的眼光似乎已经不能再抓住任何人了。对于别人的抚摸她也不再有任何反应。这天一早，可能是意识到这天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她同意医生给自己打一针吗啡。尽管如此，她紧张的呼吸声和无意识的动作还是让人觉得，似乎她要克服自己内心的反抗。
生命的肖像（四）贝波尔·谈普林 3（图）
谈普林去
菲利克斯和布丽塔第一次看到临终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布丽塔几个小时里一直握着母亲的手，抚摸她，给她念她最喜欢看的书，希望她能感知到什么。菲利克斯则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呆在这里。和贝波尔姥姥已经不能说话了，以往他们总是有那么多话说。姥姥看来也什么都听不见了。其实他本来地是想在这个时候，在她要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问她几件事的。他感觉到，她已经不再真正的在这里了。也许她和她的思想已经在天国了。这样的想法让他害怕。他还一点儿都不想去天国。有一小会儿，菲利克斯宁肯到外面去。但是下午的某个时候，他还是又回到了贝波尔姥姥的房间里。 贝波尔？谈普林的眼睛几个小时以来一直闭着。突然之间，她又睁开了眼。她的呼吸加速，这一分钟里有什么变化发生了。那是一双清澈的张开的眼睛！她漫无目的的目光有一种神秘的东西，这让布丽塔觉得很可怕。她按铃找人来帮忙。菲利克斯则试图集中精力在别的事情上，好不去注意姥姥睁开的眼睛。幸运的是，护工赫尔曼和他的同事哈里埃特都赶过来陪着他们。“时间不会太久了。”赫尔曼说着，把一只胳膊搭在菲利克斯的肩上。 这时候，布丽塔觉得自己手中母亲的手变得越来越冷。她的样子让人想起一个即将溺水的人。只是最后一次呼吸变得不再沉重，而更像一波退去的潮水。随着最后一口气息的呼出，母亲的脸变得蜡白。 随后，赫尔曼把哭得很厉害的菲利克斯带到餐厅里，两个人又说了好一会儿刚才发生的事。菲利克斯觉得：“骨头如果不再动了是很可怕的事情。”他又平静下来之后，大人们允许他在楼道里给贝波尔姥姥点燃蜡烛。尽管菲利克斯又哭了起来，但是那却是很美好的一刻。半个小时后，家里的其他人都到了。 姥姥过世后几天的一个早上，在早餐桌上，菲利克斯对爸爸妈妈说，姥姥那天夜里来看他了，她告诉他，她很爱他。后来的几天夜里，姥姥也在他的梦里透过窗户看他来了。虽然菲利克斯还是很伤心，但是他很高兴在贝波尔姥姥走的时候自己在她身边。“我们过几天还去临终关怀医院吗？”菲利克斯问，“我喜欢去那里。”“美好的死亡”——临终关怀和医药之所能“美好的死亡”——临终关怀和医药之所能
生命的肖像（四）谢辞（1）
那些宣扬年轻人必须努力好好活着，老年人必须努力美好地死去的人是天真幼稚的；这不仅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让人愉快的，还因为努力去争取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死亡原本是一样的。 ——伊壁鸠鲁 活着的人很难将自己和死人设想为一体，因此死亡的社会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诺伯特？埃利阿斯诺伯特？埃利阿斯（1897－1990）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犹太人。（译者注）《关于临终的寂寞》 任何时代里，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生命的终点是美好的。在文字发明之初，这种渴望就已经被记载了下来：“今天，死亡如此充满诱惑地站在我眼前，就像一次疾病的痊愈，就像一个人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谜底。”这是古埃及的一段文字。几百年后，中世纪的人发明了Arsmoriendi——一种不给灵魂带来任何损害的死亡的艺术。作为精神的和宗教的练习，人们把及时做好对死亡的准备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最终，病人在自己家里的病榻上，在家人的环绕下，和他的创造者讲和。主给予，主又收回——这种听天由命的恭顺里很有些务实的成分，毕竟那时候人们很少能做什么努力来抗拒死亡。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都没有任何改变。一直到19世纪，婴儿的死亡率都居高不下，无数的年轻人在他们生命最灿烂的时候被传染病夺去了生命。往往从做出诊断到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只是几天的时间而已。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对死亡的设想有了新的变化：今天，死亡以生命的敌人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可以用强化治疗和高科技医学的武器来打败它；赢得时间的胜利并不少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死在高龄。但是代价往往是一种严重的，有时候更是长达经年的疾病，这种疾病往往为死亡先行开道，让人常年和疼痛、恶心、虚弱相伴，并且让人不得不依赖外在的帮助。 和我们的祖先不同，在最后时刻来临前的很长时间，我们基本上就可以预测到自己死亡的来临；尽管如此，我们却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现代版的Arsmoriendi。一种通用的、对正确死亡的带有精神基础的理解不再存在——这大概也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死亡之后”的设想。对于人在肉体死亡以后的继续生存问题，西部德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还相信，而在东部德国，五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还相信有这么回事。今天，我们不再盼望“美好的死亡”，而仅仅只是希望一种没有痛苦的终结，往往病人还希望能在家里被家人和朋友们照顾着走向生命的终点。而死亡在现实中往往是另外的样子：每五个人中大约只有一个人是死在家中的。在城市中，大约90％的人会在医院或养老院里结束他们的生命，在农村，这个比例是60％。 临终前，病人往往是被陌生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包围着。医护人员的换班时间和医院员工办公室的钥匙往往能左右病人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节拍。在医院里，亲属和朋友往往变成了隔着篱笆墙的客人。他们和濒死的病人一样无助地面对着他身体的不断衰弱和其他伴随而来的各种来势汹汹的痛苦；而这和我们模糊的、多多少少有些幼稚的对“在尊严中结束生命”的设想完全不相符。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这种状况让人觉得受到了威胁。“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关心一个濒死的人，”社会哲学家诺伯特？埃利阿斯在他的散文《关于临终的寂寞》一文中写道，“这些人抱有某种心理补偿性的‘不死的幻想’，借助这种幻想，他们将自己童年时对死亡的极度恐惧成功地压制在看不到的地方。而接触濒死的人则会弱化他们这样的幻想，让他们感觉受到了某种威胁。这样的弱化则有可能使他们清醒地再次意识到那种对死亡的强大恐惧，（……）而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在这里，人们面临的是我们的时代里一个普遍问题的极端形式——即当临终的人与他们周围的人告别时，人们往往无力给他们在此刻最需要的那种帮助和关爱——因为另一个人的死亡会是对自己的死亡的一种提醒和警告。看到一个濒死的人会瓦解人们用于抵抗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人们为了抗拒对自己的死亡想法而建立的保护墙。” 人们还希望能尽可能地不让孩子们看到病人的这种久病不愈和濒临死亡的状况。法国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描述了一种“秘密死亡”的状态：“我们的感官已经不能再承受痛苦和疾病带来的视觉和味觉信息；尽管这些在19世纪初期还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今天，这种人类生活的正常的生理状态被从真实的日常生活中驱逐，并被驱赶进了卫生学、医学和风化道德的无菌世界里了。这个无菌世界完美的表现形式是医院和它的清规戒律。”
生命的肖像（四）谢辞（2）
在那里，病人的痛苦历程往往还会没有必要地被延长。对于病人来说原本是种恩赐的死亡会被各种急救措施阻止。为了人工输送营养，垂死的病人的肚子上还要插一根胃管。“医生不是帮病人为即将来临的死亡做好准备，而是和病人一起冲进一次医学冒险，而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引开病人对自身疾病的注意力。”美国的外科医生舍温？B？努蓝德这样描述这种机制，“医生的表现反映了社会的普遍需求，即隐瞒死亡的力量和生命的有限性。”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其他地方比医院这个绝大部分人去世的地方更加歧视死亡。这里，医护人员希望治愈病人，因为一个垂死的病人意味着失败。因此，在这个治疗之地，垂死的病人本身也受到歧视。 从这样的经验出发，1967年，英国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希思黎？萨德斯在伦敦郊区创建了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医院，今天全世界的临终关怀医院都是按照它的基本准则在运行的。临终关怀医院（HOSPIZ）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hospitium”，原意为“旅社”；而临终关怀医院的最高目标却是陪伴将死的病人在他熟悉的环境中走向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目的只有通过一种专业的、拥有建设成熟的门诊设施的临终关怀医院提供的护理才能实现。病人们受到最好的医学护理，接受能够减轻他们身体痛苦的镇痛治疗。此外，他们和他们的亲属还能受到日常护理上的、社会学上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各种支持。如果一个病人在家里无法受到照顾，则可以把他接收到临终关怀医院中。但是了解了所有情况的病人总是自己可以决定他想怎样做，他想在哪里度过他剩下的时间，他想接受怎样的医学和护理方案。 按照希思黎？萨德斯的设想，临终关怀医院不该成为将死病人的又一个新的人工创造的租界地。因此，从它诞生时开始，这种与各种世界观均无关的民间运动就始终依赖各界义工的支持。他们的工作应该能够使得社会的主流阶层正视与濒死病人的有意识的、主动的交往。只有当我们不再将死亡作为禁忌，我们才能建立一种与自己的死亡之间的人性的关系：这是希思黎？萨德斯的各种理论之一。 没过多久，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医院就成为临终关怀运动的胚胎细胞。在德国，临终关怀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植根。联邦临终关怀联合会（hospiz）已经登记有1300家临终关怀服务机构和大约200家临终关怀医院和姑息镇痛医疗科室。他们中的一半左右挂靠在教会组织下。很多临终关怀医院的成立都要感谢那些护士、护工和医生，这些医护工作者无法接受普通医院紧张的日常生活时间表所能够允许他们的那种对待死亡的方式。尽管很多专业人士批评说，在德国的临终关怀医院里，医生只是以外界顾问的形式出现；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临终关怀医院里的护理人员的水平却高出了普通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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