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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行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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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骑自行车寻访西南各民族民间艺术时，我在云南逗留的时间最长。那里有二十六个独有原住民族，其中访问不同彝族支系也最多，诸如黑彝“诺苏泼”（彝语译音）、红彝“阿罗”、白彝“白椤椤”、甘彝“葛泼”、水田彝“腊鲁”、撒尼“撒尼泼”等等。　　　　
　　　　　　彝族共有三十多个支系，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二百多个县、乡，总人口近五百万人，说彝语，但有六大方言区，彼此间通话比较困难，有的根本不能交流。但在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融的环境中，彝族却能使用相邻的两种以上的民族语言。这也许与历史上发生的战争、移民、屯田、戍边有关，各分支间不断地迁徙、融合而形成此种状况。毕摩文是彝族主要通用的文字之一。“诺苏泼”意为“尚黑色的人”，也有彝族主体的意思。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我在云南设定的重点访问地区。按照计划，我首先选择了禄丰县最北部的一个偏远山乡——高峰区（1984年时，行政划分称“乡”为“区”）。那里主要聚居着甘彝和红彝两个支系。由于地处高寒山区（平均海拔2800米），往来交通不便，因此，这里民俗民风浓郁，还保留着口弦曲、月琴调、跳脚舞、笛子舞等传统乐舞和独特的服饰、民居，是非去不可的地方。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出门就爬坡”。这是当地老百姓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　　　　
　　　　　　1984年6月的一天清晨，我骑车离开了禄丰县城，在一条岔路口，我向一位卖瓜果的中年人打听道儿。　　　　
　　　　　　“要去高峰啊！从这条土路一直向北，全是爬山道哟！”　　　　
　　　　　　“有多远？”　　　　
　　　　　　“大概一百多里。”　　　　
　　　　　　“路好走吗？”我问道。　　　　
　　　　　　“山高路陡，中间没有人烟，原来只是马帮走的路，你推着车上去，骑得快也要天黑才能到。”　　　　
　　　　　　谢了卖瓜人，心里虽有些发怵，但还是硬着头皮上路了。　　　　
　　　　　　艳阳高照。爬上一个高坡，就能骑上车子趁着一段不长的下坡或缓坡，靠惯性冲上一阵，直到骑不动再下来推行。晌午过后，饿了，吃饼干，带的三大壶水已喝了一壶半。越是心急赶路，越是出岔子，自行车轮胎接连两次被带刺的树枝和尖石子扎破。补胎对我来说不是难事，随身带的工具和气筒样样齐备，但耽误了不少时间。群山连绵无尽头，尽管山川俊美，风光怡人，我却无心观景。一路荒凉得不见一个人影，使我心里越加发毛。偶尔一群小鸟儿从头顶飞过，无奈的我都要大喊一句：“喂！慢点儿飞，咱们做个伴吧！”小鸟儿们头也不回地远走高飞了。　　　　
　　　　　　山里的太阳落得早，这条弯曲的小路绵延地伸向看不到边的尽头。高峰区你在哪里？我心里不住地念叨着。眼见天色暗了下来，路已在眼前变得模糊不清。“不能盲走，会有很多危险。”想着，就寻视四周，想找个合适的位置住下。恰巧不远的山坡上有一个废弃的人字形茅草棚。我爬上那个山坡一看，是一个废弃很久的草棚，里面散发着沤草的湿霉味，顶棚的茅草已被风吹、雨淋和日晒侵蚀得千疮百孔。不知是哪位先人搭建的，是守林，还是放牧用？我已不再探究。能在这荒山野岭中，有这么个破草棚做伴，我心已足矣！　　　　
　　　　　　我将自行车当作门，拉开自制睡袋和衣躺下。为让自己悄悄地、安全地掩藏在这陌生的夜色中，而不招来不该来的东西，我既不敢用手电筒，也不敢生火做饭，心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度过这个孤独的夜晚。　　　　
　　　　　　那是一个使人畏惧的伸手不见五指的蛮荒之夜，乌云遮住了所有的星光，绵延起伏的山峦悄然无声地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中。耳边山风把松林刮得哨子般的声响紧一阵松一阵，被汗水湿透的衣衫紧贴着皮肤。一阵山风吹来，不觉打了一个寒战。肉体的孤独和灵魂的孤独一下子袭上心头。经验告诉我，这种孤独综合征若在特定时空同时出现，将对一个人产生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精神压迫，绝望的情绪会弥漫整个心灵。此时我正处在这样一种情绪状态中。我微闭双眼，尽力搜索着过去一切美好的事情：一大碗红烧肉；一段令人前仰后合的笑话；一位动人的姑娘风情的眸子……　　　　
　　　　　　孤独，有时会使人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它拥有孕育、唤醒和刺激自我原创力的无穷力量，成为心灵家园中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正如耳聋造成孤独的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像力；同样，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波伊提乌斯的《哲学好慰藉》等等，都因孤独带给他们超然的创造灵感，才有这不朽的作品留与后人。然而此时的我遭遇的是特殊环境下的综合孤独，它是和恐怖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我几乎受不了这种孤独的巨大压迫，我想爆发，狂躁得像一头困兽。但还是强制自己，强制自己接受这荒僻中面对的一切现实。　　　　
　　　　　　不知何时，带着哨子的山风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犹如置身于巨大的空洞之中。起初，我还本能地憋着粗气，支着两只耳朵全神贯注地倾听周围可能发出的一切声响，稍有动静，就会引起我极度的紧张。但时间久了，神经便开始麻痹，加之一整天的奔波劳累，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午夜时分，我被一阵紧似一阵的“呼哧”“呼哧”声惊醒，四下一看，有绿色的寒光在草棚周围游动。“妈呀！”我本能地感到遭遇了狼群。来者不善，有的已经用爪子在扒草棚。如此近距离的与野兽在荒野里相遇，意味着什么？我不敢想下去。但不能坐着等死啊！我顺手抄起身边的一根木棒，冲出了草棚。黑夜中，我被眼睛发着寒光的狼团团围住，耳边是它们发出的恐怖的嚎叫。求生的欲望使我力大无比，我挥起木棒奋力旋转着身体，抵挡着它们的左突右扑、前后夹击。突然，“叭”的一声，我打中一只狼的头部，随着连声的“嗷”“嗷”叫声，我手中的木棒也断成了两节。这下激起了它们更大的反扑。几只狼更加凶猛地轮番攻击我，狼嘴几次就要咬到我的脖子了，我的手臂和后背都已受伤。生死关头，情急之中，我左手碰到了腰间的闪光灯。这一下子提示了我。我迅速打开闪光灯开关，几秒钟之后按动按钮，“刷！”一束强烈的白色闪光，撕破漆黑夜空直刺狼群的眼睛。奇迹出现了，狼群齐刷刷地溃散下去，野生狼哪里见过这种“武器”，我不停地按着闪光灯按钮，口中狂喊着、尖叫着：“来吧！狗日的！有种就来啊！”体内的那种“胜利者”的情绪在迅速膨胀着。可是，狼群却停在了四五十米处不跑了，显然它们是在相持，在抗衡，它们不停地嚎叫，似乎并不想就此罢休。眼看着绿色的寒光又在慢慢靠近，恐惧再次袭上心头，那种“胜利者”的膨胀感立刻跌落谷底。　　　　
　　　　　　“火！”狼怕火。猛然间，我扯倒草棚，用打火机点燃。火熊熊地燃烧着，我一边密切注视狼群动向，一边找来更多棍棒以备搏斗，准备要打一场人狼大战。狼群在不远处徘徊着，焦躁不安，绿色的眼睛像幽灵一样不停地游动。在深夜，没有哪一种声音比狼群的嚎叫更凄厉、更阴森、更可怕。　　　　
　　　　　　之后它们再没有对我发动攻击。火，真的起了作用。双方在高度警惕的对峙中，持续了一夜，直至黎明到来时它们才消失在山林里。这一夜，是我有生以来最惊惧、最难熬的漫长之夜。　　　　
　　　　

第一部分云贵高原被劫记

　　　　　　对于生长在平原上的我来说，一攀上云贵高原，就感到天上的云朵伸手可及。曾经只能在地图上看到的地貌特征，如今已在自己的脚下，心里常常生出一种天人合一，梦里雾中的感觉。　　　　
　　　　　　1984年盛夏，我在贵州省兴义县兴义乡参加了一个布依族的婚礼。次日天亮启程，要骑自行车翻越一条单程三十多公里的山岭。晌午，头顶的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球，烤得我浑身焦热难当，我忍着饥渴在蜿蜒的盘山道上一弯又一弯地向上攀登，从早上到现在已足足走了近七个小时，还没有见到山丫口的影子。每当看到一个山头，就兴奋得以为到了山顶，可转过这个山弯之后，道路又延伸到更高的山峰，正应了那句话：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随着盘旋而上的山路，砂石路两侧的森林也随着海拔的不断上升而变得茂密起来。豆大的汗珠顺着下额流淌着，短裤背心在高温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为了上坡路更轻松些，我左手握住车把，身体呈四十五度角，整个上身几乎趴在自行车后部的行李上（这样可以和自行车保持一个整体），一步一步向上推，心里不停地念叨：山再高总有顶，水再长总有源……　　　　
　　　　　　越往上走越僻静，既见不到山民，也看不到村舍。山风吹得大片山林左右摇晃着。昨天还听说这里的野兽时常出来伤人。心里正在警觉着犯嘀咕时，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大喝：“站住，不要动！”腰间立刻被两把锋利的尖刀顶住了，我本能地用左手握住车闸，停在坡道上不敢动。　　　　
　　　　　　“要死还是要活？”对方叫着。　　　　
　　　　　　我强压着惊恐，带着有些发抖的声音回答：“要活！”　　　　
　　　　　　“那快把车架好转过来。”转过身我才看清面前站着的两个打劫人。这是两个赤裸着上身、个头并不很高的年轻人，黝黑的皮肤，一看便知是当地人。他们各自手握一把土造的锋利钢刀，透过一层衣服，刀尖已抵住我的腹部，略有痛感。我立刻举起双手，努力用一种平缓的口气说：“你们需要什么就自己拿吧。”在我走上这条路之前，就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作为原则之一来遵守：遇到拦路打劫者，除了性命之外，要啥给啥。因此，我的神情较为镇定，绝没有丝毫抗拒的信息传递给对方。看到我的态度，两个年轻人放松地把钢刀插进了裤腰带里，腾出手来翻找我行李中他们感兴趣的“战利品”，同时索要我身上的照相机、录音机、中山牌手表、全国通用粮票和几十元现金。我十分配合，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正当其中的一位在把玩相机时，我忽然想起，相机内有我拍摄的布依族婚礼组照。　　　　
　　　　　　“我想把胶卷拿下来，相机送给你们。”　　　　
　　　　　　“不要动！”他们同时拔出尖刀对着我吼。“快把胶卷扯出来！”另一个抢过相机，真的被他打开了后盖。那可是我的心血啊！我体内的血一下冲上脑门，心想：拼了！但嘴里却违心地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重新把钢刀插回了腰间，继而摆弄起了录音机……时机到了！我冷不防抓起放在车把上的环形锁，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向离我最近的一个砸去，只听“哇”的一声，被击中头部的家伙滚向路基的斜坡。说时迟，那时快，另一个摔下录音机抽出尖刀向我胸窝刺来，我本能地一闪，刀尖划破我的左手背没有刺中，惯性使他绊到我的左腿跌倒在路坡上，他手上的刀也摔飞了。我顺势一个跨步骑在他身上，挥起拳头左右开弓，拼命地猛捶对方的两腮部位。他赤裸的上身像泥鳅一样的湿滑，我们在斜坡上翻来滚去地厮打着。最后，我终于再次翻上来抓住他的头发，向下面的石块磕去，一下、两下、三下……他终于喘着粗气不动了。另一个滚落在十几米处斜坡下的还在昏迷着。我跑回自行车那儿拿来绳子，以最快的速度将两人手脚捆死，扎牢。此时，我像泥巴一样瘫倒在地上，虚脱了。紧张、恐惧、搏斗、获胜，短短的几分钟，我经历了不是生就是死的一个个瞬间。假如没有打中第一个，假如那一刀刺进我的左胸膛，假如……我越想越后怕，浑身竟抖了起来。看着受伤的手在流血，寻思怎么一点儿也不痛呢？　　　　
　　　　　　过了一会儿，我慢慢恢复了体力，发现两人的头上、脸上仍在流血，赶紧拿出云南白药替他们止血包扎。此时他们的神志也开始清醒，慌忙跪在地上连喊饶命（大凡拦路抢劫的人，除贪婪物欲之外，没有不怕死的）。我问其抢劫原因，其中一个说道：“我们在山下就开始跟着你，看你孤单一人，身上又背有很多好东西，我们想抢来换钱玩耍，没想到……”　　　　
　　　　　　在这荒山野岭，如何处置他们呢？想了一下，最后决定将二人的双手固定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让他们推着我的自行车至山顶丫口（人自卫意识的天然反应）。　　　　
　　　　　　此时已近黄昏，我将他们两人背靠背绑在一棵树上，以便让他们能自行解开绳索逃生。之后，我骑上车趁着陡坡，靠着自行车的惯性飞快下山，至于他们是否会追上来报复，那只有听天由命了。不过，在心理上我已胜过他们一筹。　　　　
　　　　　　经历这次肉搏教训之后，这两个年轻人要么变得更坏，要么从此改邪归正，但我真心希望他们作为人的天性从此被唤醒。　　　　　
　　　　

第一部分彝人救命获重生

　　　　　　在一个彝族寨子寻访时，我左手的无名指被意外挤伤了。一点儿小伤本无大碍，好心的老乡看着鲜血直流的伤口，从家里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白色药粉，全部倒在伤口上，短短的几秒钟，我就失去了知觉……　　　　
　　　　　　1984年国庆节，我骑车来到云南省永胜县的太平村，这里居住着彝族支系——水田人。由于事先与当地政府取得了联系，所以仁和区区公所已接到通知，刚一到达，我就受到村民们的热情接待。村支书李发明高兴地说：“今天我们村双喜临门，一是庆祝祖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二是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管同志！”村民们热情地聚在村公所杀鸡、宰羊、煮大锅饭，一派乡村节日气氛，我也被这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和热闹的场面所感染。　　　　
　　　　　　很多孩子围着我看新鲜，照相机、录音机都是他们感兴趣的新鲜玩意儿。我站在房门边，左手无意地搭在门框上看着男人们剥羊皮，突然，一个孩子从背后推门，厚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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