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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2-西潮的彼岸-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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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某些难解的问题上得到了一点心得。    
    所以,我认为“寒窗苦读”这个说法对我完全不能适用,而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老话,我却悟出一套新解:虽然我在书中找不到红颜知己(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爱上了不少文学中的“红颜”,而且也靠了“书房若比邻”的因缘交上了一个怪知己——费心生教授),却发现了不少“言如玉”——所谓“字字珠玑”,实在有其道理,因为语言文字就是人的心智和文化的精华,因此,“言如玉”就是好书,我热爱书就好像热爱“红颜”一样。    
    至于“黄金屋”,我只好开玩笑地向一位来访的朋友说:我在芝大有一个“阁楼”(penthouse,此词语意双关,常看这本同名的杂志的人——如老友刘绍铭——自知其味无穷),而且这个阁楼也是金屋,里面燕瘦环肥地藏了不少“娇”,如不相信,可以进来看看我书架上的《唐传奇》和明“三言”,或是那本《语言与欲望》(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都是“其美无比”)。    
    除了这间小金屋之外,我还有一个大金屋——芝大的远东图书馆——而且就在我的斗室的背后。所以我常常自夸道:我这“书房”的藏书,恐怕要比所有的朋友的藏书多数十倍,总有四五十万册左右。我二十年前初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在这个图书馆打工,在钱存训先生指导监督之下,担任搬书和在包装后的书面上加写书名和编号的工作。最近我偶然看到一本包装后的旧书,书沿有两行歪歪斜斜的字,原来就是我当年的“杰作”,不禁把玩再三。由此我也“爱屋及乌”,对这个图书馆发生了感情,于是干脆视为己有,无事时就跑到馆内干涉内政,甚至“勒令”馆长买我所喜欢的书,有时候也偷几张公用信纸回到斗室去写信。好在新任馆长郑先生视若无睹,任我自由出入,于是我更得寸进尺,远地朋友来时,我一律把他们带到我的大客厅——远东图书馆的阅览室,使得馆内“鸡犬不宁”,馆员们也无可奈何。    
    有时候我在研究上遇到了问题,找书不得其门,就找好友马泰来,他也在图书馆工作,是有名的活“百科全书”,文史方面的资料如数家珍,于是在他指点迷津之后,我就往往会在书库里流连忘返。站累了就坐在地上,抬眼望去,头上一层层、一架架的书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就好像金库里无数条金砖摆在那里一样,任我选取,我更觉得飘飘然了,真是富甲天下。在这个大金屋里,我的藏娇更是无数。    
    我不自私,这个无穷的宝藏,愿与所有的朋友和读者共享。不过,如果各位驾临舍下,正逢我在“金屋”中和“娇妻”之一温存之际,则请千万不要打扰。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书债(1)

    书债    
    我的生活中有三种债:人情债、稿债和书债。    
    人情债是交朋友的结果。我总觉得我交的朋友都对我太好,而自己往往不知如何报答。特别是饭局,我喜欢吃,几乎是有请必到,但自己回请别人却往往疏忽了,所以记起来的时候免不了一年大请客几次,还人情债也,然而总觉得还不清。    
    稿债当然是报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对我太过“友好”所然,而我偏偏写得很慢,一篇杂文,也要在脑海里酝酿很久,而且常常胎死腹中或难产,真是苦不堪言。稿债积得越多,自己越写不出来,恶性循环,永无尽期。    
    至于书债,则更复杂。就人情的层次来说,朋友们送我的书有数箱之多,多产的作家朋友有时候一送就是七八本书或是装订精美的“全集”,我在感激之余根本无法回报,因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只出过短短两本杂文集而已,除了汗颜之外,连写封信道谢的勇气也没有了,更谈不上回赠拙作。    
    特别是从大陆来访的作家或学者,赠书特别多,他们的盛情对我无形中是一种压力:我收了赠书而不看,当然是我的罪过;看后而不写书评——甚至也不写回信——更是“大逆不道”。我在惶恐之下,心理上的问题更多了。我觉得一个文学批评家应该和作家保持一点距离,朋友的交情太深,往往无法求得客观,当然更免不了护长补短。但我偏偏最喜欢和作家为友,交上了朋友,反而写不出来了。我所写的几篇较有分量的批评作品——如论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王祯和的《香格里拉》——都是在和作者见面或深交之前写的。所以,有的好朋友知道我这个矛盾心理,遂想出一个难以招架的“人情招”,把他们的集子在装订出版之前突然寄给我,逼我作序,否则书就不能如期出版,吓得我只好开夜车照办,于是,几篇批评文章就这样被逼出来了,首开其例的是张系国,我在此特别要对他“点名批判”。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书债(2)

    即使如此,我有时候还是写不出来,譬如,刘大任的《浮游群落》,我认为是一本极重要的小说,本来想写一篇有点内容的介绍文章作为该书的后记,但至今怀胎已近两年,还是没有生产,而时限早已过了,奈何?在此要向作者致歉。    
    我喜欢看书,特别是朋友写的书。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对我也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每天教书疲惫之余,回家倒在沙发椅上,往往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天色已黑,打开电灯,猛然一抬头,看到的却是一堆堆还没有念过的书:有的是朋友的新作,有的是明天教书用的“恶补”教材,有的是自己研究所需的著作(我研究鲁迅,真是自讨苦吃,关于鲁迅的书,真的是浩如烟海,永远看不完)。而威胁性最大的却是中外文学及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我如果不精读,等于承认无知,更有何资格“误人子弟”?于是,在愧疚感驱使之下,打起精神,拿出一本经典,战战兢兢地读起来。    
    然而,阅读的过程仍然是艰难的。记得前年重读《红楼梦》,看得心神荡漾,在课堂上激动得不能开口讲课。这几天又想开始再看一遍,但拿起书来却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又怕自己太过激动,而且,像我这种庸俗的人,哪有资格看这部伟大超凡的经典著作?后来想想“红学”界几十年来也不乏庸俗者,才逐渐安下心来。这次读完后,预备和好友余国藩合开一门课,也可以借此向这位文学批评界的武林高手请教。    
    为了应付学生,我又开始重读另一本经典著作——奥尔巴赫(ErichAuerbach)的《模仿》(Mimesis),这次是从后记看起,发现作者写此书时正在战后的土耳其,研究的环境极差,欧洲文学的资料更贫乏,然而此书从希腊史诗《奥德赛》一直论到弗吉尼娅·伍尔夫的小说,而且引的大多是原文,作者功力之深,使我不禁想起抗战时期的陈寅恪和吴晗以及法国史学家布洛克(MarcBloch),他们都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写下不朽的学术著作。相形之下,我们这“饱暖”的一代怎不自惭形秽?于是,当我看到书架上一本本还没有读过或读完的中西经典著作的时候,觉得心中罪恶感更沉重了,甚至压得透不过气来。现代人欠古人的债实在太多了,书债是其一,想要超越古人,谈何容易?于是,在沮丧之余,干脆自暴自弃,把书丢在一旁,打开电视机,自寻庸俗而去也。    
    这种精神上的“书债”并非我独有,老友刘绍铭也有同感,而且还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不过,可以稍稍告慰的是,正好像欠人情债的心理一样,我对于“书债”的压力最终还是感激,我毕竟还是有福的,因为我拥有念不完的书。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1)

    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    
    我是一个爱看闲书的书呆子。    
    书呆子的定义是:对书看得发痴。不过,我的毛病是,我只对闲书发痴,看正书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闲书看多了不见得有学问:我绝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书看得太杂,没有一样精通,而且——让我从实招来——大部分的书我都没有看完。    
    我是一个懒人:多一事不如少—事。懒人看书的办法很多,而最主要的一个招数是——找借口。就以星期天为例吧,我每周日必看《纽约时报》,这个习惯的养成,说来好笑,因为我懒于干家务,别家都在礼拜天或周末大清扫一番,我却懒于动,于是为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借口:先看会儿报纸再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星期一要上课了,我得备课,但又懒于备课,所以暂且不看正书,翻翻报纸、闲书再说,于是,每个礼拜天的时光就这么消磨了大半。直到夜色深沉之后,心中的焦虑也更加深了,不得已拿起书本来准备,于是,就不得不开夜车,因为白天的时间都消耗在《纽约时报》上了。    
    《纽约时报》星期版是我的“鸦片烟”,据说许多知识分子都“吃”上了瘾。我看《纽约时报》,不看新闻,只看“艺术版”、书评和杂志,有时候也略微瞄一眼“旅游版”的广告:雪白的沙滩上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郎,亚热带的椰子树,一望无际的碧波……令我想入非非,令我昏然入睡。一觉醒来,突感一阵“良心”上的震撼:该读正书了。但随即又自暴自弃地拿起“书评版”,还为自己找到一个新借口:也该看看最近出了什么新书,以长见闻。    
    当然,我对新书的知识丰富,都是看“书评版”得来的,至于我到底读过几本新书,那是另外一回事。偶尔心血来潮——发现自己竟然也不太懒散的时候,就到书店里一股脑儿买一堆新书放在书房,然后,不慌不忙地一本本拿起来,摸摸书皮,看看封面的设计,再翻到书后,就是作者的生平简介,匆匆读完后敬意油然而生,于是开始翻到“序文”,从“鸣谢”部分读起:每一个男作者——特别是学者——都有一个任劳任怨的妻子,为他操持家务,怪不得他才写出这本书来。唉,长剑归来兮,独无妻……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2)

    看到这里,我只好掷书而叹之,叹毕再拿起另一本,又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太太,而且还加上两个任劳任怨的孩子,美国学术界真是如出一辙,其实,应得“长俸”(tenure)的不是先生,而是太太。    
    气愤之余,我就弃西而就中,拿起一份中文报纸,读将起来。大陆的报章杂志仍然“官”冕堂皇,看久了乏而无味,于是找了“读者来信”看,趣味盎然;台湾的报纸,当然只看副刊,偶尔也会被“社会版”的情杀案吸引,或是“娱乐版”的女明星玉照:××女士善演床戏,大胆过人,不惜为艺术而牺牲。    
    突然,看腻了。我又勉强恢复了道学精神:不看报了,该看正书了。不过,还有一本新买来的英译东欧小说,翻开一看,竟然没有感谢任劳任怨的夫人之言,又翻了几页:男主角还有两三个情妇,于是,干脆从第一页看起……    
    一本小说看了大半,不得不停下来,不然明天就不能授课了。于是,我终于开始看正书,只是颇感时不我待,一天的宝贵光阴又这么浪费殆尽,而我一事无成。钟敲11响,将近午夜的时候,我发愤读书,苦读一两个小时,觉得眼睛逐渐模糊,睡意已浓,隐约之中,道貌岸然的周公出现了,接着是中西历史上各先贤先圣,还有当代文学各大师,我长跪不起,在香案前许了一个愿:以后再也不看闲书了。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勉强遵守自己的诺言,不过,晚饭后累极,也禁不住翻几页旧报或杂书,但都是“新书”,上个礼拜天看的小说也只好丢在桌畔,或移到书架上去,管不了结局了,反正现代小说中男女主角的爱情绝不会圆满的,情妇更不必提,况且,上周的《纽约时报》“书评版”上不是早已论到这本小说的主角不得善终吗?    
    星期天又到了,我的“烟瘾”照例复发,借口更多。最快乐的时候,莫过于星期一放假,没有课可授,我可以光明正大地“闲读”下去,甚至,午夜时分还可以加一部电视上的老电影。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3)

    如此周而复始,我越来越痴了,逐渐发现自己的“闲学”比正业更扎实,譬如谈到新出版的唱片和小说,还有加勒比海哪一家大旅馆冬季减价,或某女明星的现任丈夫是谁,或……如此下去,如何得了?不能再堕落下去了,于是,我在几经思索之下,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最好的借口:干脆倒转过来,把正书当做闲书看,我既然开现代中国文学的课,何不把中国小说用古人的方法当做“小说”看?小说者,大街小巷之言,凡夫庸妇之语也,纯为身心之娱而设,管他什么社会主题和思想深度!?于是,拿起一本大陆新出版的杂志,俨然有一篇谌容的新作,而且竟然还敢畅论萨特,这怎么可以?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应该从康德或海德格尔的学说讲起……干脆把书架上的一本旧书——论存在主义思想的学术专著,买后从来没有看过——拿下来仔细从第一页读起,也不计较作者家里有无贤妻了。一口气看完大半部,睡意渐浓,周公出场后,萨特先生也露面了,我总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根据我刚读过的某权威学者的论点……萨特先生微笑不语,颇有自得之状,原来他身后也有一个女人——大名鼎鼎的西蒙娜·波伏瓦,难怪,难怪,难得,难得。    
    自从我由懒散、颓废中“复活”了以后,回首过去,觉得自己从读闲书的习惯里也学到少许心得。我看的书很杂乱,我所学到的都是些“杂技”,不是有系统的专家的学问,所以,对于“学者”这个称呼,我还是有点汗颜。不过,杂学也有它的好处,我觉得自己的知识领域的确广阔了,而且,既然看不完专著,只好举一反三,活学活用,倒也不受任何理论体系的牵制。也许,将来自己也可以跻身江湖,自成“杂家”。    
    由“闲”归“正”以后,难保“鸦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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