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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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专制体制的中坚力量便是李行言之类的“官方屠夫”。皇帝最赏识的就是他们这类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尽杀之”三个字的背后，是多少条无辜的生命呢？而这些生命所换来的则是李行言一身的“金紫”。　　　　
　　　　不尊重个体生命，尤其是弱者、被压迫者生命的文明，绝非“灿烂”的文明。《通鉴》以肯定的笔法来写皇上对李行言的提拔。皇上有一双发现“英才”的慧眼，要不，他怎么会有“小太宗”的美称呢？当杀戮被允许、被鼓励、被合法化之后，杀戮者便心安理得地挥起屠刀，被杀戮者也认命地伸出脖子。白须飘飘、温文尔雅、焚香弹琴的新儒家大师们，也许还会为杀戮的场景吟下一两首绝对合乎格律的诗句来吧？王阳明大师当年能在升堂时发签砍人头，在退堂时翻书谈心性，这便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一个重要的体现便是是否尊重个体生命。一个草菅人命的国家，“文明”不过是一块遮羞的面纱。爱默生认为，对普通个人生命的不尊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我曾读到一则新闻，美军为营救一名降落在伊拉克的飞行员，动用上千架次的飞机，耗资上千万美元，终于救回了这名同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不就死一个人吗？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寻找、去营救？这不太浪费金钱吗？抗战期间，抓壮丁上前线，没有起码的衣服、食物、住宿及医疗保证，在路途上死亡的便有数十万青壮年。相比之呢？我们该对哪种文明说“不”呢？　　　　
　　　　一百五十八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赴徐州，骄兵闻之，甚悍。八月，式至大彭馆，命围骄兵，尽杀之，银乃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　　　　
　　　　数千人的屠场，会有怎样的壮观呢？汉民族向来是柔弱的民族，强盛如大唐王朝，也不是吐番、回纥的对手，一个安禄山就能令帝国倾覆。然而，柔弱的汉民族在杀戮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却丝毫不显得柔弱。《通鉴》把王式作为果敢有略的大帅来歌颂。如果说王式用刀杀人，那么《通鉴》的作者们用笔杀人；王式创造着杀人的事件，《通鉴》营建着杀人的文化。　　　　
　　　　鲁迅在《“死地”》一文中沉痛地写道：“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惟一要道，甚至于还当快乐。”直到今天，国人最爱看的还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最血腥的场景。看客们从刑场上转移到电视机前面，这算不算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呢？　　　　
　　　　一百五十九　　　　
　　　　懿宗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叟因上书召对，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陈叟于爱州，自是无敢言者。　　　　
　　　　晚唐政治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权臣路岩门下的一个官吏边咸，其家财就可支付两年的军费，那么路岩本人的财产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至理也。历史在进步，腐败也在进步，今天的腐败分子们，足以傲视他们的老祖先路岩、边咸辈。某高官显贵是北京燕莎商场员工的“福星”，只要他在商场露一次面，员工们当月的奖金立即就翻番。　　　　
　　　　一百六十　　　　
　　　　西川定进节度使李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也。　　　　
　　　　李师望征还后，必定高升了。他的百万钱分一部分给朝中权贵，不难为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而朝廷派到此处来的后任，贪婪程度却青出于蓝胜于蓝。百姓和戍卒们，一辈子也甭想有好日子过。小时候，我很天真，不满于县长乡长们的贪暴昏溃，便经常自我安慰：他们坐满一届交椅就会下的，换一届新人总会好一点吧？这种“盼新厌旧”的心理是小民惟一的自我安慰。　　　　
　　　　一百六十一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补阙杨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免冤，当诉于朝廷，置诸典刑，岂得群党相聚，擅自斥逐，乱上下之分！此风殆不可长，宜加严诛以惩来者。”　　　　
　　　　杨堪是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奴才：百姓要是有诉冤的可能和途径，又哪里会揭竿而起、驱逐刺史呢？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统治的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哪里舍得放下那只装有半碗稀饭的饭碗？不过，杨堪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专制制度的秘密在于“上下之分”，这“上下之分”一旦乱了，便将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故“此风殆不可长”，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严诛以惩来者”。　　　　
　　　　后面的事情，《通鉴》没有记载。不过，我想，“诛”是一定诛了的。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矩：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做‘天下太平’。”晚唐的子民，是一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子民，他们连想做稳奴隶的努力也遭到残酷的镇压。杨堪之流，不是衣冠禽兽又是什么呢？大唐的子民，其实并没有那些崇尚“汉唐盛世”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福。所以，我厌恶“唐朝”乐队的那些歌词。　　　　
　　　　一百六十二　　　　
　　　　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贬为振州司马。漳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仰药卒。敕曰：“苟无蠹害，何至于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痉，俟经恩宥，方许归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　　　　
　　　　小时候，每当我向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的时候，父母便会说：“难道天上的星星也要摘下来给你吗？”这句话比喻强迫办那些办不到的事情。唐懿宗就是一个无知的小孩，女儿病死，却拿医生来开刀，杀了二十多人还不够，连医生的亲族也统统抓起来。他难道不知道，医生只是医生，不是神仙，医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我想，是绝对的权力让他愚昧而疯狂。黑格尔说过：“东方世界的政府可以被形容为政教合一，神就是世俗统治者，世俗统治者就是神，统治者同时是二者，国家由一个神的替身来统治。”唐懿宗既然是“神”，就会有摘天上的星星的念头。　　　　
　　　　温璋的命运是悲惨的。他想效仿屈原及一系列“忠臣直士”，结果死后还被泼上一桶污水。皇帝自有皇帝的逻辑：你没有干过坏事，你干吗自杀？你自杀，就说明你干过坏事。这使我想起文革中最流行的名词：“畏罪自杀”。自杀者的家属还得背上耻辱的罪名。卑鄙向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历史给予“公正评价”的机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　　　　
　　　　斯大林、贝利亚一伙制造的犹太医生下毒案是这个故事的现代俄罗斯版。独裁者们玩的是同一套拳法。小心啦！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2）

　　　　一百六十三　　　　
　　　　权臣路岩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出任西川节度使。岩出城，路人以瓦砾掷之。权京兆尹薛能，岩所擢也，岩谓能曰：“临行，烦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对曰：“向来宰相出，府司无例发人防卫。”岩甚惭。　　　　
　　　　人一走，茶就凉。路岩的下场，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他向昔日的部下求救，希望其发兵护卫，没有想到却立刻碰了个钉子。　　　　
　　　　百姓的瓦砾是“历史”中残存的几分真实。而薛能说认为的“古来宰相都是得民心的宰相”，其实并不正确。历史上的丞相，获万民伞者少，获瓦砾者多。　　　　
　　　　一百六十四　　　　
　　　　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有一妇人，临刑，朝手大骂曰：“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土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疚，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它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免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言毕，拜天，怫然就戮。　　　　
　　　　此烈女子足以永垂不朽，在她的面前，帝王将相如蚂蚁般无足轻重。这是一个“纠缠如毒蛇，执着如厉鬼”的灵魂，在血污中闪闪发光。鲁迅曾经追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惊的怪鸣的真的恶声在哪里？”真的恶声就在这里，在血淋淋的屠杀的现场。人们沉默着死去，群体性的沉默是可怕的。而她，一个无名的女子，发出了最后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复仇的宣言！甘地说过：“力量并非源于生理能力，它来自于百折不回的毅力。”这名奇女子才是真正的勇者。　　　　
　　　　《通鉴》没有记下这个女子的姓氏，这并不重要。《通鉴》记下了这段报仇雪耻的快言快语——虽然不足以对抗屠杀，但总可以让屠杀者感到一点不快。我终于明白，临死前不久鲁迅为什么要写一篇名叫《女吊》的文章了。　　　　
　　　　一百六十五　　　　
　　　　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抢荆棘而死。”　　　　
　　　　这套鬼话，老百姓是不会相信的——并不是说百姓比官僚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的庄稼早被蝗虫吃光，他们的生命也被蝗虫夺走。而在官僚们的想象里，蝗虫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因而它们也具备读书人恪守的“礼义廉耻”。蝗虫哪敢吃京城的庄稼呢？它们也要给皇上面子呀！　　　　
　　　　有两套思维和语言：一套是民间的，一套是官方的。民间的语言是写实的散文，官方的语言是超现实的诗歌，杨知至的奏章分明就是一首优秀的荒诞诗，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先锋诗人。　　　　
　　　　一百六十六　　　　
　　　　时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贮钱自随，行施丐者，每出，褴褛盈路。有朝士以书规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盗充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不费，杜私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则家给人足，自无贫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在时下的报刊和电视新闻上，我无数次地读到相似的报道。在美国，高官们是在退休之后参与公益事业、充当慈善家的；在中国，有的高官们却先走了一步，既当官又当慈善家。　　　　
　　　　一百六十七　　　　
　　　　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万缗。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猎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待郎，恐陛下不免　放。”上笑而已。　　　　
　　　　唐僖宗多才多艺，在现代社会，定是个了不起的体育明星或电影明星。然而，在王位世袭制下，人民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来摆脱一个碰巧继承了王位的“玩家”。于是，任由僖宗像玩秋千一样玩他的帝国。　　　　
　　　　一百六十八　　　　
　　　　黄巢攻入长安，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毋恐。”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　　　　
　　　　黄巢部将尚让的命令只是一纸空文。鲁迅一眼看透了所谓“农民起义”的实质，“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黄巢如此，朱元璋如此，后来者也如此。诚如鲁迅所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克里姆林宫有一名白发苍苍的守门人，在沙皇时代，他向沙皇鞠躬“老爷”，沙皇向他点头微笑。在布尔什维克时代，他向斯大林鞠躬叫“老爷”，斯大林却目中无人昂首阔步而去。黄巢还没进长安城便坐上了金装的轿子，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明智者一目了然：取代专制的还是专制。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分裂中国”——上层与下层是绝对隔膜的。当上层和下层的矛盾上升为无法解决的冲突时，下层必然铤而走险，发起骚乱和暴动。而反叛一旦成功，反叛者内部立刻划规森严的等级，并推举出新的“真龙天子”来。　　　　
　　　　千万人的鲜血，千百次的农民起义，酿不出任何观念上的革命和创新，达不成任何体制上的变革和完善。一切照旧。所以范爱农落水而死。　　　　
　　　　一百六十九　　　　
　　　　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怒，应在省官及门卒，悉抉目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　　　　
　　　　尚让是黄巢部将中较有理性的人物之一，尚且如此大肆屠杀。草莽心目中，对知识人怀着刻骨的仇恨，而这种仇恨源于其自卑的心态。由此不难理解，文革中造反派头子为何斗知识分子斗得那样起劲。　　　　
　　　　一首诗，三千条人命，在天平上等重量吗？　　　　
　　　　一百七十　　　　
　　　　黄巢败退出长安后，再次攻入，怒民之助官兵，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按照鲁迅的说法，这是“寇盗式的破坏”。认识到失败命运的黄巢，所能做的就只剩下杀、杀、杀了。后来的张献忠之流也是如此。失败的英雄，是文明的毁灭者。就好像任性的顽童，宁可把玩具摔坏也给邻家的孩子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