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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0-血色黄昏-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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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轻心，棍子连续打去，不给他有刺的机会。
“好哇，俄今天就要你在俄炕头上放3斤血！” 他愤怒地叫喊，大剪子乱捅乱扎，尽管我的棍子把他脑袋打得咚咚响。
无意中，他把棍子抓住。我赶紧拖着他乱转，想待他重心不稳时，给他摔倒。但怎么也摔不倒。因他拿着大剪刀的手乱舞，封锁着我进攻的空间，无法用动作。只好扔下木棍，攥着他的左手，拼命抡着、拽着，让他总踉踉跄跄，顾不上刺我。“狗日的，不让你见阎王，俄王字倒着写！” 他咬牙切齿地发誓。
在宿舍狭窄的空地上，我扯着他团团转，睁大眼，寻找机会给他一波脚。心里紧张得快顶到嗓子眼儿。
那把大剪子围着我飞舞，却总扎不准，只是把我左手背扎个了小洞。俩人都激动万分，两人都呼呼大喘，两人都处于迅猛多变的运动状态，虽近在咫尺，进攻的命中率很低。
终于抓住了他拿剪子的右手。他无计可施，一边大口喘着，一边一次次地踢我小便。这家伙真把捕俘拳用上了，可惜那光脚丫没杀伤力，还老是蹬偏。
我42厘米的小腿，现显露出它的威力。不管王连富怎么扭，怎么拉，我的重心稳如大片石，绝倒不了。
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撒手。直到雷厦冲进来，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利刃。我俯身拾起棍子，又开始朝他猛打。形势巨变，他急忙跳上炕，我追上炕，棍子打在他脊背上发出了噗噗声，跟打鼓一样，浑厚而幽深。最后把他逼到炕上墙角，慌乱中拿起了一条被子蒙住头，抵挡我的棍子。在一阵尽情的猛捋下，这位魁梧的壮汉终于垮了，在花被子下哭喊道：“林胡，别打了！别打了！俄不行了，俄胃病犯了！”
我还想过过瘾，雷厦拦住我：“适可而止吧。”
王连富披着花被子，缩成一团，急切地说：“雷厦哇，这回全靠你了！”
屋里打得一塌糊涂，被子上踩了许多脚印，烟筒翻倒，枕头躺在炉灰里。
我刚被拉出屋里，里面就传来低沉的哭泣声：“呜呜……俄在7连呆不下去哟，呜呜，老腰给打坏哟，呜呜，砍球屌哩，浑身都是血印子哟！”
这条强悍大汉凄切地叫唤起来。
那天中午，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零落的雪花。王连富躺在老姬头的大车上，双目紧闭，盖着3床棉被，被送到团部医院。
我真是诧异，一个平日那么刚强、自尊、勇壮的人挨了打，怎会是这个样子。
王连长把我叫到连部，摸着络腮胡子惋惜道：“林胡呀，本来你有理，这么一闹，又没了理。 唉，你可不能再打了。” 他批评了我一顿，让我写检查认错，高姿态一点。
晚上，郑重其事给雷厦写了封信，表示衷心感谢。
雷厦：
此次恶战，关键时刻，你助了我一臂之力，谨表谢意！
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自豪。
愿我们用鲜血凝成的战斗情谊永垂不朽！
林胡
1970年 1月10日
社会是复杂的，为防备王连富报复，我也用剪羊毛的大剪子，做了两把匕首，藏在褥子下面。
当我流着污汗，穿着扯了半截袖子的脏绒衣，用力磨匕首时，油然而生出一种武夫的雄壮感。如果那些醉心于向指导员讨好献媚，混个好位置的人，知道我吭哧吭哧磨了一上午匕首，定会嘲笑我野蛮肤浅。这些人就会津津有味地琢磨人际关系，喜欢玩心眼儿，满肚子韬晦计谋。
现在，草原上连蒙古刀都看不见了，牧民用的都是电工刀。可随着刀剑的淘汰，丈夫气概也要被淘汰了吗？男人都女性化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想想当年的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嗜刀如命，写了许多歌颂刀剑的诗……可比今天的二串子男人伟大多了！
我擦擦脸上的汗，望着匕首，它又黑又糙，一点也不精致，锋刃闪着阴森森的寒光。
第二部分加紧防御（1）
沈指导员从师部开完会回来，听说我和王连富连打两架，十分生气。责怪王连长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我不知道这“紧急措施”是什么意思。
几天后，王连长被调去宝昌“支左”。他走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早晨，我去马厩为他抓上小黄马，又用吃饭的水桶打了两桶水给马饮了，牵到连部。
王连长亲切说：“林胡，要好好工作，努力学习，高姿态作个检查，可不敢再胡来了。”
我点点头：“嗯，连长，我一定作检查。”
连长走了，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个保护伞，很有点舍不得。相比之下，连长和下面的关系比指导员好得多。他没什么架子，还像个老农民一样随和。
不久，在一次全连大会上，指导员传达了师部政工会议的精神以及北京军区陈先瑞政委的报告“一切围绕红太阳转”。
大会临结束时，我主动站起来向全连干部战士读了自己的检查，承认第二天早晨闯进门主动打王连富十分错误。
沈指导员面无表情地盯着我，待我念完后，他要走了检查稿，坚定地说：“打架斗殴一直是7连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总解决不了。这次马车班打架，性质恶劣，影响很坏，一定要严肃处理。” 说话的时候，那对布满血丝的眼睛还瞟了我两眼。
我想是王连富首先骂的我，首先打的我，首先动的斧头，主要怪他。第二天我先动手，原因是他扬言要报仇。反正他是这场架的挑起者，他的错误比我严重，处理就处理，没什么了不起。
一天，沈指导员让我们几个自己跑到内蒙古的北京知青填表，出身我填“革干”。指导员看后，责怪道：“哪有什么革干出身？ 你父亲的出身是什么？ 填你父亲的出身。”
我望着他，一副不怀好意的神情。立时感到了他的用意：“文化大革命”后，你父母都在受审查，还想填革干？ 没门！
自从听说沈指导员在太原公检法〃支左〃 ，把那儿的姑娘肚子支大后，对他就缺乏好感。明明是个19级的连指导员，却总爱挺着大肚子，倒背双手，摆出一副师首长的架势。训人跟捡破烂是他的两大特点。几天没训人，就像老烟鬼没烟抽一样难受，非要找点小事训训。什么帽子没戴正，吃饭吧叽嘴，房后解小便，留小胡子不刮…… 他全管。平时走路，遇见破布条、烂毡头、瓶子、钉子……他总要捡起来，放到家门口。
打完架后，虽然给大伙儿出了气，但一些锡林浩特知青在言谈话语中总流露出对我的贬意，复员兵就更别提了。指导员在班排长会议上，一再强调：马车班这件事没有完，要严肃处理。前两天，我的《斯巴达克思》借给刘英红，被指导员发现给没收了，说是黄色小说；指导员平时见了我理也不理，能替自己说话的王连长又支左了……
形势很不利，为此我确定了3条对策：一、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以突出的表现将功补过。二、努力搞好群众关系，一定与老姬头、锡林浩特知青及复员兵们缓和关系。三、多和刘英红接近。她已被师部选为出席兵团首次积代会的代表，政委对她印象很好，与她联系密切能加强自己的安全。
跟老姬头缓和关系好办，夸夸他的大辕马，听他讲搞破鞋的故事时，使劲笑笑，就解决了。跟锡林浩特知青关系就不那么容易缓和，这些人油得很，不好哄。
一天晚上，雷厦抓完马后到我屋里暖和一下。嘲笑王连富打架输了，竟然当众号啕大哭，真丢份儿，再疼也不能这么哭呀？ 农村人太傻，一点都不懂含蓄。
我问他：“连里对我打架都有什么反应？”
“反应不好。有人说你打架成性，野蛮，有人说你是为了包子，才跟王连富拼命。尤其是锡林浩特知青，没少跟指导员说你坏话。”
我真有点没想到。自己的感觉还不错呀，人们表面上对我还是挺客气的嘛。
“是啊，有人当面对你客客气气，可背后没少骂你。”
唉，这就是为民除害的悲剧，我作出了巨大牺牲，却一点没落好。
野蛮？ 对野蛮人，只能用野蛮办法。我把王连富手上的一块肉咬下，是因为他仗着当了几年兵，目中无人，对知青动不动就骂。我并不愿意打架，有的年轻人以为打架很刺激，很雄武，很有趣，其实根本不是。电影里一拳把对手给打个跟头的场面在真打架时极少碰见。而通常是两人像猴子咬架一样搅成一团，喉咙里发出兽性的咆哮，面孔丑恶之极，绝不像电影里的侠客那样英武潇洒。人内心深处潜藏的凶残，打架时全部溢于嘴脸，我用拳头是被迫的。
“雷厦，我打了指导员的红人，指导员可能要往狠里整我，你与我来往不害怕吗？”
他微笑了一下，摇摇头：“我要怕，还来找你干什么？”
雷厦在学校时，惟一的毛病是有点爱吹。但现在他为帮我镇王连富，真的拉偏架，明显袒护了我。在指导员反复扬言要严肃处理这件事之后，他还敢到马车班来与我说话是需要勇气的！你看，他的眼睛里闪着刚强的光，清秀的脸上浮着两片桃红，毫无惧色。有这样一个忠诚义气的朋友，还怕什么？
大车已坏，王连富去团部住院，指导员也不给我派活儿，成天呆着没事干，我步行8里地到3连机务队偷了两个铁轮子，练举重。这时男生排全都去3连学开拖拉机，连里只剩下女生。为好好表现，我主动跟4班一起干活，仍暗暗希望年终总评时能评上五好战士。
第二部分加紧防御（2）
大雪飞扬，严寒刺骨。我们步履维艰地走到菜园打井，所谓菜园不过是40亩光秃秃的草原。
在一丈多深的井底下，土冻得跟石头一样。刘英红攥着镐把，用力抡起来。她的黄脸被冻出了淡淡的粉红，头发上落了一层白霜。她力气一般，可每回都比别人多抡几下。
李晓华这个很招眼的天津姑娘长得有点像谢芳，挺漂亮。到草原后，一吃牛羊肉就吐，有时一天只吃2两饭，但也坚持出工。
韦小立虽然刚来不久，一镐下去总镐不准，也没多大劲儿，可不气馁，每次都要别人从她手中把镐夺走，才停止。
4米见方的井底就是这样的情景：北京、天津、太原的知青姑娘们聚在一起轮流抡镐…… 咚咚的声音，从地下传来，持续不断。这些女孩子在家里个个都是父母疼爱的掌上明珠，干净漂亮，现在却穿着肥厚的绿棉裤、绿棉袄，土里土气地站在内蒙古旷野的井底下抡大镐。
冻土被一片一片地刨下来。
就我一个男的，干得又猛又多，一人顶她们4个。刘英红向指导员汇报工作时，肯定要表扬表扬我！
雪花在飞，棉袄上披着一层白。我用大镐，用手上的血泡，用一大片大片的冻土，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扭转着自己的不利处境。
后来，金刚就我到4班干活，讥笑我“色”。跟女的一块干就特卖劲。他一点都不了解指导员恶狠狠地盯着我，不这样干就无法赢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好感。
多少年后，一回忆起1969年冬在菜园与4班打井的情景，心里仍会浮起一丝暖意。北疆那千千万万片雪花里，掺杂着多少缕我们知青少女身上的温馨。一缕缕，一缕缕……
为什么锡林郭勒草原不再像往日那么寒冷？ 是成千上万各地来的青春肉体用身上的体温温暖了它啊！
这时，收到了一封小胖姐姐的信，告我家里的情况很糟。父亲已被正式隔离审查，有人揭发他是叛徒；母亲也被机关当成重点，大会小会批判，说她是政治骗子，假党员。
这个消息，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谁知几天后，雷厦也悄悄告诉我：我父亲是叛徒，消息绝对可靠；母亲是假党员也百分之百确实，北京的大街上还有打倒她的大标语——这些都是一北京同学写信告诉他的。
雷厦对我说时，义正辞严，言之确确。他可能很解恨，因为我曾以出身好的自居，反对他帮助傅勇生来内蒙古。
我简直傻了眼。实在不敢相信，又不敢不相信，情绪很坏。进入社会后，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人们对我的态度和父母密切相联。父亲是普通人，对我是一个态度；父亲是局长又一个态度。这地方小，没有什么大官儿孩子，我就成了最大的。当地人一传十，十传百，把我家里说成是中央一级的大干部。去场部办事时，顺顺当当，从没碰过钉子。现在父母一倒，靠山没了，传出去，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被人重视，被人尿球。
以前，我从没把指导员放在眼里，父亲的级别和兵团司令差不多，这小指导员算老几？ 现在老爹成了叛徒，指导员整我，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忧心忡忡，愁闷极了。父亲是1930年的党员，母亲1936年入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倒成了叛徒、假党员。唉！
最后，1969年总评结果宣布，不要说五好战士，连表扬也没我——全连没表扬的仅仅两人。
我真傻，满以为自己好好干活，就能让指导员原谅了我。
在马车班苦干了半天，却连个年终表扬也捞不上，怎么向母亲交待呢？
按既定政策，更加注意多与刘英红接近，她是团领导信任的红人，跟她关系搞好，当官儿的说不定会碍着她的面子而对我手下留情。每次去她的屋，她待我都很热情，不在乎我是打过架，等待处理的人。她还帮我拆洗了臭烘烘，黑污污的被子。
刘英红是一个典型的损己利人的女同志。她住哪屋，就把哪屋的炉子生得旺旺的，打水、扫地、撮炉灰、铲煤……抢着干。为了补别人的衣服，她可以把自己还挺新的衣服撕了当补丁。
刚到草原时，看见达姑拉老额吉孤独一人生活，又有胃病，穿得破破烂烂。她马上给家里写信，让从北京捎来好大米，给额吉熬粥，还把自己准备做棉衣的布和棉花白送给她。老妇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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