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浪大化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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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53　章《又一度四顾》左侧一连有三个用红铅笔打的“√”号。54　章《密
考伯先生的事务》边上又是一个“看”与一个“√”。第56　章《新伤与旧伤》
左面有“看”“√”，右面则是三个字：“见黑本”。起初我琢磨了好半天
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联系到《干校六记》中的那句话：“箱子里带
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才敢推断这“黑本”准是钱先生内容
丰富的笔记本（《管锥编》中许多内容想必也出自此）中的一册。

原书第57　章《移居海外的人们》左侧还是一个“看”与“√”。看来，
这几章是狄更斯全书写得最好的部分之一。此外，还有一些“？”与“×”
号，散见全书各处。我要把评批文字最多的一处留在最后说。那是在原书的
第586　页上（第40　章《流浪者》里）。在When　she　was　a　child。”那一
段的侧边，一种铅笔字迹写道：“she　指何人当查清”。紧底下则是另一种
铅笔字迹：“即甥女！”那惊叹号打得真用力，我怀疑铅笔头会断，跃然纸
上的是这样一种口气：嗔怪前面那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连这点都不知
道？！据我平素对钱、杨两位笔迹的了解，前一种该是钱先生的，后一种则
无疑是杨先生的。联系到《干校六记》中说“默存向来不会认路”，这种“小
事糊涂”倒是很符合钱先生的性格的。

随着对我年轻时购买的小书的一页页的翻动，夜逐渐深了。干校的种种
琐事也一一泛上心头，但印象毕竟变得模糊暗淡了。又是20　年过去了，小书
上因缘时会得到的铅笔批注怕也有难以辨认的一天。我花些力气，把它们变
为可以稍久保存的铅字，恐怕还是必要的吧。


杨绛、钱钟书先生手迹


真假古董

我年轻时就不是个会玩儿的人。游泳、跳舞什么的，只能算是“粗通”。
等外面时兴玩摩托车时，我已经上了岁数，更不敢碰这种危险品了。若问我
工作之余作何消遣，除了看闲书、听音乐、看画，逛书店和旧货铺就是我的
最高享受了。但我没赶上好时机也缺乏眼力，绝不可能收到宋版书与宣德炉。
“文革”期间，有人几百元就购到一架名牌“斯坦威”三角钢琴，我即使有
这份心也没有那么些平方米。60　年代初，我用400　元从隆福寺买了张二手货
花梨木大理石面足足躺得下一个人的写字桌，还在单位里挨点点戳戳说了十
来年呢。（如今同样的那些人又夸奖我“有眼力”了，因为在高档“家私行”
里，不甩出一万多人民币这样的桌子搬不回家。）“文革”后期曾以5　到15
元的价格购到几只金丝楠木、紫檀木的画框，这就算是发了笔小小的“国难
财”了。有的事情真假莫辨，眼下还不敢吹牛。如前些时从地摊上买回两件
“大明万历年制”的瓷器，一为20　公分直径的青花盘，上有八仙过海图，用
芭蕉叶图案隔成四小幅，每幅二仙。另一为五彩八角葫芦形花瓶。家里人都
说是假古董，我说就当它是真的岂不更为有趣。

古玩文物我是十足的外行。要说历年来收进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那
还是几本旧书，大抵是从东安市场买来的。

我买到过一本书——书本身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书里却夹着几样东
西。一是一张发黄的照片：一对土头土脑的乡绅夫妇，正襟危坐，做出一副
照相的样子。老爷太太之间放了张半人高的茶几，上置一盆花，茶几下面是
只高筒痰盂，背后则是绘有花树的布景。与这张照片放在一起的是张画在土
纸上的符咒，不知出自哪位茅山道士的手笔。照片早就不知去向了，符咒却
还隆重地供在镜框里，摆在工作室的一角充作镇邪之物。镜框另一角是我从
买来的另一本英文书里找到的一张名片。上印：“张大千（制），北平府右
街罗贤胡同十六号，电话西局二千九百一十八号”。我原来只知张大千名
“爰”，拿不准这位张大千是否即国画大师。后来偶而在《北京日报》上读
到陈伟华写的一篇文章：《张大千明志守节，拒与日伪合污》，内称：“张
大千在‘七七’事变后从颐和园听鹏馆搬到城内府右街罗贤胡同16　号居住，
闭门不出。”这才敢确定无意中得到的真是张大千1936　年的名片。名片上，
张大千三字右面还用铅笔注有英文拼音，想系不懂中文去求画的西人当时记
下的。一时之间，我仿佛听到了大师的那口四川方音。

1957　年，我以2。5　元人民币买到一本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小说《圣罗南的
泉水》（1823）。这原本没有什么稀奇，司各特的小说书店里多的是。但这
一本却是1853　年巴黎出的，而且不是法译本，是英文原本。从纸张、字体、
装帧等方面看，确是上一世纪产物——19　世纪的书我还见过一些。最近我请
司各特专家文美惠女士帮我鉴定。她研究了一番后在清晨打电话跟我说很可
能是真的。她说：1853　是作者逝世后的21　年，当时司各特在欧洲大陆名声
很大，各种文字的译本纷纷出现。法国人喜欢他的书进一步想读原文，巴黎
从司各特后裔处取得版权出版完全是可能的。何况扉页上还标明出版者的名
称与详细地址：“博得莱欧洲文库，巴黎艺术桥左近马拉瓜桥3　号1　楼”，
连印刷厂的地址也交待得清清楚楚：“都诺公司，拉辛路26　号，奥迪安附近”。
（在巴黎念书的中国学生不妨去“现场”踏勘察访一番。）我的这本“古本”
倘能脱手，价值当在舍下全部家用电器之上。哈，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黄


金梦”。

1972　年，北京的旧书业开始有点复苏的势头，西单商场内一家小小的“中
国书店”对外开放，士子们趋之若鹜。在那里我又以2。5　元的代价购到一本
阿瑟·惠黎的译诗集《古今诗赋》，一名《中国诗歌170　首》。我本不研究
译诗，之所以买它是因为扉页上印有“谷若藏书”之章。这准是从老前辈哈
代专家张谷若先生那里流散出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一段故事。不久前，我
请同事张玲女士拿去让其尊翁识别。不想几天后张老在书前题了一大段话：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文革中半生藏书，失散过半，流水落花，只有慨叹。今岭南李君文俊，
示以此书，绝望之物失而复见，其喜可知。李君专研美国文学，且执译界文
坛权衡，东壁图书，满目琳琅，吾所失书得以厕身其间，虽不成双，谓之栖
身玳梁，有何不可。小女张玲，以旧人词句提示，颇可道出此番因缘，因谨
题赠，以博一笑。

八十九叟张谷若

每一样东西背后必定有一个故事，我早就说过了。“权衡”云云则是对
晚辈的奖掖，并非实情。


张谷若先生手迹


听余光中讲笑话

9　月5　日下午3　时，诗人余光中由高雄转港抵京——这是他四十多年来
首次回大陆。当天下午6　时，我在中国作协新开的“文采阁”餐厅见到了他。

在席上，余先生讲了一个笑话，现原封不动转达如下：

前几年，诗人辛笛去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讲演。他口音极重，
韩昌黎的“昌黎”，香港仔听不清是哪两个字，于是便交头接耳互相询问起
来。有一个“叻仔”对同学说：“系Charlie　呃！”故事便由此发展开去。

韩愈要出国，去印名片。店里问他英文名字怎么称呼。韩愈说，人家都
叫我“却利”，那就印成“Charlie　Han”吧。

孔夫子也要出国，去文具店印名片。老板也问他英文名字怎么印。这一
问倒把孔夫子难住了。当然，西方人都叫他Confucius。但那是尊敬他给他
起的拟拉丁文的名字，自己这么称未免狂妄。到底叫什么好呢？于是他便问
老板别的文人来印过名片没有，他们的名字英文是怎么写的。老板说，韩愈
来印过，英文印的是“却利·韩”。杜甫也来印过，英文是“Jimmy　Du”（吉
米·杜——杜子美）。先生不是叫仲尼吗？叫“Johnny（尊尼）Kong”最合
适不过了。

余先生这次是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之请来访问的。9　月8　日上午他将在
外文所作关于“龚自珍（1792—1841）与雪莱（1792—1822）”的学术讲演。


余光中先生手迹


毅力可佩

傅雷有一封《论文学翻译书》，是写给罗新璋的。信中说：“先生以九
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惟抄录核对之余，
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这封信最早发表
在《读书》杂志1979　年第3　期上，记得还是我向新璋要了翻拍的照片（当时
国内还见不到复印机），跑到朝内大街《读书》编辑部向董秀玉同志推荐，
这才发表的。现在是各种翻译论集里都收进此文了。

我最早对罗新璋这个名字有印象，也是听说他曾将好几部傅雷的译文，
逐字逐句抄在法语原作的字里行间，用这个办法来学习翻译。后来我问他，
他告诉我，单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抄了120　万字（汉语），此外，还
抄了巴尔扎克的六部作品以及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他真是我
所认识的翻译界人士中最肯下死功夫的一个了。

不仅如此，1973　年他利用借调出国工作的时机，硬是挤出四十余天，每
天用四五个小时，到巴黎国立图书馆，把善本室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一
份份抄录下来。每份公告都有一张桌面那样大。据新璋说，有的已印成件，
有的则是清样，有一些上面还有改动校样的笔迹。有些看得出还是从墙上揭
下来的，因为背后还粘有墙粉。更有的上面明显可见炮火烧炙的痕迹。当时
复印术尚不普及，拍成照片还是办得到的。但是那样做需要两万法朗，这是
新璋拿不出来的——借调他去当翻译的单位当然不会管这种闲事。在我罗曼
蒂克的想象中，新璋当时准和普契尼的歌剧《La　Boheme》（《艺术家的生涯》）
中唱“Mi　chiamano　Mimi”（“我的名字叫咪咪”）的绣花女一样，住在能
遥见巴黎圣母院的小小顶楼上，单靠牛奶、面包维持生命。以他当时的拮据
窘况，自然交纳不起这笔“巨款”，于是便再次拿出抄书的笨办法。为了不
致出错，他一一逐字校对——好在他在法文版《中国文学》工作多年，早就
有这方面过硬的职业训练。回国后发现尚存留一些疑难问题，又托仍在巴黎
教书的中国朋友再去核查。后来新璋将这389　份文告译成中文，交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史学界认为这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其中有“309　
件是第一次译成中文”。

《开卷》版编者要我谈谈自己学习的经验，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写的，倒
觉得罗新璋治学的功夫应让青年朋友们知道，便写下了以上这些，要做学问，
死功夫一定得下。当然，今天有今天的情况，具体做法就不一定照搬了。

新璋是生长在上海的，念完中学后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学法国语言文
学。他自称是傅雷的“不叛之臣”，听说十多卷的《傅雷译文集》是他统校
的。


家璧先生与福克纳的初版本

40　年代读中学时便常省出零用钱买些文学书籍。当时买得较多的是文化
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书”，其次便是晨光出版公司出的外国文学作品了。
“译文丛书”开本短而宽，而且往往是厚厚的一大册，像个脾气和霭的矮胖
子，给人一种敦实可靠的感觉。赵家璧先生主持的晨光版图书则小巧秀迄，
满可以塞进外衣口袋，封面设计也清新别致，讨人喜欢。进大学后，又在阅
览室里通读了良友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主编赵家璧的名字有了更深
刻的印象。我当然很崇拜伟大的编辑家邹韬奋，但是高山仰止，反觉得渺不
可攀。像我这样的小布尔乔亚所敢想的无非是生存、温饱之余做一些自己喜
欢也对人类有益的事。总之，从自己的思想基础出发，对带点商人色彩的赵
先生反倒感到可以亲近。我之走上编辑道路固然是50　年代军事共产主义余绪
的“统一分配”所致，但一做就是40　年没有“不安心工作”，也未尝不与少
年时对前辈编辑的景仰有关。总之，对赵家璧先生我一直是很钦佩的，工作
以后，也和他有过一些联系。

可是去年10　月，我收到赵先生的一封来信，里面说：“我你同样爱好美
国文学，神交数十年，虽偶通音讯，但从未见面。我去北京的机会极少，如
果你有机会来沪出差，盼能一见！”我收信后便去信说，据我记得，有幸与
他见面至少有三次。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是50　年代的中期。那次我探亲回沪，到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去拜访外国文学编辑同行，记得在摆着几张沙发的该社二
楼过厅里，我见到了几位老编辑，如方平先生、王科一先生——他是我大学
同学，同班不同系，已在“文革”中过早地离开人世。另外还有搞德文的韩
世钟先生，再就是赵先生了。我们天南海北，聊得十分愉快，主要的话题是
交流京沪两地文学翻译出版的情况。我第二次见到赵先生已是80　年代初了。
那时美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开理事会，赵先生是到场的，会后，他邀了黄嘉德
先生和我到他山阴路寓所去小聚。记得当时和黄先生一起乘车前往，经过四
川北路时黄先生指了指路旁一幢楼房，说：以前编《西风》就在那儿楼上办
公。主客三人在赵先生家二楼后面的一个不算太大的房间里坐下。赵先生兴
致很高，与黄先生谈起了往事，还让黄先生把过去与鲁迅交往的情况写下来，
交给他，由他安排收在一本什么集子里出版。吃饭时赵师母端上来一碗红糟
肉，味道极好。我见体胖的赵先生吃了不少便问他，肥肉您也敢吃？他回答
说稍微吃一点不要紧的。我置身两位老前辈之间，实在没有发言权，却感到
如沐春风，文化历史的积淀迎面向我涌来。

我给赵先生去信后不久，便接到他12　月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