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与爱之间挣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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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穿睡衣，牵着狗，腋下夹着一本手稿《纯粹方式的哲学》。他的朋友威廉·伯尔舍（1861…1939）于1887年到达柏林，并于同年出版了《诗歌的科学基础》。伯尔舍的小说《正午的女神》出版于1891年，是一部反精神崇拜的作品，其中融入了一些自然诗的因素。1898年，莎乐美在《未来》杂志上撰文评论了他著名的三卷本作品《自然中的恋爱生活》中的第一卷。　　　　
　　　　“哈特兄弟”指海因里希·哈特（1853…1906）和他的兄弟裘力乌斯·哈特（1859…1930），他们是评论家，也是诗人。从1882到1884年，他们集中在期刊《批评会》上发表文章，试图澄清并评估当时的文学潮流，与方坦纳一样，他们可能是80年代最重要的评论家。瑞典作家欧拉·汉森…马尔霍姆（1860…1925）从1889年到1900年生活在弗雷德里克舍根（FRIEDRICHSHAGEN），他支持丹麦作家，尤其是雅各布森，但反对自然主义者易卜生和勃兰兑斯。斯特林堡鼓励他写有关尼采的书，当时他正在德国写作，他的妻子用劳拉·马尔霍姆的笔名写戏剧和短篇小说。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在莎乐美于1892年遇见他时刚刚从瑞士来到弗雷德里克舍根。斯特林堡于1893年在柏林有了第二次短暂的婚姻，一年以后前往巴黎。阿诺·霍尔兹（1863…1929）于1890年写了剧本《色里克一家》，为自然主义戏剧提供了一个范本。在著作《艺术的本质与规律》中，他宣称：“艺术必须再一次成为自然。”他写于1896年的喜剧《社会主义贵族》讽刺的是弗雷德里克舍根的贵族阶层的社会主义者。在写于1890年的小说《在布拉特那的最后一名德国人》中，福里茨·毛特纳（1849…1923）描绘了他家乡的德国人的生活状况。在1869年成立独立戏剧联合会后，他成为了同名杂志社的主编和社长。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易卜生的《鬼魂》，第二部是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1894年他接管了德意志剧院。霍普特曼于1893年在苏黎士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早期作品与自然主义联系很紧密，里尔克于1894年与他在沃普斯威德认识。奥托·艾里希·哈特勒本（1864…1905）是一位剧作家。“莫卜琛”是他后来的妻子的昵称。尤金·库赫内曼（1868…1941）是一位文学史家，曾于1895年出版著作《赫尔德传》。他在此书的序言中说他“最希望”看见他的书能放在“年轻艺术家”的手里。　　　　
　　　　②　　乔治·勒德布尔出生于1850年，是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学家，当时他是《社会—民主报》的编辑，因为他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者之一，后来他拒绝与共产党合并，于1924年创立社会主义者联合会。1933年，他搬到瑞士，1947年在波恩去世。　　　　
　　　　③　　1887年，演员安多瓦内·安德雷在巴黎创立了自由剧院，这家剧院上演的是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的戏剧。莎乐美透露说，是她把汉森（1859…1952）介绍给他后来的出版商艾尔伯特·兰根的。那时汉森已经出版了他第一批成功的小说：《饥饿》、《神秘人》和《新土地》。赫尔曼·邦一开始是在他的丹麦故乡做导演和新闻记者，后来成了自然主义的理论家。　　　　
　　　　④　　魏德金德因他的第一部戏剧《春天的苏醒》而出名，这是他于1891年在慕尼黑创作的。“后来我回到巴黎，做了一个丹麦画家和艺术商人的秘书，他叫威里·格雷托尔。”有一回，莎乐美对魏德金德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不顾自己名声的人。”第二天——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魏德金德穿戴整齐，前来请求她的原谅，于是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莎乐美在她的巴黎日记上写道：“魏德金德来看我，一起讨论创作戏剧的事情。”8月4日，莎乐美又曾提起与魏德金德合作创作戏剧的计划：“晚上，魏德金德来这儿谈戏。”不过，关于这部戏，莎乐美只提到了自己这一方的工作。在瑞士的山里与俄罗斯医生萨维利在一起时，她不仅写完了这部戏，而且还清楚地抄写了一份，并做了修改：“早上，完成戏的修改工作。”她曾向在巴黎的俄罗斯熟人朗读过这出戏。然而，10月7日，她在柏林又继续把这部戏改成了一部三幕剧。那之后，她曾再次提及此剧。此外，我们对这部戏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它的原稿没有留存下来。　　　　
　　　　⑤　　著名政论作家赫尔威在1848年以前的几年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巴登起义中扮演了一个算不得光彩的角色，起义溃败后，他差点儿进了监狱，是他的妻子救了他。　　　　
　　　　⑥　　回到德国之后，莎乐美于1894年10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以便为他们提供资助。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你愿意帮我一个忙的话，请采用我写的故事，每一字都是真实的。我在为这两个我所喜欢的可怜的人攒钱。”　　　　
　　　　⑦　　芙丽达·冯·布罗男爵夫人曾于1887年跟随她的兄弟去东非的殖民地（是由卡尔·彼得斯为德国夺取的）。她是于1892年初见到莎乐美的。那年5月之后，她的兄弟参加了非洲的战争，所以1893年6月，她再度去了非洲。1899年夏天，莎乐美、里尔克与她曾一起住在比贝尔伯格，并一起筹划漫长的俄罗斯之行。芙丽达·冯·布罗男爵夫人的小说有一定的重要性，这些作品的基础是她对非洲的印象以及她与卡尔·彼得斯的个人交往情况。　　　　
　　　　当芙丽达·冯·布罗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写道：“当一个人亲身体验到有多少哀伤、痛苦以及无助会降临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时，他会变得很沮丧。在过去的6天里，我所受的折磨比我这一生前51年所受的还要多。我甚至渴望死。”她说“有两个隐约的阴魂一直站在床边”。一个告诉她她不能“保证她妹妹索菲过得舒适、愉快”，而她是多么想让妹妹过得好啊；另一个则说：“你很快就要跟所有的一切告别了。”　　　　
　　　　“亲爱的，我冒昧给你写这张有点灰暗的便条，作为对你的一个小小的问候。我真的认为，当人们回首往昔时，大多数人会认为童年是最美好的时光。两个同一类型的人能一起度过童年时光，那的确是乐园啊。也许你不能说，下一个人生阶段，即青春期也会有那样快乐的感觉，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旺盛的性欲能否与智慧的创造相匹配。我一直在想：正是在这些青春岁月里，我们将内在的自己从生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勇气和热情是青春的两大美德。后来，我们偶尔为自己活，更多是为孩子、工作和其他的东西活着，从那时起，严格地来说，我们其实已没有活下去的必要。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会对那些认为物质生活重要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心中最精彩、最动人的经历不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一切事物，在某一时刻都会外化成物质。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在往这方面发展，即使是不太具有天分的科学家也对玄学的东西感兴趣。以前的情况也一样。半个世纪前，我们还年轻，科学教条的荒原上站着的是盲人，他们甚至看不到就在自己鼻子前面的东西。　　　　
　　　　“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亲爱的——每一个小时对你来讲都是那么难熬啊！每个都像难以承受的重荷，一直压得你直往下沉，直到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实际上，我们已忘记了另一端的存在，而且忘记了正是重压才能使天平保持神秘的平衡。由于这些重压的特殊性，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那是很可怕的。惟一的安慰可能是你心中有数：平衡最终会出现。即使你被可怕的铅一样的重量压倒在地，平衡也会产生！相信我的话，当重压消失后，你再回味起这一刻，你会感受到那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力量。对它的恐惧也随之消失，正如小生命一出生，母亲就立刻忘记了痛楚。坚强地与它对抗，这种情形一发生，你就集中你全部的意志来抵挡它，不必害怕。你应该坚信人都会生病但人能征服它们。这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为痛苦的过程（除非伴随着高烧，这样的话一个人会在半昏迷半清醒中经历这一切）。因为最大的难题是来自自身身体的排异反应。所有其他的苦难都是外在的，我们能应付。但是排异反应显然是个人身体内部的事，我们因此而被它所打败。精确地说，我们都不是躯壳，而是拥有躯壳，它似乎非常怪异——当它使我们体内的每一样东西都安静下来并使我们确定了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与身体是如此合而为一，以致它只能暴烈地撕碎它自己。但就事实而言，此时此刻自我与身体的种种反应是一致的，这是早已存在的事实。自我在其内部被这样塑造，在外部被这样凝聚，因此它是独立于躯体的。它将以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方式存在，并属于它自身优美的形体。精神、意志以及躯体——这些仅仅是我们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称呼任何东西为物质的，按我们粗略的意指，即是我们能用肉眼分辨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事物，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从这个阶梯上的一步——不是巨大的一步——会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性的精神，它属于思想的范畴。反过来它是镜子，种种影响和效果的受体甚至存在于这一阶梯的更高处——我们称这些为‘精神的东西’。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注　　解（2）

　　　　“纵观一生，各种认真的人显示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远远超越了肉体，在所有人的令人叹服的努力中，他们美丽的经历，他们的自我牺牲——多少安逸，快乐，甚至生命的牺牲，都只是为了一些思想、一些爱。没有一个例子超出了自我保护的圈子——只有有生命的能做到这些。这种自我保护会被保留、普及，但它并不高高在上。不，它仅仅是自我，早已在很久以前就集中在别的地方，在那里它被保护、被挽救，并按它自己的法则成长。即使是那些身体很健康的人，它们也会在成长岁月里彻底消除自我，以至于在表面上自我似乎很难显示。躯体仅仅是抵制它，囚禁并阻挡它。所谓“囚禁”就是你现在因为疾病而感到恐惧，你必须让所有的事物都一直围着你转——如此牢固如此频繁——这样我有时就会沉浸于恐惧和痛苦中，从而非常焦急。我想拥有你！我们能按我们喜欢的方式行事，但必须有耐心。我最珍视的是在你之上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使我想拥有你。你自己的本性将从中显现。那是阵痛，而不是像你的梦所经常预示的那种恐怖和卑贱。生命、永恒的生命要它如此。‘死是为了生’。在那样的生活中，我们人类是一个人，一个努力向上奋斗的人！我不能再写下去了，我是如此彻底、完全地跟你在一起……　　　　
　　　　“亲爱的，我责备自己写了这么多你可能从不希望看到的东西。但值得庆幸的是你不必读它。它不像一次烦人的交谈，因为它不必要讨论——这得视你的需要而定。我这些年来的许多关于物理学、化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想法促使我写了这些话。当这些想法还在酝酿中时，我很乐意跟你谈谈。尤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种必然性，即我们所谓的生活过程实际上是死亡过程，反之亦然——生与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器官的衰弱、死亡；器官的更新并不是生命的证据——它能被发现，例如，在睡眠中，在消化系统的疲劳中等等。因为生命的目的是‘自由’，而大量的生物都会消亡。因此，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斗争和逃离肉体’。当我们说躯体是必须的，我们的意思是：躯体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我们必须依靠它来得到一个反映生活的可见的影像。但是生命的存在仅是为了对抗肉体，它仅在一定程度上，在所谓的肉体‘死亡’之时才出现。从消亡的范围和程度上来说，有机物或者说精神的有意识的东西跟无机物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别。那是物质成分的疏松结构的消解；用另外的话来说，为了体现生命，为了取得自由，这些结构不断解体。一个人能用下面的一段话来定义任何事物的组织及其精神：‘通过死亡获取生命’。在这一争取自由的过程的最后阶段，即在疾病中或在老年时期，大部分器官已死亡。由于这种物质状态的解体，生命变得几乎完全没有意义。难以想像还有任何东西存在于躯体之内。（不那么残酷的表达是：‘有什么东西仍然在死亡’。）在那一点上，我们仅仅能看见负面因素：这些负面因素本身并不会在实际中表现出来——它们正在逃离现实。但正是在这一点上，生命随时准备以最积极的态度去取得自我——自我的中心。这些我们只能通过直觉体验，因为它缺乏我们借以识别它的迹象和实物。”　　　　
　　　　⑧　　1884年1月，年仅24岁的她死于一次救援活动。玛格丽特·冯布罗和她的姐姐相比，更有天赋和创作力。　　　　
　　　　⑨　　阿瑟·施尼策勒（1862…1931）在1893年以其戏剧草稿《阿纳托尔》（Anatol）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写了戏剧《童话》（神化传说中的人物）。莎乐美在1894年4月写给他的信中提到过这些作品。——理查德·比尔…霍夫曼（1866…1945）在那时仅仅出版了《中篇小说集》。1900年，年轻的里尔克对他的重要小说《乔治之死》产生了兴趣。胡格·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的诗和短篇戏剧已获得了成功。菲利克斯·扎尔腾（索尔兹曼）（1869…1945）是一名随笔作家和小说家。彼得·阿尔腾伯格（理查德·英格兰德）（1859…1919）出版了第一部随笔集《沉思》，第二年即1896年则出版了《如是我见》。受到莎乐美赞赏的戏剧可能是《两个陌生人》，有文学收藏价值，但是没有出版。关于阿尔腾伯格（按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所说）的名言可以在早期的印刷品《如是我见》标题页中找到，是这么说的：“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得用它喝水。”　　　　
　　　　⑩　　玛丽·艾伯内…埃申巴赫（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