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铁屋子与窗户-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第二辑·反叛之后向死而生（3）
张爱玲：执子之手，死生契阔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
——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洛杉矶警署的探员古斯曼打开大学区一所公寓的大门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他以前无法设想的凄艳的图画：一位体态瘦小，身着赭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一张相当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叠铺开的稿子，有一支未合上的笔。古斯曼更想不到，这个华裔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杰出女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不然，她为什么留下将骨灰撒到任何一处旷野中去的遗言？家已经回不去了，能够回去的，已然不是家。旧日的老友殷切地邀她回上海，她固执地拒绝了，如果回去的话，上海还能是“上海”么？她要完成的，是对自我彻彻底底的放逐。在一群群柏克莱学子健步如飞、意气轩昂的身影之间，她不紧不慢地走着，放逐是保持心灵不碎的惟一选择。
“相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然而，张爱玲还是在《流言》这本小说集的扉页放进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一袭古式齐膝的夹袄，超低的宽身大袖，水红的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展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袖，罩在旗袍外面。五十年后，那张照片随同书页一起泛黄，光阴是不能用日晷测量的。五十年后，张爱玲偏偏又翻出些珍藏的照片，一张照片一段注释的文字，于是《对照记》成了她的绝笔。
“对照”语带双关，既喻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对照，又喻作者面对照片时的心情。“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到尽头，满目荒凉。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衰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在望。”三言两语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值得珍藏的生命，就只有这么些么？在对照片的否定与肯定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凡女子的无奈，一个不平凡的女子的反讽。她微笑着、微笑着，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滴到稿子上。无法不爱，也无法不恨，爱与恨在时光的流转中反而更加刻骨铭心了。记忆如同螺旋状的楼梯，迂回往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个方向中迷失，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级阶梯上永远地停下。
陈思和在《乱世才女的心境》中写道：“她在社会里永远是个异物，拙于应对，拙于周旋，有人向她亮出各种武器——友谊、爱情、名利、灾难、利用、威胁、冷漠、赞美……她一概接受，无力拒绝。也许这些对她来说都只是一抹晚霞稍瞬即逝，惟一真实的是连她也没有过的前世的记忆。”爷爷是清朝的翰林张佩纶，满腹经纶却只会纸上谈兵，马尾海战顶着铜盆逃命；奶奶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美女兼才女，可惜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在张爱玲诞生的时候，她的大家庭的故事已经像《红楼梦》一样演到了最后一回。嗜烟如命的父亲，新派摩登的母亲，崩解的家庭，四角的院子，演绎成张爱玲笔下变幻多端的人物与场景。她十几岁时的文字，就比一些三四十岁的作家来得老到。她把浮沉分合的家国经验，以最华丽的文字表达出来，不惜用强烈对比的颜色来表达挫败的感受。要冷艳就冷艳到底，绝望的时代，倘不是绝望的文字又怎能相配？如果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倾城之恋》里的流苏：“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那么张爱玲的命运与流苏一样，上海的陷落成就了她。兵荒马乱的天地之间，这个年轻女子缓缓地伸出手去，握住的那种感觉就叫作“苍凉”。
苍凉是一种感觉，苍凉是虚无边缘仅有的一点充实。
张爱玲客死异乡使《传奇》最终完成。她在冷寂中死去，与一举成名、春风得意的几年光阴相比，漫长的是青丝化白发的寂寞生涯。在她居住的公寓里，邻居只知道她是个寡言少语、孤身一人的中国老太太，没有人知道她就是被夏志清教授称赞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惟一能与鲁迅并列”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她与外界的联系极少，当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红遍海内外时，她依然不动声色，仿佛那根本就与自己无关。我们很难体味张爱玲晚年的心境——是黯淡还是闲适？是悲怆还荒远？我们只能重新咀嚼张爱玲笔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时代负荷者。
如果说苍凉是女人脸上雪白的粉底，那么日常生活里一丁点平庸的快乐则是脸颊飞起的一抹红晕。张爱玲没有被绝望所吞噬，她停留在街间热热闹闹的碰碰戏旁边，一听便不想走了。俗么？是俗，正如她的名字。实际上，极端痛苦与极端觉悟的人终究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一下子大彻大悟。她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悲剧感；既是名门之后，又自称小市民。不尴尬之中，张爱玲就这么走过来了，人也就这么活过来了。“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然而，我还是在最喜欢的小说《倾城之恋》里发现了张爱玲的秘密。当我反复阅读“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四句引自《诗经》的句子时，眼前突然有萤火虫一闪。在这一闪中，我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如此！可怜的女子，无论是江南才子胡兰成还是第二任美国丈夫赖雅，都没能“执子之手，死生契阔”，你假装无比蔑视的，正是你内心深处无比渴望的啊！
张爱玲撒手而去，带走的只有“苍凉”。从此，“苍凉”将是一个我们挪不动的形容词；从此，都市里的“爱情”该找另一个名词来代替，我们都配不上这两个字。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的前身”，张爱玲自己究竟是不是这样一只不死的蝴蝶？
第二辑·反叛之后新《子不语》
一
五月初，在三角地海报栏看到一则时事社的启事，内容是说原来拟办的“时事论坛”，根据学校党委、团委、学工部（大概还有其他一系列机构，我记不清了）的指示，因为论题和时间的原因，只能予以取消，希望同学们原谅云云。那是一张蓝色的不起眼的广告纸，在周围大红大绿的广告中如汪洋中的一条船。但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那个书写启事的同学颤抖的手臂如在目前。
前一张启事公布了一批论题，我那时匆匆扫过一遍，无非是国营企业改革、民工潮之类的老掉牙的话题。没有涉及什么“禁区”，甚至没有到达“禁区”的边缘，全是“但说无妨”的话题，反正当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兴趣。
但第二张启事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捷克作家史明克在九十年代初写了一篇《恢复自由》的著名社论。他在回顾五六十年代捷克人生存状态时这样写道：“我失去自由的时候年仅二十岁左右。那时候还没有等我自己醒悟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我便已经没有自由了。人家在一点儿一点儿把你自由翅膀上的毛拔掉，你却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你想飞已飞不起来了。过去我倒是常提醒自己。失去自由是很容易的，但是再得到就很难了。”同我一起看海报的，是兴高采烈的同学们。我想起史明克的这段话，觉得我的同学们的笑容太夸张了。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言论自由是一种“先在”。言论自由甚至不在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理念的范畴内，因为言论自由是无须用法律去保护的、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人应该有言论的自由，不必进行任何论证。我所理解的现代社会的“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把人的潜能，即一个人的智力和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自由；二、信仰的自由及不信仰的自由，用自己所选择的形式来表达对老弱妇孺和青壮年一切人的爱的自由；三、动员社会各界、诱导人们的社会本性，去谋求民间团体、政界、企业组织、婚姻和家庭等不同范畴的人类共同福祉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以上三大自由的基石。
在离广告栏五步之遥的地方，是一排玻璃橱窗。橱窗内是一组组专题宣传照片，有一组是“纪念李大钊烈士遇害七十周年”。照片上一大群师生在李大钊铜像前献花圈、默哀、鞠躬。那张启事跟这组照片相映成趣。李大钊先生因何而死？恐怕没有几个人去想。人们只知道，他是被张作霖所杀害的。张作霖为什么杀这位大学教授呢？李大钊又不跟他争督军、司令当。原因只有一个：李大钊追求自由。记得李大钊说过：“禁止思想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它们，超越它们。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效果，你要禁止它，它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它、制抑它、绝灭它、摧残它，它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谁有资格“纪念”李大钊先生？既然“莫谈国事”，我便冒着“腹诽”的危险思想吧。
二
在图书馆上自习的时候，对面有个学生扔张纸条到我面前，便匆匆而去。我一看，写满了不堪入目的辱骂的话，原来他看见我桌上的包和他丢失的“十分相似”、“甚至书包上的小洞也知道是怎么来的。”因此他便认定我是窃贼，是“露出尾巴的王八蛋”；因此他就与这张条来痛骂我，谴责我。
这是一场误会，它深深地伤害了我。被误作盗贼倒还在其次，它背后有更可怕的东西。由此我想到了很多：一是北大确实有那么多的盗贼。我理解那个“愤怒者”的心情，因为我也丢过好几次包和书，那种痛苦仅次于失恋。二是这名“怀疑者”实在太愚昧了。我很难想象他在北大里念书，他居然不懂得什么叫“科学”，不分青红皂白就大骂出“手”——在纸上写肮脏的字句，然后仓皇而逃，显然非英雄行径。他既然认定我的包是他的包，他为什么不敢对质呢？三是法制观念的薄弱。“一口咬定”是国人最擅长玩的把戏，中国之冤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在“人”的上面，没有“法”的存在，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法律怎么认为与我无关。中国人最喜欢干的职业便是法官了——无法可依的法官。四是猜忌席卷了校园。人人皆为鲁迅，“不惮以最大的恶意估量世人”。这座校园里的信任、爱与关怀早已荡然无存，仅仅是写在宣传标语上。他人即我之地狱，那么我不也是他人之地狱吗？
有个叫杨树达的学生跑到鲁迅那里撒野，鲁迅写了篇文章痛斥之。后来得知杨君是精神病患者，先生又撰文表示歉意。那个“袭击”我的学生显然不是精神病病人，对于这种心灵扭曲的、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里的家伙，我绝不宽恕，我诅咒他下地狱。并不仅仅因为他侮辱了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流露出的可怕的“暴民”精神，以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砍砍杀杀。
轻信、独断、固执源于愚昧。北大有无数这样愚昧的家伙，这是北大的悲哀。有朋友说，北大应该担当启蒙的历史使命；但我说：北大自身尚是一处蒙昧之地，自己尚需启蒙，如何能启他人之蒙？像那个轻信、独断而固执的家伙，他能去参加启蒙？北大居然培养出这样的玩意来，北大还能不反省吗？
我想，我的一生怕是要献给与愚昧的斗争了。王小波先生是九十年代难得的一个向蒙昧主义开战的文化人，他的猝逝与其说是疾病导致的，不如说是无边的愚昧淹没了他。“愚昧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力，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的愚昧，并以之为痛苦呢？那个可怜的丢失了书包的家伙，心里恐怕溢满了报复后的快感与幸福。而报复的对象是谁，对他来说已然不重要了。
在平静的校园里，遇到怪事的机会不多。很不幸，我遇上了被当作窃贼的命运。很幸运，这件事让我作了这么多的思考。
三
有一段时间，三角地和几个食堂前的广告栏上都贴着一张内容相同启事，它的内容传播在好奇心极强的学生们的口耳之间。
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个北大学生，某日在食堂遇见一名女孩，声称她是日本驻华大使的女儿，在北大留学，忘带了饭卡，需要借我的一用，只用五块钱，并让我留上地址，半个小时后来归还，我轻信了她，把饭卡借给她，结果从此杳无音讯。饭卡上还有数百元，这样一来连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个女骗子。北大里已经有十多人受了她的骗，痛定思痛，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学上当受骗，特意撰写警告，望大家引起警惕。”后面还有关于女骗子相貌的一番具体而微的描述。
我对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但对女骗子的手段很有兴趣，她的定位巧妙绝伦：日本大使的女儿。启事上说，该女相貌平平，显然难用“美人计”迷人，于是她便自我加冕，一旦成为“日本大使之女”，顿时身价百倍，畅通无阻。
我一点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个女骗子精通�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