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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与帝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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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鄂尔泰、张廷玉与乾隆帝：谁能渔翁得利（1）
中国古代的政体因为缺乏法的精神，官员间相互倾轧，结党营私，成为官场的一大弊端，这种内耗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没有彻底清除。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家们对宽宏政治气度的注重无疑对前者是一种校正，因为它可以使人获取信任，谅解以及对心性的真诚慰籍。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着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成就大事。虽然欧阳修对后者称赞有加，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能真正称得上君子的又有几个人？即便是再高尚的人，在某些时候都不能免俗，更何况又有那么多不高尚的人参与朋党呢！
唐朝、明朝覆亡的原因之一不就是陷入了无止境的朋党之争吗？鉴于历史上的经验，为了统治的长久计，历来当权者对朋党都是深恶痛绝的，对它的打击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雍正驾崩之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允礼于乾隆三年（1738年）病逝；允禄于次年以谋反被削爵，失去了权势；辅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当雍正还未即帝位时，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遭到拒绝，因而雍正对他格外器重，登基后委以重任，于雍正十年（1732年）升至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随着其他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一些满洲官僚相继依附鄂尔泰，一部分汉族官僚也投靠在鄂尔泰之下，由此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张廷玉是大学士张英之子，雍正即位后对他十分赏识，令其教授皇子，擢礼部尚书，不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户部任职。此后张廷玉又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军机处，由张廷玉负责制定军机处的规章，可见张廷玉在雍正朝备受重用。据说有一次张廷玉生病，雍正得知后十分焦急，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股肱重臣，雍正给予了极高的待遇，于雍正八年（1730年）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封建时代，这显然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乾隆即位后，也同样敬重二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又在张廷玉七十大寿时御书“调元锡祉”匾额，还亲自撰写对联和诗赠送张廷玉。
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恩宠，使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无所顾忌，他们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清人昭梿就说：“上（指乾隆）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此，乾隆当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后来就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和明争暗斗，对于年轻的乾隆来说，自然不会听之任之，让其无限制发展的。乾隆自登基以来，就发誓“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因而对私自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臣下：“明李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对鄂、张两党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策略，步步进逼，显示了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改土归流”，对巩固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使雍正颇为不满，曾下旨切责鄂尔泰，并派出属于张廷玉集团的张照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搜集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告发，企图推翻“改土归流”政策，恰遇雍正驾崩。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鄂尔泰、张廷玉与乾隆帝：谁能渔翁得利（2）
乾隆即位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的提议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这时，鄂党占了上风，欲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
乾隆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对鄂党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坐视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要在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并没有采纳。对此他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乾隆以后回忆此事时说道：“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看来，对两大政治集团不打击一派扶植一派，也不使两败俱伤，这样既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就是更加美妙的事。这是乾隆心中打的如意算盘，也是他作一代明君的特殊表现。
然而，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大失所望，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措施打击党争。
乾隆六年（1741年），号称“敢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富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并不相信，经过调查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1000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佥都御史，乾隆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尝到弹劾的甜头后，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渲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也并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就没有足以和张党相抗衡的势力，那时张党就会为所欲为，肆行无忌了。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将仲永檀下狱（后病死于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不再让其侍奉皇帝，然后又严斥鄂尔泰说：“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然固结不解。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为鄂尔泰门生，其诗文中多有悖谬之词，被斩决。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令鄂昌自尽，至此鄂党才遭到沉重打击。加上鄂尔泰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为了不使张氏家族势力过大，左都御史刘统勋建议不妨效仿康熙朝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鄂尔泰、张廷玉与乾隆帝：谁能渔翁得利（3）
对于刘统勋的这一建议，乾隆表示赞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又对张廷玉进行抚慰，开导张廷玉这样做对他有益而无害。
张廷玉在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皇上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但张廷玉的屡次乞退使乾隆深感不悦，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人臣侍奉帝王，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廷玉却为此反复不休，不顾皇恩宠沃，有失朝廷重臣的风度。
果然，张廷玉的这种做法很快被鄂党当作攻击的借口，他们向乾隆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这一朝廷给大臣的最高荣誉。
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他对这一荣誉看得极重，因为整个清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有12人，而且自己是惟一的汉臣，如果被撤销这一待遇，比让他现在去死还严重。于是他立即去见乾隆，哭咽难抑，竟要求“乞上一言为券”，也就是让乾隆给他写一份保证书。这使乾隆很不高兴，但还是表示不会更改雍正遗诏，让张廷玉放心。
第二天，张廷玉只是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这使乾隆恼怒万分，认为张廷玉请求配享太庙时能亲自来面奏，谢恩时却不见驾，是视皇恩为“分所应得”，当即下旨斥责张廷玉。乾隆这一异常举动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惊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给张廷玉。次日一大早，张廷玉还没有接到圣旨就进朝谢恩。乾隆见张廷玉消息如此灵通，更是怒火难捺，查出果然是由张廷玉推荐的汪由敦走漏的消息，立即削去张廷玉伯爵，虽然仍保留配享太庙，但已经彻底失宠。而给张廷玉通风报信的门生汪由敦，则罢去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留任办事赎罪。
然而，对于这位已经失宠的老臣，乾隆仍不能放过，他不时寻找各种借口斥责张廷玉，使张廷玉寝食难安，想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回原籍养老。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就急匆匆地向乾隆奏请回乡，乾隆斥责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可见对张廷玉的怨恨已达到极端程度。
之后，乾隆命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的心意，一致认为应罢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乾隆以此为依据，修改雍正遗诏，也不再记得自己对张廷玉的许诺，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乾隆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专制制度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彻底打击了张廷玉的势力，使朋党不再成为危及皇权稳定的隐患因素。
同年九月，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降旨罚张廷玉白银15000两，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如汪由敦等人，也都一一受处罚。当张廷玉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病逝时，乾隆却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仍令配享太庙。
乾隆这一做法，如果张廷玉死后有知，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这实在是专制帝王对臣下所作的恶作剧！
由于朋党挑战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威，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棘手问题，这在清代也不例外。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的争斗，一直延续到乾隆朝，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乾隆的精心运作下，终于先后消除了两大集团，平衡了朝中势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朋党势力，有力地维护了集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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