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天堂的歌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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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成了一片，很快，我就知道，谁是被男友抛弃的，谁曾经遭到丈夫的殴打，谁想逃离她的故土，谁的未来一片迷惘。　　而此时我的处境并不容乐观，我同样是一片迷惘，台湾政府这样对待他们的违背者：“邓丽君使用假护照是台湾的耻辱”，“有辱中华民国的形象”，“邓丽君的行为不但触犯了日本及其它国家的法律，同时也触犯了台湾法律，应处以一年以下徒刑并罚款300元台币。”宝丽多唱片和舟木柃先生，再次为我奔走，像当年说服我的父亲一样，说服日本当局，将我从轻发落。终于，我得到了较为有利的判决书：　　台湾女性邓丽君，26岁，演唱艺术家，于1979年2月14日执伪造印度尼西亚之护照，非法进入日本国境内，根据日本出入境管理法及难民法之规定，兹将邓丽君驱逐出境，并限制其在1979年2月24日之后的一年内，不得进入日本国境内。　　我没有被遣回原籍，我得到的惩罚只是离开日本。我避免了回到台湾之后必然会面临的悲惨境地。　　2月23日，在女子收容所里，我做了平生最难忘的一次演出，没有音响，没有伴奏。我向那些管理人员和女囚深深致谢，然后，我唱了《千言万语》。我流泪，那些听歌的人随我流泪。　　离开东京时，在成田机场，我写下了留言，给那些希望得到我的解释的人们，他们曾经不求回报地喜欢我的歌，这种喜欢是如此单纯，以至于我没有必要向别人做出解释，却一定要回答他们的疑问：　　各位朋友，我给大家惹来了很大的麻烦，让大家为我担惊、受累了。现在我要离开日本，去美国参加早已预定好的演唱音乐会。演唱会结束后，我将立即返回台湾。谢谢！　　在此后的任何地方，只要有人提起这件事，我总是将自己沉埋到一片道歉之中：“非常抱歉，的确是我做错了事，当时我还年轻，不懂事。现在和今后我要更加努力，更加好好地学习做人，请大家原谅我的过去，实在对不起了。”没有人会忍心对这样的我再提什么问题，是的，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就是这样，站在原地，痛苦涌上心头，毫无办法。


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第六章　爱若弦琴

　　　　　　初到洛杉矶，还不能完全适应那里的生活，不能完全消除身在异国的种种不便时，　我就已经开始欣赏这种生活的妙处。我开始欣赏黄昏时分洛杉矶的天空，它在巨大的沉默中变得越来越红，有丝丝缕缕的黑紫的云堆积在接近山峦的地方，这红色天空下的城市，怎么看都有一种苍茫的意味，我经常是在屋外看到天黑才回去。　　　　
　　　　　　在享受了足够的孤独之后，我开始着手为自己布置一个舒适的小环境，我买了一幢房子　　　　　　
　　　　，按照我的打算布置了一番，还买了一辆劳斯莱斯，一辆平治四五零，一辆日本车，我在这个地方开始我的生活和遗忘。一切准备好之后，我把母亲接到洛杉矶，随她而来的，还有弟弟长禧，我们一家聚在一起，不用担心我们在银行里没有足够的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我随后进入加里福尼亚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开始在那里旁听，选修生物学、数学和历史。有一天，我驾着劳斯莱斯去上学，引起人们的侧目，从此我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我已经向当年的贫穷生活报了仇，接下来轮到我的不曾受教育了，即使其中有虚荣心的成份，也没有人能否定我热情的纯度。　　　　
　　　　　　这种热情持续了多久？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洛杉矶的华侨组织来说服我为华侨演出为止。起初，演出只是不定期的、小规模的，但是，慢慢地，随着口口相传，当那些身在他乡的人们发现自己可以听到故乡的歌时，这种演出的听众在不断增多。到1980年初，我在得到回应的欣喜中开始了在美国各地的巡回演唱。而其中的一场更是经常被人提及，全因为那一场是在奥斯卡奖的颁奖会场，也就是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他们说，我是第一个登上这个舞台的中国歌手。　　　　
　　　　　　全美巡演很快结束，我的下一个演出地点是林肯音乐中心，在那里，我唱了《小城故事》，《高山青》，还有当时在美国流行的《闪电舞》，《火花》。　　　　
　　　　　　人和人的相遇是全无缘由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但有时它也会变得有迹可寻，有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指向一个不可知的事件，天气、心情、公共汽车的迟到、花店里一朵花的引人驻足，似乎都在为某一场相遇添砖加瓦，任何一个因素稍有错失，一切就不是原来的样子。　　　　
　　　　　　1979年秋天的那一天，事情就是这样：原定的录音计划推迟了，我没有去香港，于是我还在洛杉矶；我需要去买一样东西，所以我上了街；我在街上被一家唱片店里的口琴音乐所吸引，所以我驻足倾听，这一切的偶然让我得以在那个时间，刚好出现在街角。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人来到美国，要拍一部电影，他在洛杉矶喜欢上滑旱冰，并且在同一天有了时间，滑行着上了街，撞上了出现在街角的我，并且向我连连道歉，我只有摘下墨镜，接受他的道歉，于是，事情在那里发生了变化，他认出了我：“你是邓丽君！我是你的歌迷！”我认出了他：“成龙！我也是你的影迷啊！”他笑了：“不如我们来交换签名吧！”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另外的地方，例如，一个酒会上，结果也许大不一样，但那时街上有着轻快的口琴声，黄昏的落日映照在山坡的芒草上，于是，结果只能有一个。　　　　
　　　　　　他来到我的生活中。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一直在一起，他不断告诉我他的过去，他的来历，他所感受到的痛苦，他怎样在艰难中长大，怎样拥有今天的一切，怎样对这世界了解更多，怎样克服那些让他感到恐惧的事物，并且最终战胜恐惧。他像是要把与我相识前的一切铺垫、一切酝酿都要交代清楚，而我也告诉他，我怎样长大，怎样在和他相近的年龄就体会到同样的艰难，而我的母亲也和他的母亲一样，是我克服这些的动力，是我终于决定爱这世界的原因。我们不断地说话，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心清目明，而亲切感，对他的亲切感也油然而生，尽管母亲早在秦祥林和我相处的时候，就一再告诫我，不要爱上一个和我同在演艺圈子的人。我能够确定，他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他是纯朴的。　　　　
　　　　　　他告诉我，最初，他的名字叫陈港生，他在1954年出生，人们说，他在母亲的身体里等待了12个月才出生，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名字：阿炮。他不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孩子，一年级，他开始因为在课堂上犯错而挂着牌子在走廊罚站，牌子上经常写着：“这是一个吵闹没有规矩的学生”，“这个男孩把所有的书都丢了”，还有一次，牌子上写的是“没用”。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于占元的京剧班学习，艺名“元楼”。　　　　
　　　　　　那是一个规矩众多，等级森严的地方，但人们总会告诉你，这样做是为你好，总有一天你会对这一切心怀感激。练武，习艺，在某种程度的痛苦之中学习做他们所要求的人，他就这样长大。在演出了一部粗制滥造的电影《广东小老虎》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因为这部电影有所好转。然后，是在李小龙的电影中充当替身或者小角色，在那些电影里，他通常是被大英雄打得鼻青脸肿的那一个。这种局面持续到了李小龙去世之后，在《新精武门》里，“成龙”诞生了。　　　　
　　　　　　那些成龙电影一部部地被生产出来，《蛇形刁手》，《龙少爷》，在那里面，他总是面带微笑，左躲右闪的那一个小人物，等待某个事件激发自己的愤怒和潜能。然后，是1979年，他在美国导演罗伯特·克劳斯的电影《杀手壕》中，扮演一个保护祖父餐厅的青年，他因此来到美国。　　　　
　　　　　　这就是他走向我之前的一切。　　　　
　　　　　　很久之后我终于明白，我所爱的，是他身上那些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勇气，豪放，甚至，被克制的粗暴。这些，在最初，很容易被我所欣赏，但当一切落实到生活中的时候，却又变成不可原谅的缺点。　　　　
　　　　　　1980年初，我需要回香港进行录音，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说我想来找他，尽管他并不希望我出现，但还是答应了，他说：“你要来就来吧”。　　　　
　　　　　　当我在办公室外敲门，是半个小时以后，被他称作兄弟的那些人，那些替身演员，武师，统统在这里，而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很舒服地把脚放在桌面上。我走过去，把他的脚扫下桌子，我告诉他，我要回香港，希望和他一起吃饭。他说，他的兄弟也要和他在一起。我说，我不想和这些人在一起。他说，他不习惯我们吃饭的地方，他不懂得点菜，不喜欢那里的气氛，他会让我扫兴。　　　　
　　　　　　在那一刹那，眼前的一切变得异常清晰：蓝色的百叶帘，透进屋子的阳光，办公桌上的纹路，他衣服上的皱褶，都变得异常清晰。我像是站在另外一个地方，看着我在那里忍受尴尬，看着我虽然尽力控制，但脸上依然露出失望神情。那一刻，我将这个男人，看得清楚透亮，也是那一刻，我决定不再让我的爱寄生在他的虚荣心里。　　　　
　　　　　　我离开了。走出办公室，阳光一下击打在毫无防备的我身上，还是春天啊，洛杉矶的阳光就有这样强烈了吗，但那毕竟是春天的阳光，干冷，清彻，不容置疑。　　　　
　　　　　　多年以后，面对来访者，成龙这样说起我：“如果世上真的有天堂，她必然是上天堂的那种好人，她甚至善良得连一只蚂蚁亦不忍踩死。作为一个艺人，她红足多年实在难能可贵。”　　　　
　　　　　　“当时她喜欢浪漫，如烛光晚餐，但我却是个工作狂，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段感情或者异性可影响到我对工作的狂热，因此不少人舍我而去，但我仍有一班手足情深的好兄弟，朋友比爱情更为重要。”　　　　
　　　　　　“我们之间，爱过亦恨过，亦和好如初过。分手后多年曾在酒店碰过面，我们当时擦身而过，最后我还是转身向她打招呼，以前的一切已成为过去，爱恨都过去，我们依然是好友。前年她在香港找司机，还托我帮忙。分手与她无关，最衰是我太年轻，只顾自己而忽略了她。我承认曾伤害过她，亦伤害过好几个人，但我不是刻意的。”　　　　
　　　　　　“我经常与她联络，每次听电话，都会传来阵阵笑声……”　　　　
　　　　　　他其实也是孤独的，他非常害怕孤独，尽管他不能为这种恐惧的感觉正确命名——他不知道那就是孤独。他总是希望他所在的地方被人充满，而且每个人都笑语连声，事实上，他身边总也不缺少这些人。他们聚在他身边，不断喧哗，直到他终于安然睡去，他们才可以离开，这种习惯，到他进入中年，就变得更加牢固，有一天，他就在这种排解孤独的过程中老去，生命坠入昏暗之中，需要灯火照亮，他的心中充满回忆。　　　　
　　　　　　在“假护照事件”过去一年多之后，我的台湾护照需要得到延长许可，我不得不向台湾方面提出了“延长护照有效期限以及返回台湾的申请。”我得到的回答是允许我返回台湾，并且可以不追究“假护照事件”的刑事责任，条件是，回到台湾后，要参加指定的劳军演出。我答应了。　　　　
　　　　　　回到台湾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台北的“国父纪念堂”，此后，我开始了慰问演出。没过多久，我穿着迷彩服的照片和“她在坦克大炮群中与国民党军队官兵联欢”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中华电视台随即推出了我主持的《君在前哨》。　　　　
　　　　　　和爱相比，这些藏在命运背后的翻云覆雨手似乎更为强大，即使是得到爱，也并不能增加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和勇气，于是，我不再有遗憾了。　　　　
　　　　


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第七章　淡淡幽情

　　　　　　1981年的春天来了，这是几千个春天中的一个，必须遗忘什么才能安然度过。　　这年春天，在香港，谢宏中先生在某次晚宴上和我相遇。他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也非常喜欢我的歌，他希望他所喜欢的诗词被谱曲，变成可以唱出的歌，他希望听到我唱这些歌。他甚至还背起其中的一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说他知道这也许并不可能，但他依然非常渴望。　　这并非不可能。从那时候，我开始筹备这张专辑。音乐导演邓锡泉先生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导演，他和我选出了十二首词，并且向八位作曲家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为这些词谱曲。这些歌，是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刘家昌先生作曲、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　古月先生作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梁弘志先生作曲、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谭健常先生作曲……。　　在专辑推出之前，我们开始拍摄音乐录影带。每天，我都早早来到化妆间，由化妆师将我装扮成为另外一个样子，时间，在他的手下，慢慢退回了一千年。长裙，中式裤褂，玄色的披风，我一一穿过来，看得见湖水的小楼，月圆的庭院，人来如织的灯市，想像之中的广寒宫，一一出现在我们的录影带中。搭制布景的工人总是对我说：“这棵梅花树上的花我粘了三天呢！”欢喜之中的我完全不觉得这样有什么辛苦，而是觉得再应该不过，我一点不觉得奢侈，一点不觉得浪费，就是摄影棚之外的地方，此时此刻，已经全部变成荒野，我也还是会继续。但我还是笑着对他说：“那可真是辛苦你了！”　　《淡淡幽情》在1983年出版，我因此得到香港音乐的年度大奖，邓锡泉先生获得的是导演奖。　　在刚开始筹备《淡淡幽情》的1981年，新的爱情来临。只是这一次的结局更为惨痛，这一次爱情，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一年的四月，我住在香港的香格里拉饭店，我住在顶层，在那里，我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