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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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呢？”
　　其实，那种参差多态，那种精神的飞扬只在小说里才能自娱自乐地找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被特别实际的生活彼此挤压着，王小波找不到他所要的自由，而通向自由写作的欢乐之门又向他关闭——对理性思考越深入，感性飞翔的翅膀就越沉重。他的脑海里只剩下越来越单调的几个概念，他再也无意、无力、无能去描述那种想象中蓝天白云的浪漫了。
　　到了1997年春节前，他给我来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上说，他近来越来越感困惑，他说，专栏好像没有突破的可能，是不是把它停了。
　　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感到了思想的贫乏，这个人就要死了。
　　1997年第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第64页原来“晚生闲谈”的位置上换上了“声音”。因为年底王小波发给我的稿子是一篇长长的《茫茫黑夜漫游》，他让我分几期连载来应付，但我觉得它有悖专栏原来的样子。王小波的精神好像已经离我们而去。在此文中王小波引用了塞利纳同名小说中的诗句：“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这篇文章后来经我删改，变成四千来字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三期。之后王小波又连续寄来四篇稿子，但这四篇稿子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时候已经成了遗作。
　　王小波一生都在追求那种自由翱翔的翅膀，其实他死后，这种自由也是没有的。在葬礼上，大家踏着平庸的《葬礼进行曲》的调子向他送行，什么样的音乐能承载一颗渴求自由的心灵呢？追思会上，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框式来对他的价值进行评定。大家都痛惜一颗自由心灵的逝去，可大家的框式又无一不是对自由心灵的亵渎。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5月15日出版的第九期“生活圆桌”发表了杜比写的《对王小波的哀思》。杜比是深深喜欢王小波的一代人的代表，文中结尾写到：“生活是脆弱的，其中的乐趣并不多。现在，有个人不提供这种乐趣了，他死了。”而王小波给他的乐趣，其实也不过是过去的那个年代的辛酸幽默，而那个时代对他们是那么陌生，他们离那个时代是那么遥远。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在寻找有人能替代他在最后一页的位置，但一直找不到。现在大家都在商业化，能严肃、自由地讨论人文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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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推动者张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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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7日在威尼斯，张欣终于面对云集到第八届建筑双年展的全世界建筑大师，与西萨、伊田丰雄站在一起，获得“个人建筑艺术推动大奖”。这个奖给了张欣个人。从1999年开始筹划，设计到施工历时两年多、投资一亿多元人民币的“长城脚下的公社”由此受到全世界建筑师的瞩目，张欣的名字也由此写进二十一世纪建筑史的开篇。25年前她初中毕业从大陆随母亲到香港，到狭小的电器作坊打工。17年前她到牛津开始读书的时候，身上只有在香港五年打工积攒下的3000英镑。她用九年时间从牛津秘书学校到布拉登念一年高中后进萨塞斯大学、剑桥大学，从巴菱到高盛。八年前她与潘石屹结婚，六年前才开始关于建筑的启蒙。六年时间，她熟悉了全世界各流派的设计大师，又很快以她那种不屑一切权威的态度鄙视了所有对大师的重复。9月8日，得奖之后在威尼斯，谈到本届双年展，张欣坦陈的看法是她的失望：“Next，我原以为一定可以看到许多有冲击力的东西，但从头到尾都是大师。所有大师的观念我都看过了，看过的东西就都是重复。这是未来吗？”张欣认为，未来应该体现建筑与社会之间新的关系，她认为，“比起社会，建筑真是太小了。”
　　瞧这两口子
　　“长城脚下的公社”的最初构想诞生于20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张欣意识到一个优秀建筑来自一个出类拔萃的观念，则诞生于1998年；体会到一个出类拔萃的观念首先来源于商业判断，则始于1996年至1997年。1994年，当大家都在仰慕坐头等舱、住五星级宾馆、每周从香港飞往纽约再从纽约飞往伦敦的美国商务方式的时候，张欣抛弃华尔街，选择了当时还在万通、在宁夏荒漠一个贫苦人家长大的潘石屹。她与潘石屹从相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婚后一年，潘石屹离开万通，她立即从高盛公司辞职。这对夫妇并不一开始就是黄金搭档，公司刚开始成立，潘石屹期望的是张欣的资本运作能力；而张欣的兴趣却在要用她在剑桥学到的社会经济学理论来改造一个中国化的公司。这种立场分歧构成了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商人潘石屹与一个受到最高等名校教育的知识分子张欣长达两年的情感冲突。1997年10月，这两人曾面临过一次情感危机——潘石屹期望她做了整整两年的新加坡国家投资因为金融危机而流产，潘石屹不再相信华尔街的资本运作方式，两人于是在彻底吵翻之后准备分手。张欣后来在向我叙述这个她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时说，“分手后他去日本参禅，我去欧洲会我的朋友，我们都觉得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后来有一天早上，住在英国乡下一个朋友很大的庄园里，早起我有个习惯在树林里走。走着走着，早晨的太阳从树缝隙里照下来，我突然感到我必须回国。我当时感到，现在不回国，可能一辈子都回不去了，我不能轻易放弃这件事。”回国后，张欣告诉潘石屹：她决定下岗，她主动提出，她与他要有一个孩子。张欣说，“这是我一生中作出的最理智的决定，作这个决定时我完全是死命推了自己一把。我意识到，要和潘石屹在一起就一定要改变这个状态，如果改变不了就必须人为地去改变。”
　　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中国商人潘石屹战胜了一个剑桥知识分子张欣？我不愿意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我觉得潘石屹在商业上“闭着眼睛去闻”的那种睿智，肯定使张欣感悟到那种商业判断对她的重要性。而潘石屹也立即感悟到张欣对于他的真正意义——张欣对空间有一种天生的感觉，这种感觉正好构成了他的商业观念后的所有细部内容，而这些细部从商业角度又能上升为观念。这两口子由此才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用潘石屹的话说，“就像过去耍猴的，先要有人敲锣，我就是那敲锣的。然后有人出来耍猴，这就是张欣，再出来拿着帽子收钱的又是我。”
　　观念的破译与诞生
　　张欣在1998年做现代城公寓前，应该说只用眼睛看过建筑，她的原始感觉是作为空间的大与小怎样在一间具体公寓里找到最理想的和谐。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意识——目的只是在有限空间里寻求有效面积的视觉表现空间，最佳方式其实也就是简单的方式，放大公共空间的效果，把缩小的私人空间隐蔽起来，并且去除他们中间的连接。张欣是从对空间的原始判断体会材料对于建筑的意义的，刚开始就因为玻璃——在有限空间里扩大视觉效果的惟一办法是玻璃，而当大家都不敢最大限度地使用玻璃的时候，让玻璃替代墙也就成了最出类拔萃的观念。
　　但张欣对建筑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一步到位的。1998年，现代城公寓动工之后，她和潘石屹开始想在郊区为自己建一个家。这时候她认为她看到的中国最好房子就是苏州园林，于是她专门去了一趟苏州，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想照搬一座到北京。等找一个设计师画了设计图之后在村里遇上了玩前卫艺术的包泡，包泡劈头盖脸就把这个方案评价成重复古人的文化垃圾，而且有钱的地产商马上与没有文化联系起来，这极大地刺激了张欣的自尊心。她在与包泡对骂之后专门去看包泡自己设计的房子，那是靠着一座山与一棵大树，房子一边贴着山一边架在大树上，人进房子没有门，得爬进去，就像个山顶洞人。房子旁边是大石头，下雨时候雨水会流到家里，然后房子下面有一条水渠要把水流出去。这样前卫的房子自然是不能住人的，但看到这样的房子更激发了张欣要真正盖有创意的好房子的欲望。在这种前提下，她认识了张永和。她带着张永和开车到村里，顺着沟走上一块梯田，左边是小溪右边是山。张永和就问她，你想在这个地方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她说我想在房子里感觉不像在房子里，就像站在这里看风景，因为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看风景。没想到张永和想了想就说，你想看风景，那就要搭一把雨伞，刮风下雨能盖着就行。这个大雨伞的想法一下子给了张欣震撼。张永和于是成为他们的乡间别墅“山雨间”的设计师，也就成为张欣在建筑鉴赏上的启蒙者，他给她介绍各种建筑师与建筑流派。张欣说，他告诉她对她最有启发的一个房子是给日本一个和尚盖的，这房子占地面积很大，但屋内使用面积很小，房子伸出来很长很长的檐，这个和尚就在檐下作诗。她说她当时突然领悟，房子原来不一定非盖在屋里，对一个诗人而言，更希望的是面对一座山遐想的这一个空间，人与空间的关系由此会有一百万、一千万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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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推动者张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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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这是张永和的设计方案真正第一次变成建筑现实，一个有创造力的设计师的纸上谈兵因为往往打破了原来的建筑规范，在实际施工中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施工队会提出承重不对、结构不对，房子会塌、会漏。问张永和，张永和解决不了就找别的工程师去解决。“山雨间”对张欣的意义是，与一位一流设计师共历了一个实验过程，一个大雨伞的观念，期间缺少的细节是由她来补充和丰富的。
　　艺术代表着品质？
　　张欣与潘石屹联手成为开发商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你是谁？富人还是知识分子。张欣自认为，从骨子里她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对社会的责任感与批判精神，生活目标是对精神的追求。但作为开发商，盖房的目的是赚钱，销售的房子推动着人与人之间的最大差异。于是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市场经济的推动者，新时代优秀建筑的创导者。在她的意识中，文化总是一个阶级的分水岭。作为盖房子的人，盖什么房子、盖的房子给什么人住自然体现一种阶级立场。而另一方面，要做成功者就要赚钱，赚钱后的态度又意味着另一种选择。
　　张欣其实非常重视古根海姆对她的意味。她把他看作二十世纪艺术史中最伟大的三个人物之一，另两位分别是毕加索与杜尚。对张欣而言，毕加索给她的是创造的启示，杜尚给她的是观念的启示，而古根汉姆是通过其经济能力对艺术与社会的作用力。这三个人中，前两者对她是认识作用，后者则是行为作用，有意思的是张欣聪明地把关于收藏的观念变成了推广。她认为，收藏的目的要不是为拥有，要不是为投资，为赚钱的收藏显然会被功利所左右，就不会成为大家。而对艺术酷爱的收藏家常常为获得一种权力，对艺术是把玩态度。古根海姆不同于收藏家之处在其目的是对艺术家的呵护，以自己的财力让艺术家们生存下去，把他们的作品保护下来，再成为大家欣赏的对象。张欣认为，在古根海姆的时代，传播手段决定了收藏方式。在当今社会，对艺术的投资与支持完全应该在商业化中构成新的传播方式，而这恰恰可以体现她个人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从而解决关于阶级的问题。根据这种想法，她先利用SOHO现代城的每四层一个空中庭院由艾未未组织，请十几个艺术家一人一个做雕塑装置，利用浪费的空间，每个空间做一个艺术品，集中起来就成为一个小艺术馆。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为艺术家的创作而投资，给艺术家一个创造的空间，但张欣会要求艺术创作过程中要考虑作品的功能性。这样的空间刺激了艺术家的创作欲望，雕塑一旦诞生，变成SOHO现代城整体产业的一部分，也变成业主的公共财产。在张欣的意识中，它们又同时构成了邻里之间的公共环境。
　　“长城脚下的公社”应该说是在做这样的小艺术博物馆基础上的发展，长城脚下的这一块土地是潘石屹一个朋友压在手里的一个项目，而与张永和一起合作做“山雨间”后，张欣与潘石屹想的是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找100个建筑师，盖100个“山雨间”。他们与张永和商量，张永和说，中国哪有那么多好的建筑师呀，他们就说干脆把想法扩大一点，约请全亚洲的建筑师。这个想法使张欣激动万分，因为相对发达国家过多地强调保护，她感觉到国内的建设开放给建筑提供了一个特别大的发展空间，而在这个建筑年代里大多数设计师都在照搬国外陈旧的建筑形式，构成大量的假古典重复。这绝对是提供了一种机会，如果能在长城这个古老的传统脚下占有亚洲所有最好的建筑师的最好的创新建筑，做一个建筑博物馆，可能会吸引全世界的眼光，让大家都来看、来投资，产生的投资再产生更大的规模，在新世纪建筑史上可能也就构成了一个事件。这正是她在剑桥时日夜梦想回国的理想。她与张永和合计，最初这个项目的名称就叫“建筑师走廊”。
　　100个艺术家成为一个整体
　　在张欣看来，房地产开发中，土地只是工业生产的元素之一，任何时候花钱就可以买来，关键的是有没有可能把所有创造性资源变成一个商品。创造性资源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又要看你怎样去组合它，把它按你的要求从一二三变成三二一。这里有两个要素，第一，创造力是最高的资源，而创造力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是源源不断，关键看你怎样去发掘。第二，一个个体的创造力还是有限的，你怎样把这种个体创造力变成集体的创造力。张欣说她在认识这个资源问题时从三个人身上得到了启示。
　　第一个是在北京开茶室的张景儿，1996年至1997年的时候，她在三里屯后边开了一个很小的茶室，里面一共三张桌子。张景儿把泡茶的过程繁复，动作比一般人慢上五倍、十倍，换了环境、角度、速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