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2-黄河殇--1938·花园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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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口遇刺不久，右翼军人在东京策划武装政变，企图建立军人内阁以实现对支那（中国）全面入侵，史称“三月事件”。当局逮捕大批政变分子，奇怪的是政变者并未受到严惩，甚至免予军纪处分。原来赦免政变分子的命令来自日本皇宫，天皇裕仁成为军人“下克上”的最大保护伞。　　　　
　　　　三月事件风波尚未平息，日本陆军就在中国东北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第二天内阁驳回陆军紧急出兵的提案，确立“不扩大”方针。但是军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关东军、朝鲜军联合出动，不到一百天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两倍半的东北全境。　　　　
　　　　部分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机迫近，时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在内阁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此战一开，则日本国无宁日矣。可见得他已经预见到对华开战是一条不归路，将给岛国民族带来灭顶之灾。无奈此时的日本军人就像阿拉伯神话中那个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经为时晚矣。　　　　
　　　　此后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军人大行其道为所欲为，肆无忌弹地制造出一系列旨在推动法西斯军人集团上台的武装流血事件，比如“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　、“帝人事件”、“神兵队事件”、“十一月事件”、“相泽事件”等等。昭和七年（1932年），日本年轻军官数百人发动政变，全面袭击东京首相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政党本部，枪杀内阁首相犬养毅。昭和十一年（1936年），驻守东京的日本近卫第一师团发动兵变，公然杀死曾任首相的内阁大臣斋藤实和高桥是清以及教育大臣渡边等多人，开创军人武力干政的先河，史称“二·二六事件”。　　　　
　　　　“下克上”一时蔚为风气。　　　　
　　　　本来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擅自行动和越权作战为军纪所不容，但是“下克上”已经像一种愈演愈烈的流行病，使得日本军队像脱缰野马不受约束自行其是。寺内总司令向东京拍发电报进行控告，同时派人向海军提出抗议，更有年轻气盛的师团长派出坦克部队开往连云港向海军示威，但是一向傲慢无礼的海军哪里把陆军放在眼里。舰队司令一声令下，军舰上的远程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舰载飞机排出密集队形从天空呼啸而过，海军陆战队筑起工事严阵以待，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一场流血内讧眼看难以避免。　　　　
　　　　东京大本营紧急派出特使前往调解，调解结果是华北派遣军退回徐州，海军维持占领，“连云港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事实上东京的袒护立场最终成为妨碍日本帝国走向胜利的绊脚石，1942年美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时任南方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请求海军运兵船支援，海军则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加速瓜岛守军覆灭。　　　　
　　　　寺内总司令对大本营的偏袒态度深感愤慨，既然大本营无力约束海军，那么陆军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呢？历史表明，这个看似同中国战局无关的“连云港事件”却将对1938年的抗战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它的直接后果是刺激华北派遣军自行其是越权行动。尽管大本营命令“保持各自态势，暂不扩大战面”，但是野心勃勃的寺内总司令根本不打算服从命令，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东京绝不会惩罚打胜仗的将军。幕僚支持总司令的决心，他们说；占领支那（中国）是陆军的责任，所以怎么做都不过分吧。　　　　
　　　　徐州会战接近尾声，两大日本派遣军实现胜利会师，前来增援作战的华中派遣军陆续撤回南方战区，北方战场开始呈现短暂的平静局面，一道蓄谋已久的秘密命令被下达了。下达命令的是总司令本人，他对参谋长口授电文道：致电土肥原贤二将军，华北派遣军命令如下……


《黄河殇》　第一部分第二章　“下克上”（4）

　　　　对多数经历过东北沦陷的老百姓来说，日本奴役下的沦陷区如同一座人间地狱，中国人稍有不从即被抓进特务机关，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砍头喂狼狗。而指挥东北特务机关的“奉天特务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职业间谍头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以陆军上尉身分来到北京“坂西公馆”（特务机关），自此开始其长达数十年的特务生涯。在西方人撰写的《世界间谍史》里，土肥原被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间谍之一，因为他的间谍活动已经“影响和改变了亚洲的某些历史过程”，有的西方学者则干脆将其喻为“日本的劳伦斯”（劳伦斯为英国著名间谍）。从照片上看，这个凶残的特务头子外表却更像一个踌躇满志的日本商人，他身穿条纹和服，蓄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日式仁丹胡，五官肥大面孔松弛，神情和蔼笑容可亲。当然这些都是伪善的表面现象，史料记载，仅“九·一八事变”之后短短几年，土肥原指挥东北特务机关就逮捕和杀害中国抗日军民达数万人之多。　　　　
　　　　土肥原是日本关东军里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仅能说一口道地的东北土话，熟读中国史书，熟悉中国历史风情，而且长期活跃于动荡不宁的中国北方，出入于北京、天津、沈阳的官邸豪宅，收买汉奸，培植亲日势力，搅乱政局，惟恐天下不乱。当年声名狼藉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土肥原一手培植的亲信。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岁月里，大特务土肥原无孔不入地插手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比如挑动直皖战争，浑水摸鱼坐收渔利；插手直奉战争，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突然中止银行兑换来致使北洋政府纸币作废，颠覆北洋政权；但是仅仅四年之后他又亲手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土肥原还参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一手导演末代皇帝溥仪出逃的政治丑剧；阴谋策划华北自治独立，试图把华北诸省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挑起种种事端，为侵华战争制造借口等等，真是劣迹昭彰罪恶滔天。　　　　
　　　　昭和十一年（1936年）抗战前夕，土肥原的特务生涯走到尽头，他忽然奉调回国并且改任军职。西方观察家对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土肥原指挥的满洲特务机关日趋活跃，其特殊作用无可替代，日本军部何以将其调离担任并不擅长的军职呢？多年后内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令东京大本营深感恼火，于是奏请天皇将他调任回国。改任军职的特务头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担任东京近卫师团指挥官，后任第十四师团中将师团长。土肥原的意外调职使得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据说蒋介石闻知此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竟一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第十四师团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宫市编成，亦称“宇都宫”师团，　是“七·七事变”后最早登陆华北的主力部队。当时华北守军多是些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队伍，比如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把一份份胜利捷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华北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按照命令，隶属于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作战范围当止于黄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务是屏护徐州作战的侧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会战临近尾声，这支三万人的大军才慢吞吞地抵达豫、鲁交界的濮阳县城，此时他们距离硝烟弥漫的徐州城尚有数百里地之遥。　　　　
　　　　濮阳古渡口为豫北往来鲁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防守的薄弱区域，黄河对岸为山东重镇菏泽。土肥原举起望远镜观察，他看见枯水季节的黄河袒露出大片干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战的大好时机。但是山东地面属于第二军作战范围，第十四师团没有得到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无权越界作战，于是土肥原遗憾地放下望远镜，下令返回濮阳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发报人不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远在徐州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总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


《黄河殇》　第一部分第三章　国破山河在（1）

　　　　1　　　　
　　　　裕华纱厂原址坐落在武昌临河路，就是今天的武昌临江大道一带，二十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滩涂，最早有个英国人在江边上建起一座制铁厂，后来投资者竞相效尤，我爷爷张松樵就是第一批在荒滩上填土造地建厂创业的中国人。据《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载：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离开官办的湖北棉布丝麻局，个人出资三十万大洋，另筹资金二十万，一共五十万元……于次年创建武昌裕华纱厂。　　　　
　　　　建厂之初的裕华纱厂规模中等，拥有一万纱锭，两百台布机，这就是今天仍坐落在武昌原址上的湖北纺织界龙头企业“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当时纱厂都采用老式蒸汽机发电，工厂每天都要产生大量炭渣、铁渣和工业垃圾，通常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垃圾直接倒入长江，任由滚滚江水冲走。张松樵当然也不可能具有超前的环保意识，他的裕华纱厂也跟别家工厂一样往长江里倾倒垃圾，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但是后来有一天，这个不安分的工厂主忽然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要利用工业废渣来建造一道围墙。　　　　
　　　　按照他的计划，这道未来的工厂围墙高宽均达十余尺，几乎等同于一座城墙。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决定显然是心血来潮之举，工厂虽然建在江边，但是别家工厂不也建在江边吗？别家工厂为什么不去修建围墙呢？虽说用自家生产的炭渣铁渣不花钱，可是施工花费的大量劳动力却是要计算成本的。但是张松樵固执己见，他一旦做出决定别人便很难改变，何况他是老板。　　　　
　　　　两年过后，一道矗立于江滩之上规模宏大的工厂围墙平地而起，远看犹如一座逶迤雄伟的古代城堡。其间有个小插曲：本来土建工程师欲将墙体设计为普通围墙，但是张松樵不同意，他找来各种水文资料，请人计算出长江历史上的最高水位，然后要求工程师修改图纸。张松樵说，如果围墙不能防御百年不遇的洪水，我花一大笔钱何用？结果裕华纱厂就变成一座工业城堡，一座独立的城中之城。这道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在当时武汉三镇很轰动，市民争相前往参观，一家当地报馆发表记者文章　讥讽说：这个从柏泉乡出来的泥腿子资本家大概要建造一座千年城堡……还奉劝他把扔进水里的钱捞起来，替穷人多盖几间草房吧。　　　　
　　　　不管舆论如何褒贬不一，处于漩涡中心的张松樵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他绝不是那种容易妥协和随波逐流的人，他老人家信奉的格言是“宁可千次枉带雨伞，不可一日变成落汤鸡”。我理解作为旧时代创业者的我爷爷，他生于乱世之末创业艰辛，须时时谨慎小心不敢稍有疏忽大意，否则他的一生心血都将付之东流。　　　　
　　　　不幸的是，张松樵的“雨伞理论”果然应验。　　　　
　　　　《湖北文史资料》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号称“十里洋场”的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水深数米，著名的江汉关只剩下钟塔尖顶，今天的汉正街一带棚户区皆被洪水席卷而去。滔滔洪水铺天盖地，荆楚大地尽成泽国，武汉三镇断电断粮，灾民啼号其状甚惨。仅湖北一省，死于水灾者达二十万人，灾民数百万。　　　　
　　　　我父亲说，当时汉口咸安坊的楼房已淹没一楼，全家退至二三楼坚守，幸好大水没有继续上涨，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惟一的奇迹出现在裕华纱厂。　　　　
　　　　当整座城市皆为洪水所困死气沉沉时，惟有裕华纱厂的烟囱依然冒出滚滚浓烟，围墙内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工人有条不紊地加班生产，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工厂不仅派出船只把员工家属接到厂里安顿，还投放数十船馒头熟食救济当地灾民。　　　　
　　　　裕华纱厂由此名声大噪，产能和资本迅速扩张。后来《张松樵自传》提及此事，自云修建工厂围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　　　　
　　　　2　　　　
　　　　围墙虽然挡住滔滔洪水，却没能挡住比洪水更加凶恶的日本鬼子。　　　　
　　　　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刚刚起步，外国商品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被称作“东洋货”的日本纺织品大举进攻中国市场，一度形成垄断之势。日商资金充裕，采用先进的纺织机器，产品质优价廉，很快把国产纱布逼入绝境，许多纱厂纷纷宣告破产倒闭。　　　　
　　　　张松樵的抗日战争由此而起。　　　　
　　　　早在清朝末年，洋务派主帅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纱、布、丝、麻四局，开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之先河。张松樵曾在其官办纱局任主管（厂长），他最早悟出商战之道其实就是质量之战，说到底是科技之战，所以他从创办裕华纱厂之初就把目光锁定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欧美纺织工业。　　　　
　　　　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力排众议，决定斥巨资购买英国最负盛名的“布拉特”牌纺机。当时英国名牌纺机价格比日本纺机足足高出一倍，且附有种种垄断供货的苛刻条件。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们说张先生您何必非贵不买呢？难道您乐意花冤枉钱吗？张松樵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东洋人模仿欧美人，所以东洋人是学生，他们的技术始终只是二流。我们不能图便宜向学生学习，而要直接向老师学习。　　　　
　　　　为此他高薪聘请欧洲留洋归来的留学生担任技师，广揽人才，工厂开办短训班，聘请洋工程师前来授课，老板同员工一样老老实实做学生。他还立下许多厂规，比如无论工人还是职员，进厂须经定期培训，考试不合格者辞退；上工后仍须月月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辞退。他自己身体力行，将技术人员尊为上宾，一时间学习和钻研技术在工厂蔚为风气。　　　　
　　　　父亲告诉我，武汉地区气候炎热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