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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回忆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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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改正就好。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9时,我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毛主席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非同寻常的。
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
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府右街贴了我很多大字报,揭发我的一些问题,我天天去看一看。毛主席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行。不怕丢脸。我坦然地说:我不怕。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我常想,人的脸该丢的就要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对的,你就要接受、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会上讲,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反,对我汪东兴,你们可以反。你们反对了,我接受;反错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没有账,我不会记账。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1951年,我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我父亲问我在中央当什么官,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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