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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品质-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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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期《华夏记忆》还发表了一篇凯燕写凯歌的文章，其中有细节说凯歌儿时读书时候“要么看着看着，于万籁俱寂中突然击掌大笑，直笑到满床打滚儿；要么看到半截，眼珠翻向天花板，半晌一动不动”。可见眉飞色舞是渗透进基因的。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两个细节特别打动我。一是陈怀凯在病危中，凯歌还在上海拍戏脱不了身，只能不断通过电话询问，他在电话中让凯燕告诉父亲他在打仗。陈怀凯说，“告诉你哥，我要儿子，不要英雄。”另一是父亲去世第二天，凯歌就赶回摄制组，凯歌说，“爸爸就像大象一样，大象在临死之前总是慢慢走到林子里，独自默默地死去。”
凯歌一生中两次离异，在几位女人之间恩怨缠绵。一位朋友很动情地告诉我，与第一位妻子离异时候，凯歌是一路哭着回家的。我想是他的感情容器里承载了太多东西，凝滞而变成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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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系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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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系缆》是我好友吴方遗作的书名。吴方于1994年起被检查为肝癌，几经治疗，人瘦弱不堪。1995年酷暑，因考虑其子马上要进高三面临高考冲刺而受其影响，决心从容弃世而去。《斜阳系缆》为1992年他记俞平伯一篇文章的标题，我觉这意境真是一种伤感中的壮丽。1995年8月16日约中午前，编完这本最后的文集，他趁妻上街买菜之际以电话告诉冯统一，书名就叫《斜阳系缆》，回家将自己悬于门框之上。那天中午我刚好在《读书》编辑部，那时《读书》编辑部在朝内大街166号，吴方家在东四七条，相距并不远。接到吴方妻电话，我跟着《读书》同人骑自行车赶去，记得同去者还有雷颐。时院里停着急救车，吴方脸色极为苍白。我参与帮助人工呼吸，手按压在瘦骨嶙峋的胸膛上，其实一切只是徒劳。其妻凄厉地喊着一定不要停手，屋外暴雨如注。事隔已八年，当时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认识吴方在1989年，《东方纪事》创办，陈平原兄帮助主持《读书俱乐部》，提出在一本优秀杂志中应该倡导优秀的书评，参与者有黄子平、葛兆光、王得后与吴方。吴方读的都是梁漱溟、王国维、周作人、徐志摩等的回忆录与传记。之前他写过一些文学评论，但对即时的小说的兴趣远不如对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心态、形态的兴趣。1989年7月，大家不能做事，闲得无聊，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安波舜组织到大连度假，同行者除吴方、何志云还有天津作家赵玫、《读书》的吴彬等。那时候安波舜编辑的“布老虎丛书”好像正在筹划。那个夏天我们难得将自己松散地暴晒在沙滩之上，晚上微月一钩，繁星如近在咫尺，涛声逼人。我们沿海滩散步，吴方与我聊对新潮文学的看法，他对用西化语言使叙述变得晦涩的小说不喜欢，而我当时在《读书》的“最新小说一瞥”中则经常推荐这样的小说。然后他又说王国维在颐和园的自沉，他惊诧的是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国维为什么是借钱要了一辆车到的颐和园，而且选择的是扎进污泥窒息的痛苦方式，而非在“一湾净水”中走入自由之境。吴方说起王国维遗嘱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讨论这“辱”字究竟因溥仪被逐、国民军北伐还是因罗振玉。吴方的说法，王在死前是烧掉了罗的所有信件。我感觉当时吴方对王国维有一种情结，他说王国维现在回头再看的重要性，第一是从早期对西方哲学兴趣转向了晚期对考古发现等小器物的专注，以“大而见小”。他称道于这种文化保守，认为王国维的“收敛沉潜”与“自律”构成了他清高的人格。那时我对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体味，但我能感觉到吴方对“人格”的珍视。
因为那一周，我们成为很近的朋友，我去他家，他也到我家。他家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惟一好处门口就是一棵好大槐树，夏日树阴如盖。吴方是读书人中少有读书而不藏书的，书柜无多闲书，家中之拥窄在记忆中好像都无一张清静书桌可以安置。他在文化部《文艺研究》做编辑，读书找图书馆。家里少有几本他喜欢的书，其中一本是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他说他喜欢“缘缘堂”这个名称。
1990年1月，吴方在《读书》上以弘一大师开头，不定期地写一批他所触摸到的文人的随想，其中追寻古文洗练而有意境的表述。第一篇写弘一的《夕阳山外山》取龚自珍诗“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憾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为意境，我们还觉得过多追寻用词，行文有夹生处。此后越写越好。他写成的文人随想，我最喜欢的是俞平伯与朱自清。他写俞平伯之“倦说”、“超脱”，写朱自清之“节制淡泊”，写的都是他自己的人格理想。在俞与朱之间，吴方喜欢的是朱的文字，他说朱的散文是在温暖惆怅中有悲凉寥落，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他总结其美学召唤力在“永远为非强迫的反应留有余地”。而且他把境界上升为“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引《论语》“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俞与朱曾同写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俞的文字，感觉那是一种色调喷溅的繁华，周作人赞其“旧中有新”，这新旧之间构成一种底蕴丰厚的繁复。朱则过多一种沉郁流水的沉吟，好比一种浓得太重的绿，在沉吟之中层次也不再斑驳。
朋友们对吴方的评介是“宽厚温润”与“清贫自守”，在我记忆中，他夏天永远是一件白圆领衫与一条牛仔短裤，冬天则是一件灰黄色羽绒服。无论什么场合，无论面对什么人，他脸上从来都是一种浅浅而宽厚谦恭的笑。吴方说他崇尚一种“安定”的生活，“安定”而非“安逸”也非“沉寂”，在多慷慨之气弥漫之中甘居自己喜好之一角，瘦尽灯光读自己喜好之书，不受别人钳制写自己喜好之文。在上世纪90年代吴方是少有不为钱所累，中午一碗炸酱面足矣，只顾埋头读无用书、写无用文章的人。他“讷讷向人锋敛芒，小无町畦大知方”，其“厚容”的质地，想在日后越来越快餐、实用的时代会越来越成为我怀恋的所在。
吴方出过几本并不出名的书，读者寥寥。吴方的文字思想亦无太多出类拔萃或哗众取宠之处，其一切早已无声无息——收敛沉潜的前提往往过早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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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与凡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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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是我所认识的作家中少有对文字的色彩表达孜孜以求者。他早期发表于1981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就叫《绿夜》，用文字刻意堆砌一种凝重得使天地间无法分割的绿色，以它浸洇人物的恩怨情感。1985年他专门发表一篇文章叫《美文的沙漠》，认为作为母语的美文不可翻译，好的小说一定应该是美文。此文在当时曾引起广泛关注，至于何谓美文，张承志是看不起明清小品那种美丽的轻薄的，他期望的是一种色彩中饱含躁动喷薄着的张力。应该是这一年，他与凡高相遇。这是他作为学者身份到日本参与东北亚历史研究回国之后。这一年他先写了短篇小说《残月》，叙述一个虔诚老教徒在一次晚祷中的思绪流动，在老人眼中，夜寺在崇高的黑色围困之中有明亮成鲜黄色的灯光泻出，灯光喷涌下满寺变成金黄。这篇小说发稿后我去找他约稿，他说小说结构就来自一个夜寺的意象，这夜寺蹲在黑黝黝的山影之中，顶着一弯青铜月牙。他给我看这样一幅挂在墙上的他自己并不成熟的油画。我想到的是凡高的《夜间咖啡馆》：蓝色天幕上星星犹如银色花朵，咖啡馆整个就是要流出来的鲜黄色。而在给他弟弟提奥的信上，凡高曾这样描述一个场景：“榆树梢在夜晚的天空上显出一排黑影，在这些屋顶上，只有一颗孤独的星。”那时候张承志就迷醉在这样的画面意象中，他给我的小说是《九座宫殿》，描写一个西北汉子与一个考古队员同时进沙漠去寻找传说中的宫殿。那画面近处是龟裂的土地，远处是波浪般起伏的白色沙丘，白色沙丘的蜃气中是蓝琉璃的宫殿。在凡高的画里，前景的土地同样常常被厚重的色彩所龟裂，凡高当然最喜欢透明的蓝与喷薄而出的黄的对比。
在这样的前提下，张承志1987年去德国又去美国，回来后连着写了三篇令我感动的散文。《禁锢的火焰色》记他在这两个国家寻找到凡高24幅作品的狂喜。在我们还没有深入体会凡高的时候，他感受《向日葵》是“类似砍断了头鲜血纵横”、“强烈刺激官能的爆炸般的鲜黄、浓黄、金黄”；感受《阿尔景色》是“深黑的浓重蓝紫”；感受色彩最斑斓的《花原》是“火焰在明媚阳光下的变幻七彩”，“右角小屋是他的宫殿，满开的黄色向日葵是他爱情的信物，浓密深绿的橄榄丛是他的伤疼和强力，左角遥遥的丝柏是他伟大的遗嘱。他是这花原的君王，他掩饰不住泼洒涂抹下了他的高贵品质”。而感受《星夜》是“火焰在这里不仅是笔触和用色，所有色彩在这里绝对自由了”。“黑油彩急速涂抹的丝柏剧烈地蹿冒着黑火焰，压垮一切地宣布着他的伟大遗言，在这浓重的火焰流淌色彩奔腾中，科学的宇宙失败了，神秘的世界开始统治，鲜黄和橙红的火球在滚滚疾行的蓝云中闪烁。”《黑火焰树》记他称为凡高“伟大遗嘱”的丝柏，称它是“寄托神性与残忍美的”“凝固的火焰”，“不屈放纵地螺旋拧扭，全部愤怒与抒情的节奏又被满幅沉重的深蓝锁住”，“对抗的全部力量都强悍地涌动着，但对抗不在今天”。《绿风土》记美国克罗拉多印地安人旧地，与凡高无关。但他描写那里的景色，“骄阳残酷地高悬着，烤得痛苦狰狞的绿血绿膏缓缓融开，印地安人的悬崖石屋在巨大的石缝里静静卧着，空无一人，我感到一种绝望的坚强。”他说，凡高在这里活不到37岁。
1987年时，我读到的凡高只是那个美国人斯通那本愚蠢的《渴望生活》，这本演绎的由大量拙劣对话组成的传记中译本在我们中国曾畅销了几十万册，成为大家的可怜启蒙。我是后来直到读到凡高给他弟弟提奥的全部通信，才真正听到了他那些触目惊心的油画的呼吸。其实凡高的触目惊心是在1888年他37岁之后才诞生，他真正令人惊叹的艺术生命其实只有三年。在1888年他到阿尔之前，比如1887年的《树林与草丛》，还是那种纯正而美丽的绿。1888年，他的颜色突然就如爆炸一般，有了明亮到炫目的那种厚积。从《花原》、《海景》到《向日葵》，明亮到极限就成了《播种的人》——麦田上火炉般的天空，刺目的太阳，近景的地真像是在画布上犁出来的。我常想，这一年年底他的精神病发作，可能就因为他的精神难以承受这样的色彩压力。1889年他住进圣雷米精神病院，由此诞生了色彩更为冲突的《丝柏》与《星夜》。他说，“丝柏具有类似埃及方尖碑的线条与比例美，它的绿有崇高的气质，它是阳光中的一块黑斑。”然后就是1890年，在自杀前的两个月，他画了80多幅画，开始反复画被恐怖的深蓝天空压迫的很黄、很亮的麦田。到了《麦田上空的乌鸦》，他把他自己全部投掷在那大片延展、无边无际的金黄色中，他的躯体无法支持那越来越沉重的精神。他无法阻止它离他而去，融化而成《奥维尔风景》里那种凝固。他说，秋天使一切都变得更严峻与宁静。我曾经与张承志讨论过，他认为凡高的情感浓度决定了他所感知到自然的颜色厚度，而这种厚度的累计决定了他会依照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投身那雄浑深厚神圣的母体，在那里把一切世俗变成圣洁。而崇高与圣洁拥抱了他那些颜色，才使它们变得那么高贵。
凡高死于1890年7月29日，7月27日他给弟弟提奥写了最后一封信。开枪自杀后他等待着他亲爱的提奥来到他身边，两人整整守候一天后才平静地死去。我最喜欢他最后的——用尽了全身力量的《麦田上空的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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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与凡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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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凡高的伟大崇拜中，张承志用三年时间，到1990年写成了他最重要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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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与出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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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朱德庸是因为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成了他的营销工具。2000年3月，他的《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醋溜CITY》，系列漫画一堆13本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在北京首发。首发新闻发布会在三联韬奋中心，我和余华都被老沈——沈昌文拉去给朱德庸做铺垫。营销后现代出版社安排与朱德庸共进午餐，他选择的是隆福广场当时的自选北京小吃，吃的也就是炒疙瘩、凉皮、驴打滚之类。朱德庸吃得不亦乐乎，说是几天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很响地喝啤酒，嘎嘎地笑。他与余华节奏不一，都有轻微结巴。余华当时恭维说，晚上看你的漫画，笑得肚子都疼。
从此成为朋友。朱德庸每到北京，好像只认一个地方，每次都是香格里拉。他想高兴的时候就邀我和余华，好让我们成为与他一起宣泄的对象。香格里拉有个意大利餐厅，菜并不好，可环境不错。他最想从我们嘴里知道的是北京的新“段子”，自己也搜罗一些作为交换。余华喝上啤酒说话声调急促而高昂，于是大家又嘎嘎地笑，不仅惹意大利人白眼，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几次来桌边提醒，朱德庸依然放荡不羁。
我原来羡慕朱德庸在生活中好像一切都不被别人领导，一天的时间表不用考虑别人的要求，可以想睡觉时就睡觉，想出门散步买菜时候就出门散步买菜。他说他本来在台湾的《中国时报》有一份固定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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