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与工作(节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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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都不一样，它说的那么详尽和具体，从中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克服了对借贷的偏见，天天都在华尔街上走来走去，拿着帽子向人要钱。谣传还进一步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我很快就要破产了，从此灰溜溜地退出汽车业。　　　　
　　　　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这是真的。1919年，我们为了把福特汽车公司的所有股份买下来而借了7　000万美元，此外，我们还有3　300万美元的所得税，同时我们还想给工人发放每年的奖金，这笔钱是700万美元。在1921年1月1日到4月18日之间，我们总计要支付5　800万美元，而我们在银行里只有2　000万美元——我们的收支状况或多或少是人所共知的。人们普遍认为不通过贷款，我们是不可能弄到所需要的3　800万美元的，因为那是数额巨大的一笔钱，没有华尔街的帮助，这样一大笔钱是无法很快轻易地弄到手的。而且我们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两年前我们借过7　000万美元，由于我们的整个财产没有抵押负担，我们也没有商业债务，一般来说银行借一大笔钱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笔很好的银行业务。　　　　
　　　　但是，人们却误以为我们借钱是公司即将破产的先兆。虽然谣言从全国各地报纸的新闻栏目中传来，但我开始怀疑但它们可能都是从一个源头而来的。当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肥胖的《克里克战斗报》（Battle　Creek）的金融编辑散发了有关我们金融状况严重的公告后，这种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因此，我并不想去否定这些谣传。而在我们制定了的财务计划中，并没有包括贷款这一项。　　　　
　　　　我不能过于强调说你借钱的最糟糕的时机，是好些银行的人们认为你需要钱的时候。在上一章中我讲述过我们的金融原则，我们只是应用这些原则。我们打算进行彻底的家产清理。　　　　
　　　　让我们稍作回顾，看看当时情况具体怎样。在1920年的初期，便有迹象表明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投机企业将难以维持下去了。一些从战争中诞生而并没有真正存在基础的企业都失败了。人们放慢了购买的速度。虽然我们自己的销售量仍然正常，但我们知道或迟或早它都会受到影响。我认真地考虑着降低价格的事，但各处的生产成本都已经无法控制了。工人们为他们的高工资而做的工作回报越来越少，原材料的供应者根本就拒绝进行脚踏实地的考虑。总之，暴风雨将要来临的警告根本就没人理会。　　　　
　　　　六月份，我们自己的销售量开始受到影响。从六月到九月销售量的增长越来越小，我们得做一些事情以使我们的产品处于公众的购买力范围之内，我们得做出大的动作以向公众证明我们确实是在动真格的，而不是玩虚的。因此，在九月份我们把旅行车的车价从575美元降到440美元，价钱降到了生产成本以下，因为我们仍在用高价时期买的材料进行生产。这次削价产生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我们受到了一大堆的批评，他们说我们是在以低价扰乱市场。这确实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想尽我们的一份力把价钱从人为的高价降到自然的价格。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即如果这时候或更早一点的时候，所有的生产厂家和批发商都进行大幅度的降价，并进行彻底的家底清理的话，我们便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了。吊死在获得更高价钱的希望上只能是延误调整的时机。没有人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高价。只要舍得这一点点的损失，不仅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和购买力可以变得和谐起来，我们也将省去这漫长的一段普遍懒散的时期。总是抱住获得更高的价格不放，只能使损失变得更大。因为那些等待的人得为他们的高价存货付利息，同时也失去了在合理的基础上经营可能获得的利润。失业减少了工资分配，因此买者和卖者变得越来越对立。　　　　
　　　　有很多人谈论把巨额信贷转向欧洲，这样高价存货就可能销售出去。当然，那些提议并不是如此随便地提出的，我相信相当一部分人们真诚地相信如果大量的资金流向外国的话，即使没有希望收回本金或利息，美国的企业也会因此在某种方式上受益。这倒是真的，如果这些信贷是由美国银行接受的话，那些有着高价存货的人很可能出售存货获得利润。但银行宁愿保有那么多冻结资金，以致它们更像是冰窖而不是银行。我想，抱着谋取利润的想法一直坚持到最后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是好的经营方式。我们自己的销售量在降价之后增加了，但不久又开始下跌。我们并没有充分地进入全国的购买力范围之内而使销售容易，零售价一般来说都没有降到最低价，而且公众对任何价格都不信任。我们又实施了再一次削价的计划，并把我们的产量保持在一个月10万辆左右。这种产量与我们的销售量并不相称，但我们想在停工之前尽量把我们的原材料转化成汽车。我们已经知道为了处理库存我们将要停工，当我们想要开工时又有一次大的降价，并且手中要有车以供需要。然后，新车将用低价购进的材料制造。我们下定决心要把价格降得更低。　　　　
　　　　果然，我们在十二月停工了，希望两个星期后能重新开工。我们发现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所以实际上我们近6个星期没有开工。在我们停工的那一刻起，关于我们的经济状况的谣传就更如火如荼了。我知道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希望我们到外面去找钱，因为如果我们去找钱的话，我们就得接受条件。我们并没有去找钱，因为我们并不需要钱，而我们也有愿意提供钱的人。纽约银行的一位官员拜访了我，并带来了一个金融计划，其中包括一大笔贷款和一个协议，协议规定银行家的一位代表将作为财务主管负责公司的资金。我可以肯定这些人的用心是良好的，但我们并不需要借钱，虽然这事儿发生时我们正好没有财务主管。就这点来说那位银行家针对我们情况所做的计划是不错的。于是我请我的儿子埃德赛尔做财务主管，同时兼公司的董事长。这样我们补上了一位财务主管，所以那位银行家就真的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了。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清理。战争期间，我们得生产很多种战备物资，因此我们被迫偏离了我们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原则，这使得我们增加了很多新的部门。行政人员也增多了，很多分散生产的浪费也产生了。战备物质是匆忙生产的，因此也是浪费性的生产。我们开始把一切不能用于汽车生产的东西都统统扔掉。　　　　
　　　　惟一需要立即支付的是纯属自愿支付给我们的工人的700万美元的奖金。并没有规定非得支付不可，但我们想在1月1日发放。我们用手中的现金发放了这笔钱。


第二部分第6章　金钱——主人还是奴仆？（2）

　　　　我们在全国有35个分厂，这些全都是组装工厂，但它们中的22个厂也同时生产零件。当时这些企业停止生产零件了，但继续在组装汽车。停工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底特律已经没有汽车了，我们把所有的零件都运走了。一月份，底特律的销售商要到远在芝加哥和哥伦比亚的工厂取车以满足本地的需求。各分厂根据每个销售商一年的定额，给他运去足够一个月销售量的汽车。销售商们为销售而努力地工作。一月下旬，我们召来了大约一万人的骨干，大多数是工头、初级工头和助理工头，我们开始在高地公园的工厂生产。我们收回我们在外国的钱并卖掉我们的副产品。　　　　
　　　　然后我们准备全线开工了。我们是在能获取利润的基础上稳步前行的。清理消除了那些造成价格高、吸取利润的浪费。我们卖掉了所有无用的东西。此前每辆车每天我们雇佣15个工人，后来每辆车每天我们雇佣9个人，这并不是意味着15个人中有6个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只不过是不再成为非生产性因素。我们能这样减少人数是由于贯彻了一条规定：任何东西任何人必须有助生产，否则就坚决清除。　　　　
　　　　我们大量削减办公室人员，给他们在车间提供了较好的工作，他们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工作。我们废除了所有不能直接有助于汽车生产的规定和统计形式。我们收集过成吨的统计数字，因为它们很有意思，但统计学家并不能制造汽车——所以他们走了。　　　　
　　　　我们去掉了60％的电话分机。任何组织中只有相对来说很少的几个人才需要电话。以前我们每5个人便有1个工头，现在我们每12个人安排1个工头，其他的工头则调到机器那边工作。　　　　
　　　　我们把每辆车的间接费用从146美元削减到93美元。当你意识到这对于一天产量超过4　000辆车的工厂意味着什么时，你便会知道，不依靠资金、不靠降低工资，只是靠消除浪费，就可能达到一个“不可能”的价格。　　　　
　　　　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怎样通过加速资金周转而使我们的使用资金减少。在增加资金周转率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底特律、托里多和埃伦顿的铁路——我们把它买下了。铁路在经济计划中占着重要地位。对于道路本身我在后边专门用一章来讲述。　　　　
　　　　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我们发现货运服务如果被充分改进的话，可以把生产周期从20天缩短为14天。也就是说，从原材料的购买、生产到成品交到批发商的手里，这段时间可以比原先缩短33％。而大约6　000万美元的材料存货，可以保证生产不中断，把时间减少1/3之后便可盘活2　000万美元，或者说得到一年1　200万美元的利息。加上成品的库存，我们节约了约800万美元——这样，我们可以省出2　800万美元的资本，节约了这一大笔钱的利息。　　　　
　　　　　1920年1月1日，我们只有2　000万美元。而到了4月1日，我们已经拥有了8　730万美元，或者说比我们偿还完所有债务后，还净赚2　730万美元。天哪，这就是我们从企业自身挖掘出来的东西！这笔钱是从这些方面来的：　　　　
　　　　手头的现金（1月）……………………………………20　000　000（美元）　　　　
　　　　存货的销售额（1月1日至4月1日）…………………24　700　000（美元）　　　　
　　　　国外的货款……………………………………………　3　000　000（美元）　　　　
　　　　加速流通而盘活的资金………………………………28　000　000（美元）　　　　
　　　　副产品的销售额………………………………………　3　700　000（美元）　　　　
　　　　出售自由公债所得……………………………………　7　900　000（美元）　　　　
　　　　总计……………………………………………………87　300　000（美元）　　　　
　　　　现在我把这些全部说出来并不是在讲述一项业绩，而是要指出一个企业怎样能从自己内部发现财源而不用去借，并且也想引发一些小小的思考，我们的钱用不着使用贴息借贷的方式，这让银行家们过得太舒服了。　　　　
　　　　我们本来可以借4　000万美元——如果我们想借的话还可借更多。但假设我们借了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难道我们会更好地开展我们的经营？还是更糟糕？如果我们借了钱的话，我们将不再承受必须找出降低生产成本的办法的压力了。如果我们能以6％的利息借这笔钱的话——我们将受到义务制约并且还不止于此——光利息一项对每年50万辆车的产量来说每辆车就要加4美元。那样，我们现在就享受不到更好的生产方法的好处，并且还背上一笔重债，也许我们的汽车每辆的成本要比现在多100美元。这样我们的产量就要减少，因为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购买者；我们将雇佣更少的工人，总而言之，我们将不能提供最佳的服务。你会注意到金融家提出的救治方案是借钱而不是更好的方法。他们没有提议增加一个工程师，而是想要安排一位财务主管。　　　　
　　　　这就是让银行家介入企业的危险。他们只是用钱来思考事情，认为工厂只是生产钱，而不是生产商品。他们需要看着钱，而不是看着生产效率。他们不能理解一个企业是从来不会静止不动的，它必须前进，否则便会倒退。他们把降低价格当作是舍弃利润而不是建设企业。　　　　
　　　　银行家在工业事务中的影响太大了，大多数实业家私下里都承认这点。但他们很少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银行家。与钱打交道以谋取金钱比与生产打交道谋取利润所需要的技能要少得多，一般成功的银行家并不如一般成功的企业家那么聪明、有办法。但银行家实际上通过控制他的信贷而控制着一般的企业家。　　　　
　　　　在最近十五年或二十年里，银行家的手已伸得太长了——特别是自从战争爆发后，联邦储备系统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无限度的进行信贷供应。正如我前面已提到过的，银行家由于所受的训练和他的位置，完全不适合干涉工业事务。因此，如果信贷的掌握者最近取得了这一巨大的权力，难道这不是金融体制出了什么问题吗？——它不去贷款而是去控制工业中的主要权力。并不是银行家的工业敏感使得他们进入工业管理，每个人都会承认这点，他们是被推到那里的，不管是否愿意，被体制本身推到了那里。因此，我个人很怀疑我们是不是在最好的金融体制下工作。　　　　
　　　　现在，让我声明一下，我对银行家的反对完全与个人情感无关。我并没有全盘反对银行家。我们非常需要有头脑有才能的金融方面的人才。如果没有银行系统的话，这世界就没法运行。我们都需要钱，我们需要贷款，否则的话，生产的成果将不能进行交换。我们需要资本，没有资本的话将无法进行生产。但我们是否把银行业和我们的信贷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则是另一码事了。　　　　
　　　　攻击我们的金融体制并不是我所想做的。我并不是被这一体制打击过并想要报复的人。对我个人来说，银行家们干什么都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们能管好自己的事务，不需要外面的金融帮助。我的追问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我只是想要知道最大的利益是不是被分配给最大多数人。　　　　
　　　　没有一种好的金融体制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