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浪大化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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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他当时住在演乐胡同。他虽已归化，到底改不了洋人习气，没有纯毛
地毯，也要在砖地上铺一片草编的地席。西特一开口寒喧，我便知道不妙，
因为他的北京话比我说得漂亮多了。一口京片子，连什么地方该用“儿”也
分毫不差。我想遮丑藏拙，便用我的pidgin　English（洋泾浜英语）与他交
谈。在谈到美国作家艾伯特·马尔兹时，我说见到最近的外国报刊上有对他
作品的“criticism”。萧乾一听，怕引起不良国际影响，赶紧解释说李先生
的意思是“review”，亦即书评的意思。华籍美人沙博理不愧是大纽约市律
师出身，他不动声色地（像英国绅士餐桌上打翻了sauce　时一样）给我打圆
场，以母语使用者的权威身份说，在英语中，criticism　也有评论的意思，
甚至包括好评。我英语程度虽低，但如鱼饮水，话的冷暖还是能够辨知的，
因此又是一身大汗。以后便脑中浑沌一片，再也听不清他们之间又是英国腔
又是花旗味儿的对话了。只记得萧乾嘴里的“马尔兹”在西特那里是“磨尔
兹”，“法斯特”的“法”，西特的读法和上海的“江北人”的发音一模一
样，颇得扬州剃头师傅的真传。

以上便是萧乾手把手教我的“人生采访”的实录。

我当时很傻——现在也没有长进，上海人的说法是“加大年纪才活勒狗
身浪”了。守着多少位学者——萧乾之后又有卞之琳、钱钟书诸公，却不知
道可以虚心求教。有一次，我译了当时颇走红后来成了异端的霍华德·法斯
特的短篇小说《Dumb　Swede》（《傻瑞典佬》），向《译文》“自我投稿”。
萧乾校阅后，用他那一手流利潦草的浓铅笔字稍稍改动了几处，还给我时说：
“你还是译得很活的。”愚鲁如我，也听得出这是鼓励而不是表扬。以我当
时及至今天的水平，我只能把活的译死，哪能把死的（何况原作本来就质量
平平）译活呢。又有一次，当时萧乾似乎又兼了《人民日报》副刊的编委，
他向我“组稿”。我拼拼凑凑，写了一篇介绍美国画家洛克威尔·肯特的短
文。文章没有什么改动居然在党报上登出来了。萧乾用他那弥勒佛般的笑容，
笑咪咪地对我说，文章写得挺漂亮。他“很佩服”。我自然明白那是在安慰
我，因为文章中既没有多少真材实料，又无一点真知灼见。我当时有的只是
丰富的想象力与浮夸华丽的词藻。以上所述的便是萧乾对我翻译与写作上的
帮助。

说到美术不免要联系到音乐。这方面也有些情况可以交待。有一次作家
协会——《译文》当时是作协的一个下属部门——为了欢迎新分配来的大学


生，在院子里席棚底下开了一次联欢会。我可能喝了半杯啤酒，竟斗胆起哄，
拉萧乾表演节目——对别的首长，杀了头我也不敢这么干。萧乾爽快地站起
身来，吼叫了几句。唱的是什么国家的歌，歌词是中文还是外文，老实说我
和别的听众全都听不出来。嗓音嘛，这里还是以沿用“为尊者讳”的国训为
宜。不过萧乾是一位水平颇高的音乐欣赏者，他在这方面自己写过一篇兴味
盎然的文章。那篇文章里谈到他喜欢唱Home　Sweet　Home　之类的小曲，也爱
听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前者我不清楚不敢瞎说，对后者我完全可以
出庭对质。因为当时萧乾住在顶银胡同（后来我读《今古奇观》，才知道苏
三的情人王金龙上京赶考时，也在这条巷子里落过脚，原来也是名胜古迹），
他住南院的“西厢”（东晒，两小间），我和妻子住东厢（西晒，一小间），
当中隔着住正房的陈白尘种的睡莲与“死不了”。从西厢的窗缝里常能轻轻
传出那部清唱剧的holy　味十足的声音。我也算出自音乐世家，一家有七个人
吃音乐饭。所以我当时咬咬牙，用五个月工资买了一架捷克电转。但我拥有
的只是奥依斯特拉赫拉的老柴小提琴协奏曲之类的苏联唱片。对于西方宗教
音乐的羡慕心情，一如想吃禁果的夏娃。

萧乾所住的西厢外间里住着一老一少，老的是一位按北京话的说法是“土
得掉渣”的蒙族老太太，那是萧乾的“老姐姐”——萧乾对她有很深的感情，
在多篇文章里提到过。少的则是一个不满十岁的混血男孩，小名够土的，叫
“铁柱”。至于轻声播放《弥赛亚》的那架电唱机（想必也是从英国带回来
的，不过我没有问过），则放在西厢的小北间里，那是萧乾的卧室兼书房。
好在他当时独身一人，不需要太大的地方。

在《译文》工作的那几年，萧乾公私双方都很不顺心——这怕是他交厄
运的起始。我当时年纪轻，又傻又愣。方才已经说了，在北京满像从大城市
到农村五谷不分的臭老九，也像一个得入境问俗的老外——正应了马克·吐
温的那个书名：《The　Inno…cents　Abroad》（中译为《傻子国外旅行记》）。
我不会打听旁人的隐私，只是在会上听到“第三条路线”、“Cat　Hsiao”、
“托妻寄子”、“性虐狂”之类的揭发与控诉，而且都出诸道德文章为我素
来钦佩与权威身份不容置疑的人士之口，说的话不由人不信。但是凭我远不
如波洛的推理本领与共同人性天生拥有的常识，我的感情天平是稍稍朝萧乾
一方偏斜的。但是当时通行的格言是“不该说的不传播，不该知的不打听”，
我采取了金人三缄其口的办法。后来证明这样的自我保护措施还是对的。由
于不知不问，我至今对“萧案”的是非黑白与曲折过程，仍然懵然无知。我
但愿中国也能出现不同的几种故宫金砖般厚重的萧乾传，一如英美的《乔伊
斯传》、《亨利·詹姆士传》、《萧伯纳传》——它们一部厚于一部——好
让我潜心比较研究，参照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考证文章，
以飨《读书》杂志的读者。

在当时，萧乾和我的“公分母”是翻译与编辑，在这方面我理应再说上
几句。记得萧乾当时选译了捷克小说《好兵帅克》的片段给《译文》发表。
别以为我会在这里吹捧译文之精妙，那是不符合要求的。我想说的是在发表
《帅克》的同时，刊物上登了捷克名画家约·拉达所作的一幅哈谢克速写像。
胖乎乎的，手握一管板烟斗，在潜心写作。一位据说“《大公报》时期”就
认识萧乾多年，和他的关系比我不知深多少的女编辑——嘴里不说，但大家
肚子里对她的一致看法是“刀子嘴东洋美人脸”——见到画像后，笑咪咪地
——她想做的时候笑得真叫甜——对我说：“真像萧乾！”我对这句话极表


赞同，认为是她所讲过的千言万语中最最接近真理的一句。为了证明吾言之
不谬，我建议丁聪根据萧乾年轻时的照片，画一幅姿势相仿的画像，与拉达
的画同时刊出，让读者自己评判。

我翻译所用的语言，有人觉得太杂，其中既有粤语，也有上海闲话和北
京土腔。不妨交个底，这是跟萧乾学的。我有一次——这可是罕有的例外—
—在翻译语言上向萧乾请教。他先夸奖了张谷若老先生一番，说张老译哈代
时用了山东话“俺”，极其传神。接着又说：“我只要感到合适，该用什么
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对所有方言全都来者不拒。方言里有些独特表现方式，
妙不可言，光用普通话与北京话有时会使自己的文章缺少光采。”我当时听
了便心悦“臣”服。萧乾的这个翻译理论对我翻译与写作风格——如果真有
这么回事的话——的形成可以说影响至巨。

我与萧乾关系不算深，绝非他的好部属、忘年交与得意门生，绝对谈不
上是他的“小集团”中的×大金刚，至少没有这样的自我感觉，不过我和他
一样喜欢过里柯克、哈谢克之流的幽默作家——但现在我又嫌他们过于浮
浅，更欣赏斯威夫特硫酸味很冲的文笔了。尽管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带有颜色
的关系，但毕竟认识多年——快四十年了吧。要深挖细找，可以写写的材料
也该说还多少会有一些。不过我最近查出有糖尿病，更加上心律不齐与频发
性早搏，医嘱不能过于劳累多用脑筋。能不能今天先写到这里，仅限于《译
文》草创时期我所了解的萧乾，别方面的问题，请容许我身体稍好时再边想
边写。


萧乾先生手迹


周作人书信的一点说明

手头有周启明（作人）先生给《世界文学》编辑部的一封信。事情是我
经的手，信也一直半有意半无意地留在我的手里，经过运动、下乡、搬家居
然未被毁掉。现想借《文汇读书周报》一角披露，以免湮没。

60　年代头几年，我秉承编辑部领导的意图，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借来周先
生的一部译稿中的一篇，即古罗马时代希腊语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宙斯被盘
问》，准备在出书前先行发表。作为责任编辑，我在仔细阅读译稿时，发现
注解中一个第三人称代词指的是谁不甚清楚（今天查了一下，当是1964　年第
5　期《世界文学》79　页的第2　注），便向八道湾周寓写了一封信，一来征求
先行刊载的同意，二来问清注解中含混之处。不久后便收到了回信。全文如
下：

世界文学编辑部同志：

来信敬悉。“宙斯被盘问”拟发表，别无什么意见。承询注文中之“他”，
即是指克洛索斯，因为他那时拟攻波斯国王库洛斯，去问神示，结果是战败
被俘，库洛斯大概因以前有注说过，所以在这里不再说了。此致敬礼

四月十二日周启明

原信的信封未留，无法从邮戳上断定年份。但译作既是1964　年5　期（5
月20　日出版）发表，那就一定是该年而不会在上一年写的，因为我印象中该
稿没有拖了那么久。

发表时附有一篇前言，那是我写的。记得也曾见过周先生为整本书写的
一篇说明之类的文字（不长），但当时编辑部觉得不太合用，便让我编写了
一篇。最近重读，看到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在库尼斯科斯的雄辩面前，作
为‘全宇宙的主宰’的宙斯亦不得不嗫嚅而退。”我怀疑最后那四个字是从
周先生的短文里抄来的。因为以我当时的水平，还写不出那样老练的文字。


周作人先生手迹


同伙记趣

但丁说过一句话：“没有比在苦难中回忆幸福更为痛苦的了。”这句话
总让我联想起一个“实例”：李斯在被处决前与儿子抱头痛哭，说：“吾欲
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但是能否设想一下，若
是颠倒过来，情况又是如何？

与李斯比，我自觉已是非常非常的幸福了。所以，遇到有人在我面前慷
慨陈词，痛斥“脑体倒挂”、“出现了百万元户”时，我大抵是心如枯井，
波澜不起。要发财，趁早改行去呀！想想当年是什么滋味？人得学会知足才
是。如今坐拥书城，只要不拉闸停电，身体吃得消，尽可读到东方既白。偶
而还能领到几文稿费，买点酒菜。几杯下肚，有一搭没一搭（时醒时睡之故
也）地看看人家电视剧编得有多可笑。人生至此，更欲何求？虽南面王不易
也。

现在是连友人赠送的著译都看不过来了。遥想当年在河南干校（离上蔡
不远），连大学问家钱钟书、杨绛先生都要问小子我借书看呢。

那是一本极普通的书，袖珍本的《DAVID　COOPERFI…ELD》，是我念大学
时在上海旧书店里“淘”来的。书前有签名与注明的日期为证：1950　年12
月31　日。因为本子小，下干校时往木箱里一塞，“夹带”了下去。

最近重读《干校六记》，在最末尾处，杨绛先生写道：在干校的后期，
空气不那么紧张了，“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同
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该书65　页）这使我想起，我的那本《大
卫·科波菲尔》原本，当时曾用旧报纸包了，在朱虹和钱、杨二位之间传阅
过——当然，读时手边还得备好一本小册子或是《红旗》，以便遇到“有情
况”时拉过来作掩护。

今天，我特地从书堆里把那本带去干校又带回来的袖珍本找出来，一页
一页地翻了一遍。我记得上面有钱先生留下的笔迹。果然，我没有记错。

我发现在十数处，都有用蓝圆珠笔在正文侧边点的小圆圈——我相信这
是钱先生点的。至于说明什么，那只有钱先生自己知道了。有几个地方则用
铅笔打了“×”号。如在第　25　章《吉神和凶神》里艾妮斯说的那段话的旁
边（原书372　页）：“假如我能使他恢复起来该多好呵，因为我已经不知不
觉地成为他衰老的原因了！”翻过去一页，在这样一句话旁边又出现了一个
“？”号：“还有别的客人——我觉得都像酒一般临时冰过了。”在377　页
的“and　he　point…blank　refused　to　do　it”的“point…blank”下，用铅
笔划了一道，并在旁边打了个“×”，像是认为狄更斯此词用得不甚妥当。
（此处中译借用董秋斯先生译文，下同。）

在388　页下端，出现了铅笔写的一个“好”字，看得出是钱先生的字。
所夸奖的这一句，是书中反面人物尤利亚的话：“‘，我是多么高兴，你
不曾忘记！’尤利亚叫道。‘想一下，你是在我卑贱的胸中燃起希望的火花
的第一个，而你并不曾忘记！！——你肯再赏给我一杯咖啡吗？”读过《大
卫·科波菲尔》的朋友想必记得，这一章对“小人得志”、“讨了便宜还要
卖乖”的尤利亚作出极其出色的刻划。

在48　章《Domestic》（家务）的左上角，钱先生写了一个“看”字，显
然是建议在他之后会读此书的杨先生着重欣赏。49　章《我堕入迷雾》左侧也
有一个“看”字。50　章《辟果提先生的梦想成为事实》不但左侧有“看”，


右侧还多了一个“√”号。52　章《我参加了一场火山爆发》也受到同样的优
遇。53　章《又一度四顾》左侧一连有三个用红铅笔打的“√”号。54　章《密
考伯先生的事务》边上又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