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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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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摹！ �
在保护部队免受肉毒杆菌的攻击方面，军方的选择甚至更受限制。肉毒杆菌是极端稀少的，美国制药公司因缺乏市场从来没有为疫苗完整的临床试验付出过可观的代价。试验表明疫苗对人是安全的，但研究人员赖以了解非常见副作用的大规模研究从未做过，即便该疫苗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这个药是试验性的。根据联邦法律，这样的药不可以给病人，除非病人在了解了所有可能的风险后表示所谓“知情者同意”。该疫苗的储存量为3。〖=F〗4万支，可给不超过1万人做预防。
8月20日，五角大楼卫生官员召集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它的成员组成就相当于政府在生物武器方面的智囊，有医生、情报专家、了解情况的中层军官。他们的名称是：反生物战医学防御特别工作小组。他们举行会议的地点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在军队的文化中，接近权力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国防部高级官员忙着争夺接近部长办公地点的办公室。这个特别委员会聚首在军医总局局长办公室，在交通拥挤的利斯堡派克的一幢房子里，离五角大楼有数英里。
会议很快就触及正题。起草1988年6月关于伊拉克从美国公司购买细菌报告的情报分析人员通报说，巴格达最先进的细菌研究涉及炭疽杆菌和肉毒杆菌。军方的医学专家检讨了诊断吸入型炭疽病的困难，该病起始于“非特定的”症状，如发烧和疲劳。炭疽病如不加治疗“是百分之一百致命”，他们说。肉毒杆菌较易辨认——受害者在数小时之内就出现神经性问题——但较难防御。该毒剂有7种菌株，伊拉克得到的是F菌株“种基培养物”，是一个变体，美国现有的一点疫苗还不能对此预防。委员会把材料很快过了一遍，发言时用的是科学专业术语的缩略语，大家都知道需要做什么。到下午4点钟，当他们休会时，官员们达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建议：美国应该立刻开始对开往沙特阿拉伯的部队进行防疫，将现有的疫苗用于保护“风险最大的”战士。
在沙漠里，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为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所困扰。一个陆军少校在为空军的大力神C130运输机寻查降落地点时碰到上千头羊的尸体，腐烂的状态各异。那是不是细菌攻击或者就是一些病重的牲口呢？军方不想碰运气。8月30日，施瓦茨柯普夫将军的助手派了一个三人小组去那些腐烂尸体处查看。一个沙特的化学方面的军官与小组同往，做他自己的调查，并为美国人当翻译，结果他是多余的；当地的贝都因人从孟加拉国雇用了牧羊人为他们放牧，美国人和他们的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小组很快得出结论，这些羊死于自然原因。牧羊人说他们自己健康状况良好。问题很简单：在本地区的动物没有针对当地的疾病进行合适的防疫。
虚惊一场的华盛顿官员们开始感到放心了，在那里，给部队防疫的建议得到了支持。陆军和空军的高层军医赞成该计划，五角大楼负责卫生医疗事务的高级官员恩里克·门德斯也赞成该计划。军队流行病学理事会敦促“尽快”进行炭疽病防疫，这反映了他们在医学上达成的共识。门德斯给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命令开始防疫作业。
切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L·鲍威尔将军，以及施瓦茨柯普夫，都相信这个建议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拟议中的计划指出任何防疫项目都需保密。但沙特阿拉伯挤满了记者，大量人员进行防疫肯定会泄露出去。防疫还会使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努力复杂化：组成一支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多国部队。美国根本还没有足够的疫苗可用以保护自己的战士，更不用说盟军的部队、住在该国的美国平民或沙特的平民。
1990年9月21日，鲍威尔会见美国军队的司令员，地点在戒备森严的五角大楼内那个封闭的保密会议室，那是专用来为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举行定期会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断定立刻开始进行防疫弊大于利。与情报分析人员的想法不同，他们的结论是威胁“仍然不足道”——无法证实伊拉克已经掌握了如何将其生产的细菌转化为武器的技术。会后的备忘录简要地概括了结果。“鲍威尔的决定已不再是医学性质的，相反，它是政治的、社会的和军事/作业性质的。”这并不意味着鲍威尔不在乎生物战的威胁。作为一个步兵出身的职业军人，鲍威尔对伊拉克细菌武库的担忧远超过它的化学武器。他觉得美国是有准备挫败化学武器攻击的。他们受过此方面的训练，曾经实践过穿防护服、戴面罩作战。“你能够对付化学武器，”数年后鲍威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化学品不会持久，你能够摆脱它，我知道如何对付。”相反，多国部队在防御细菌战方面是临阵磨枪，匆忙应战。“生物武器是一张疯狂的牌，”他回忆道，“这种东西我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对这种形势鲍威尔并不吃惊。“我在军队里干了30多年，”他说，“我完全清楚我们没有防御的装备，也没有疫苗。”
鲍威尔启用约翰·江珀准将作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个人使者，督促疫苗和探测器的生产。江珀准将是一星将军，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
“江珀，我很担心生物武器的防御问题，我要你来对付它，”鲍威尔说。
“先生，我想你找错人了，”他回答道，“我只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帕里斯的愚蠢的战斗机飞行员。我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获得过一个电气工程学位。我不大了解生物武器。”不用担心，鲍威尔说，你只需要知道怎么样把事情搞定。
第二部分萨达姆（3）
江珀着手学习了。他很快了解到密歇根州公共卫生署是美国惟一有许可证生产肉毒杆菌和炭疽菌预防疫苗的。肉毒杆菌的解毒剂，又称抗毒剂，可以从接触过该菌的马或其他动物的血液中提取。但这种马美国只有一匹，名字叫“首航”（First Flight），能够生产该药，作为一种实验药物，仅给予一小批人使用。江珀找了该马的一幅照片，把照片安在画架上，在他向军事首长做简报时使用它。他声称，这是美国生产肉毒杆菌抗毒剂的全部工业基础。将军们的反应是不相信。江珀从专家那儿一再得到简报。令他最吃惊的是军队根本没有一套生物战防御的学说。如何处理伤亡者，探测器放在何处，或谁接受预防疫苗等等，都没有任何规划。
到底是否有任何探测器甚至谁都不清楚。数十年来，陆军试图设计出这种装备，可以觉察出细菌烟雾，对细菌攻击部队立刻提出警告。然而科学家还是没能克服技术障碍。空气充满了生物物质，从花粉到细菌都有。没有人能够搞明白如何设计出一种机器，能分辨出正常的“背景”和细菌武器。20世纪70年代，陆军开发的一种系统，庞大的空气嗅觉装置，配上粗糙的探测器，但被搁置了，因为它的精确性太差了。伊拉克入侵后不久，按照鲍威尔的命令，核防务署匆匆上马一个探测器，可以安放在飞机上。初步试验结果令人鼓舞，但由于试验的原型飞机坠毁，计划又被搁置了。
疫苗短缺使五角大楼负责卫生医疗事务的高级文职官员担忧。彼得·科利斯，急诊内科医生出身，他是负责卫生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助理，敦促特别工作小组寻找疫苗生产的其他来源。他断定该小组需要有一个更鼓舞人心的名字。科利斯作为军医曾经研究过传染病，他从医学院学习时还记得炭疽菌孢子非同寻常的顽固，疾病可能从日常用品中传染，甚至一把刮胡须的刷子。最好的刮胡须的刷子是用獾的毛制成的。这样，生物武器医学防御特别工作小组便成了“獾工程”（Project Badger）。一个助手说，“你不能这么做，”提醒他五角大楼关于代号所需的程序。“我就这么做了，”他说。
该小组包括安娜·约翰逊瓦因加，她是文职官员，80年代末她曾试图建立起炭疽疫苗的储备。她自然成了“獾工程”（Project Badger）的成员。五角大楼官员很感困惑，为何生产速度不能加快。她解释了其中的缘由。谈话对双方来说都是令人失望的。
“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下星期送交50万支疫苗。”
“对不起，不能这么做。”
“怎么，钱可不是问题。”
“这不是钱的问题。”
“他们完全可以增加到平时的3倍，只需把工作人员安排成每天3班。”
“你要他们干什么，站在那里看着细菌生长吗？”
约翰逊瓦因加向她的不了解情况的同事解释基本事实。加快生产的惟一方法是用多重的装配生产线，这必须得到食品与药物署的认证。疫苗必须加工，测试效力和消毒、灌装。这个过程是无法缩短的。
军方向美国的主要制药商求助，但是反应都很消极。生产炭疽疫苗有特殊问题。炭疽菌孢子如此危险、如此持久，以至于制造疫苗的建筑和发酵器以后就再也不能派任何其他用处了。制造肉毒杆菌疫苗甚至是更大的生产挑战。该细菌必须在无氧环境中生长（炭疽正好相反，是需氧细菌）。有7种不同的菌株，每一种需要有专用的发酵器和生产线。
肉毒杆菌抗毒剂从马或其他动物的血液中提炼，这也有其自身的问题，要花数月时间让动物反复接触这种生物毒药，刺激动物的免疫系统。军方惟一提供生产疫苗的马名字叫“首航”（First Flight），“獾程”（Project Badger）立即着手补充，另外定购了100匹马，把它们放在迪特里克堡的围场上。专家们知道需要有一年时间才能从军方的马群中提炼和纯化首批抗毒剂。
约翰逊瓦因加接触了150家公司，希望它们生产炭疽疫苗，其中只有15家拥有合适的设备，但同意生产的仅有莱德利公司一家。科利斯亲自尝试给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电话，告诉他们是国防部长亲自授权他提出该请求的，结果也并没有好一些。问题部分在于科利斯和“獾工程”（Project Badger）小组提供的条件。军方决定不向制药公司提供免受诉讼保障，即便疫苗厂商在人们用此疫苗后产生严重反应时面临巨大的潜在法律责任。
在10月初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獾工程”（Project Badger）小组对军方承诺到4月1日疫苗将会有可观的增加。委员会的一个高级成员哈里·丹杰菲尔德上校认为这个承诺是乐观的。用于美军的任何疫苗将由食品与药物署检查，该署常常将整批疫苗全部驳回，因此，大量生产炭疽和肉毒杆菌疫苗需要将近一年时间，而不是几个月。“我们面临的问题，在需要解决的时间框架里，是无法解决的，”他后来说道，“设定目标的人恰好不了解问题是什么。”
伊拉克入侵发生后几个星期里，关于伊拉克生物武器项目的情报报告引起了五角大楼更高级官员的注意。有一个人对该报告谨慎构筑的语言感到特别失望， 他就是I·刘易斯·利比，一个穿戴整齐、看上去有点孩子气的律师，他是五角大楼负责制定政策的高级官员之一。作为负责制定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副手，他的工作是在国际大棋盘上考虑超前的两到三步。下一个热点在哪里？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麻烦发生？决策者忙于应对日常危机时他们忽视了什么？对利比来说，“可能”和“大概”这样的词从关于伊拉克生物武器项目的报告中跳出去了。他认为报告就其叙述的东西而言提供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但它对伊拉克的意图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没有明确的回答。利比知道美国没有什么间谍隐藏在伊拉克的秘密政权内部，以提供所谓的实时情报。关于生物武器的报告主要根据拍摄的卫星照片，截获的电话谈话片断，以及与向伊拉克出售设备的西方商人的谈话作出来的。利比告诉同事们情报分析人员有一个不良的习惯：如果他们在报告里没有看到某些东西，他们就假设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另一位资深情报军官说得非常透彻：没有证据并不一定是证据不存在。
第二部分萨达姆（4）
美军在沙特阿拉伯沙漠中开始集结几个星期后，利比召集了他的高级助手协调生物战的防御问题。他的指令是简单的：“如果我们开战了，萨达姆使用生物武器，我要做到能够看着战士和他们的家属的眼睛，对他们说，‘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他要求一个助手、职业海军军官拉里·西奎斯特上校密切观察萨达姆是否确实拥有一个可使用的细菌武库。西奎斯特曾经指挥过“衣阿华号”军舰，让他做这项工作是明智的选择。海军舰长受的训练是综合型的，能够掌握复杂的工程系统的各个互相牵连的错综情况。西奎斯特迅速学习的能力给予他很大帮助。他不害怕沉到未知领域的深处。了解生物武器与他在海军中干了一辈子的东西并无什么不同。在他看来，你只须开始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如此保持下去。
1990年9月末，当鲍威尔把匆忙进行防疫的速度降下来时，西奎斯特和另一位负责向利比报告的军官乔治·拉什上校飞往俄亥俄州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接受生物战的教育。他们的老师是几位年老的科学家，曾与比尔·帕特里克一起工作，为美国制造细菌武器。他们从基本东西开始：毒剂如何起作用，如何使它们容易传播，在一次攻击中多少人可能被杀死。然后他们转向更高级的题目，如LD50，即针对目标人口之50％需要使用的致命剂量是多少。那天结束时，西奎斯特和拉什深感震撼。生物战的致命力量与核攻击根本就是不相上下，如果不是更厉害的话。在海湾地区的冲突，其蕴含的意义立刻就清楚了：萨达姆·侯赛因有手段造成重创，以一次计划完美的攻击，给多国部队造成广岛式的伤亡。美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首次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巨大伤亡。——译者两位军官驾着租来的车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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