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堂花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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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募化些米面”，此翻译即其一，并引他致友人信中自述：“拟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　　　　
　　　　不随北大南迁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周氏最终背叛了民族也背叛了自己；而这第一次的译稿之所以丢失，则是因其售稿对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南迁香港所致；编委会主持人胡适，在周氏“出山”、“下水”前专门寄来一白话诗，殷殷劝阻，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其诗情深意重，却终为周氏不取，上引“出门托钵……”即周氏回复胡适诗中的一句，到头来竟真成了一语双关。然则，这译稿的周折正从侧面记录着周氏人生的转折了。　　　　
　　　　但就书而论，这翻译虽是为稻粱谋，却是经过多年考虑、慎重择定，出发点也是严肃的，要以古希腊神话这西方文明源头来改造吾邦国民性（止庵的后记所指出的这些，是符合周氏心意的）。　　　　
　　　　接下来要专门谈一下注释。　　　　
　　　　超文已引用了周氏将本书翻译注释工作视为“胜业”，其他的都可不珍惜、不值得做的话。把译注提到如此石破天惊的高度，似乎只有周作人了，而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爱说夸张文艺腔的人，则可见他对译注是如何的重视。　　　　
　　　　文洁若、罗念生回忆与周氏就翻译打交道时，都提到周氏如何为译稿加上详细的注释，在这问题上如何固执，乃至出版社把它们压缩，他会“十分惆怅”，竟觉得连译作本身都“没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晚年的周作人》、《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这是解放后的事，而周氏这种态度是多年一以贯之的，止庵在后记中引了《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的一个事例，另据《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补充如下：他的第一部古希腊主题的译著《红星佚史》出版时，他与鲁迅做的注释被删掉了，遂发誓下次不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虽有此教训，到本书却还是忍不住要做（所谓做，不全是自己写，包括从原注译来）。此外，除上引的“胜业”之论，周氏还表达过视此译注为深切的责任、不完成即感内疚惶悚的意思——如果我们同意超文的说法，1944年那次发表并非第二次翻译，那么专门为做完译注动一次手，也确是念兹在兹的责任心所致了。还有一个可资旁证的资料是：1934年，他在日本文泉子《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中说：“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译《如梦记》）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完……”按这里“希腊神话”未加书名号，《如梦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6月一版的陈子善《编后琐记》，引用此语也没有为之加上，但从上下文时间推断，这里专指的就是这本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陈子善未曾给予说明或补正，不过，他做了一件大有意义的事，就是将《如梦记》连载发表时被删去的“译者附记”（亦即译注）特意找出，予以恢复，这种体贴的做法，当可告慰于泉下的周氏。同样体现出苦心与功德（对译者、对读者而言皆是）的，还有止庵，他充分认识到周氏译注能反映其对原著的研究这一学术价值，主持的这“苦雨斋译丛”三本，都保留了原有的译注。　　　　
　　　　周氏对本书一往情深，十分看重，是他慎重择定的、愉快而有意义的“主要工作”（《希腊神话二》、《知堂回想录•；拾遗（癸）》）；客观上，如前所述，这书还反映了他的人生转折。然而它却成为止庵后记说的、周氏所有译著中“命运最为坎坷”者，（周氏1958年又写过《引言》，并对1951年译本略加整理过，似乎当时可能有机会出版，但最终还是没了下文。）以致如超文所引，后来周氏写好遗嘱后又专门补上一笔，为此书未能出版叹息不已。另一方面，《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谈此书译注事末云：“幸而本书还没有出世，还不知道情形如何”（注释会否被删）。止庵的后记则说，“幸而”本书现在才得以出版，使人们得到一个比其别的许多译著要忠实可靠得多的本子。也许，这是这样一本书延至今日才面世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了。


周作人等第10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3）

　　　　关于《财神•；希腊拟曲》　　　　
　　　　《财神》，阿里斯托芬著。据《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及后附《解放后译著书目》，解放后他译过一批欧里庇德斯悲剧，喜剧只译过这一个，收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中。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介绍稍详：1954年，为纪念阿里斯托芬2400周年诞辰，罗接到出版阿氏喜剧集的任务，由他约人翻译，是他建议找周译《财神》，并由他作了些文字校订。止庵在丛书总序中把出版年份说成1957年，恐怕是“悲”“喜”不分了：《欧里庇德斯悲剧集》才是1957年出版的。　　　　
　　　　《希腊拟曲》，海罗达思、谛阿克列多思著，共12篇，包括现存所有的10篇古希腊拟曲，和相近可供参考的2篇。止庵只在丛书总序中交代了一句说原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印行，其实这书也有些特别意义是值得一说的。　　　　
　　　　首先，按倪墨炎的说法（《想起了周作人的遗嘱》，《文汇读书周报》，1988年5月21日），周作人最早译出的古希腊作品就是这拟曲中的两篇。　　　　
　　　　查《周作人集外文》，有写于1916年的《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这“二首”应就是这本《希腊拟曲》中的《媒婆》和《塾师》，也即倪氏说的那两篇吧。（另外在写于1930年的《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里说，海罗达思有两篇据英译本重译过，当时收入《陀螺》里，不知是否指这两篇？）比这更早的，1912年，周氏还译过法国人须华百的拟曲仿作，爱屋及乌，其情可见——拟曲是古希腊祭典上的歌唱演作，后演变成民间杂剧，周氏对其的欣赏，一是《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说的，“多写日常琐事，妙能穿人情之微”；二是本书序和《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透露的、亦即前引止庵指出的一层意思：爱古希腊，用意还在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　　　　
　　　　但若以整书而论，《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里说的：“我弄古希腊的东西，最早是那一册《希腊拟曲》”，则不够严谨，因为之前还有《红星佚史》（虽是后人编写的），以及《冥土旅行》（中收有古希腊人作品），应该这样说：《希腊拟曲》是周氏从希腊原文译过来的、古希腊作品专著集中之最早者。　　　　
　　　　其次，本书是周氏重拾古希腊的缘分之始。本书序中说，他1908年学希腊语，曾一心想译《圣经》，后以其已有通行译本等原因而取消，但时感惆怅，觉得应译点什么以免使那几年功课白费，最终译出此书。虽然，“起因于庄重的《福音书》，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光阴，末了出来的乃是一卷很不庄重的异教的杂剧（按：还要是希腊颓废期的作品），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因缘了”。周氏没有明说的是：这可说是人生的讽刺的一个小例子。但到底，有了这个译本，使得喜欢古希腊的“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用作者之一谛阿克列多思的话说是“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也即中谚所谓“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云云。　　　　
　　　　具体过程是：据《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他在1930年暑假开始译了几篇（包括上述的重译）；《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则详记：1931年，他想译点古希腊东西作少年时学习希腊文的纪念，选了这题目，到1932年译成，也是售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内里有些秽亵文字，他去向胡适说明，取得了谅解，“他笑着答应了”。本书序中还两次提到因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鼓励，此书才能译完。）由此而下，古希腊的作品专著便一本一本地译出了。　　　　
　　　　第三——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此译著的稿费的用途更别有纪念意义。全书四万字，以千字十元的高价得了四百元。（这是沾了梁实秋的便宜，当时梁译莎士比亚，编委会也是按此他们定的最高稿酬给的。）周氏用其中的360元买了一块两亩地大、带三间房屋、有成片柏树的坟地，先后用来葬了幼女、侄儿、母亲和妻子——这“是很可纪念的事”，“是我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所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看来还可再用上一次，这笔稿费也是这样一份礼物了。　　　　
　　　　关于本书的出版，止庵那句交代是通行的说法，手头多种资料均记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初版。但当事人的记忆却与之有出入：《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称，此书1932年译成，“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开头就说：“1933年，我从雅典回国，见到周启明译的《希腊拟曲》（商务版）……”上节提到我给谷林先生的信，当时也一并说到这个问题，看来似乎也只能用谷林先生那句话来解释了：“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虽则作出同一回忆的有两个文学家。　　　　
　　　　顺便插一句，钟叔河编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海南1997年7月初版）在收入本书《例言》时注释说是刊于1935年版，实际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载，1934年的初版是已有此《例言》的。　　　　
　　　　周作人对初版的版式（25开）不满意，说因内容不多，“印本又是小字大本，所以更显得戋戋小册了”，“版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知堂回想录》之《北大的南迁》、《拾遗（巳）》）。但现在我们看到今版32开本，到底是太一般化的统一面目，反而有点怀念周作人那时的多样化，包括他不喜欢的长行大页的25开本。


周作人等第11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4）

　　　　关于《全译伊索寓言集》　　　　
　　　　周氏出狱回到北京后，1950年1月，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过访，约他译希腊作品，过了几天，郑振铎替他借来（上节提到的倪墨炎一文则说是郑为他“亲自选定”）法国人EMILE　　CHAMBRY编校的《伊索寓言》，周氏于当年3至5月译毕，是他“给公家译书的开始”。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伊索寓言》——《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及后附的《解放后译著书目》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止庵在丛书总序中称周译原题为《全译伊索寓言集》，《伊索寓言》这一书名则是当年出版社改的。或者他的资料来源是周译手稿吧，因为他接着又介绍：译稿内容当时曾被编辑改动，今依手稿改回。　　　　
　　　　所谓“全译”，是把后人混入的，以及一般译本以“低级趣味”、“无意义”为由排除掉的都译出来，总计358篇（可供比较的是，同是人文社，1981年初版的、罗念生等人译的《伊索寓言》，收了330篇，似略可见学术胸怀之别），附注释66条——《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此书“译得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64条，可以说还可满意的”。这是周氏一贯重视、自得于译注的又一反映，但注释数目是记错了。　　　　
　　　　此版后附周氏《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是为1955年人文版写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收入此文时，题注与末注有出入，题注称“《伊索寓言》，人文社1963年初版”，误，1963年那次是二版。　　　　
　　　　在本书的翻译故事中，出现了谈周译古希腊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郑振铎。　　　　
　　　　前述周氏写《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介绍《希腊的神与英雄》一书，但开头结尾谈的却是郑振铎。文章劈头就从与郑氏的相识谈起，回忆昔年同声气共创事之盛，此后如何各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彼此仍“有一种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对希腊神话的兴趣。（按周作人第一部以古希腊为主题的译著，是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的《红星佚史》，而郑振铎也译过《伊利亚特》和《奥特赛》。）——这一共通点，后来最大的印证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介绍萨波到中国来，是周氏怀了三十年的心愿，到1949年终于编译出《希腊女诗人萨波》，可算是刚出狱的愉快事（见该书《序言》）。而让他更为动情的是，在当时情势下此书能出版有赖郑氏的主动支持：郑氏在知道他把译稿交出版社后，即竭力怂恿老板付印，并收入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这件事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周氏被捕后，郑振铎写了一篇客观公正的、既义正辞严又有厚爱善意的名文《惜周作人》，当中提到周氏“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提出了一个“保全他”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到解放后，政府安排给周氏的工作就是以希腊和日本文学为主的翻译（对此周氏也心存感激），应当有郑氏的主张在起作用，译《伊索寓言》则是具体帮助的一个例子。　　　　
　　　　道不同矣，解放后更是地位悬殊，但至少在古希腊这一共通点上，二人还是知心的，不负当年之交。郑振铎去世后，周氏在《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记下《希腊女诗人萨波》出版事宜，最后说：“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末一句尤其平实得朴讷，然而有无限的深情，也有言不能尽的寂寞。　　　　
　　　　周氏于古希腊也正“是一个解人”。“解人难得”，因此我们虽不齿于他的投敌，却也不应忘了感念他从那片初生天地、文明源头传递过来的养分。（哪怕喜欢古希腊并不怀有周氏那番良苦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