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回忆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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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毛主席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庐山这事还没有完”（下）一句就是一句（1）

　　　　　　毛主席这样说，显然指的是林彪。因为会议开始那天林彪讲话和他讲话的内容，事先都没有报告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接着谈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在座的他们几个同志讲，我们中南组的召集人是曾思玉。曾当时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毛主席说：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大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毛主席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毛主席说：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毛主席接着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指毛主席讲的这些话——作者注）。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谈到这里，毛主席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刘兴元说：不会。毛主席指着丁盛说：你呢？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主席说：那怎么样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毛主席回过头来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我们回答说：没有。毛主席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主席讲到这里，看了我一眼。我补充了一句，说：我一共做了三次检查。毛主席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那时，毛主席对我的情况是做了调查的。他曾经问他身边的服务人员：汪东兴怎么样了？他还抓不抓我这里的工作了？我看他每天还到这里来呀。服务人员报告毛主席说：汪主任他一方面检讨，另一方面对您这里的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还是同以前一样。对我们也一样，该办的事还在办。毛主席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主席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你们听了我这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见过呀！　　　　
　　　　　　讲到这里，毛主席转眼看了看大家。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毛主席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毛主席专门向大家讲了他的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九十九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谈的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做的总结了，是当做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毛主席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在谈到当时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时，毛主席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主席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和我陪毛主席巡视南方。毛主席接着说：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毛主席是说在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中，真正从井冈山下来的只有黄永胜一个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他们是在瑞金以后参加革命的。真正跟毛主席在井冈山的，只有黄永胜。毛主席说：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的井冈山。毛主席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当时，毛主席确实是打算回到北京以后，再找林彪他们谈谈的。毛主席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讲到这里，毛主席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毛主席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刚已经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这时，毛主席又引伸地谈到斯大林的问题。　　　　
　　　　　　毛主席说：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指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英、美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作者注），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指当时的外蒙古——作者注）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毛主席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在座的有人问毛主席：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毛主席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毛主席讲到高岗的问题，使我想起了我陪同毛主席出访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毛主席曾当面问过我：听说过有告洋状的吗？知道不知道告洋状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了想回答说：告洋状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向外国人讲。毛主席点点头说：是这个意思。显然毛主席当时是指高岗等人告洋状。毛主席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主席鼓励大家：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8月31日，毛主席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们就把专列准备好了。12点半，我送毛主席到长沙火车站，火车不到下午1点钟就开走了。　　　　
　　　　　　我送走毛主席后，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下午1点半钟，我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2点钟。毛主席在湖南时，已经要我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我到南昌后，又用我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5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一共三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我是以提纲的方式传达的，重复的内容只讲一遍。传达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7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8月31日晚9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我们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主席。专列停好后，我们上了车。毛主席在车上与我们谈了几句。毛主席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我们送毛主席到住地，安顿下来。晚上10点多钟，毛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我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