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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屋子与窗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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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四时代，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虽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调越显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受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尽管吸收了近代文化的气息，但更多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扑、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学领域里，他还可以凭借天才登高一呼，一举成名；在政治领域，他却不由自主地成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剧。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艺论集》中说，“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大众的尾巴”、“尾巴主义万岁”。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他对主体性的主动摒弃。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文化巨人来看待，这确实有点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翻阅他此后所写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伟大；二是捍卫党的原则，奉命讨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算他还有自知之明，然而这“向后走”的几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参观过。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居住。后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迁入。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一座宫殿，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传记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可郭氏就在这样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写作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谬到这样的程度：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说，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毛扬李抑杜，郭立刻察颜观色，炮制出这样的千古奇文，终于与毛达到最佳的默契。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梦”。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时，周扬曾到病房与之长谈。周扬说：你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这样写道：“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诚意的笑、心满意得的笑。正因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剧才达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叠一叠的《郭沫若全集》，装潢精美，纸张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无人间津。摊主对我说，积压了很久，书库当作废纸批发给他们，他们拿到大学校园里，希望能以每本一两元的价格卖出一些。我挑了几本，倒不是怜悯书的不幸命运，而是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郭氏的著作毕竟还有史料的价值，抱着几本大书回宿舍时，我痛切地感受到，历史是多么残酷无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历史的评判和奖惩。鲁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现在卖到六百元一套居然还供不应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却只能沦落到旧书摊上贱卖。郭氏当年骂鲁迅是“双重反革命”，殊不知历史却狠狠地嘲弄了他这位“革命者”。
记得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人类的道义。”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算苛刻，但如果用来衡量郭沫若，郭氏显然不及格——他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作为郭氏的乡梓，这样评价他本非我所愿，但我又不得不么做。当我走进郭氏在沙湾的故居时，心情非常阴郁，这座大宅院出奇地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满厚厚的绿色的苔藓。也许郭氏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个阴森冷漠的院落，虽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进一座富贵堂皇的巨宅，但在两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样的，一样的压抑、一样的麻木。
爱默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段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在给“小朋友”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点点心声，好像是向秀当年的《思旧赋》。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是一处亘古如斯的历史时空。从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没有迈出去。所谓“现代”，实质上还是古代。王府花园依旧，主人仍也只好依旧了。
第二辑·反叛之后向死而生（1）
——记几位天才文人的传奇之死
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跨过叹息桥进入永恒。
——齐克果
死亡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有限性。
我很喜欢《金蔷薇》中的一则故事：渔村里，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几乎全都死在海上。一名游客好奇地问：“大海太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不换一种生活方式呢？”渔村里的小伙子反问道：“我们都会死去，在床上死去跟海上死去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我的脑海里闪电般地浮现出几位死去的文人来。他们的死或者是自己选择，或者是突然降临。富于诗意的或者毫无诗意的死，都好像是灯的熄灭与星的坠落。在世纪里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回忆的文人之死：“飞机失事的徐志摩、山海关卧轨的海子、老楼上跳下的胡河清、孤寂地躺在地毯上的张爱玲……他们已经长眠，他们却向死而生。当逝去的生命被纳入漆黑的彼岸世界里，灵魂却结晶成雪白的燧石。被追忆和尊敬所激活的火花，与我们鲜活的生命同在。
徐志摩：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午后二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莺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三十五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苦的现实一天天侵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都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文、教书、办刊物、开书店，甚至实验农村乌托邦计划……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直到满嘴鲜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终了。
徐志摩是为了艺术，为了自由，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奋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痛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这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复梁任公的责难时，徐志摩说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间有没有真正的“灵魂之伴侣”呢？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有不爱而勉强爱的，有爱而不能爱的，有且爱且不爱的。总之，无论怎样求索的，他的“爱”一次次被现实碰得粉碎。这是必然的结果。浪漫的爱，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虚无漂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再开始心目中的爱。这样周而复始、两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涡之中，每一次的挣扎反而加速漩涡的运转。徐志摩本不该来到这么一个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进眼睛时肯定会被流出的眼泪冲走一样，他只能被当作异端。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击，这是一种他怎么也参不透的逻辑。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
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一句话：“Kissing the fire”（吻火）。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腊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飞”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诗歌《云游》中，他写道：
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
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
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
拥着我到极远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望再回来
人说解脱，或许那就是罢！
于是，他真的不回来了，真的解脱了。这是一个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则，这个沼泽地一样的世界上，怎么会有徐志摩这样一个不湿鞋袜的人来走一遭呢？
第二辑·反叛之后向死而生（2）
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
远在幼年，悲哀这倒刺就已扎入我心里。它扎在那儿一天，我便冷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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