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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品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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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羡慕朱德庸在生活中好像一切都不被别人领导,一天的时间表不用考虑别人的要求,可以想睡觉时就睡觉,想出门散步买菜时候就出门散步买菜。他说他本来在台湾的《中国时报》有一份固定薪水,一天真正的工作其实也就几小时,没有什么压力。但因为感觉上班和上学时的心情一样不开心。
  早上起来想到还要上班,会有一层一层人在你上面管你。出门本来打个车可以直接上报社,结果宁肯是在马路上走,实际上是尽量要把上班时间往后拖。按说上班也没有人直接约束,但不可能这个新闻想画那个不想画,这单位是别人的,你只要在里面,就不会有自由。他说他是想到了一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进门与出门才决心辞职的——一个人的上半生找入口,下半生找出口;大约花16年辛苦读书,40年时间上班;就像蚂蚁一样,一旦走进去就只有把最精华的时间照着一种规则往前走。人与人之间你骗我我斗你,后边的人要把前面的人拉下来,前边的人又不让后面的人往前跑,实际是出卖自己最应该享受或最应该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年龄,为社会为单位为老板做牺牲。等把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交给别人,精疲力竭之后,也就该出门了。出门的时候也可能有虚名也可能没有,也可能有了钱也可能没有。但人人都这样活下去,即使有良知的人也只在一天中的几分钟会反省一下,接下来还会这样活着。
  我由此而佩服他的智商。朱德庸在一次闲聊中,还有一个精彩观点令我佩服。他说他在台北只有一百多和二百平方米的两处房产,一套自己家用、一套作为工作室。他说那些置豪华房产的朋友实际都是给菲佣买房。“你想想,早上七点多钟就要开车去上班,晚上七点多钟回家。除周末,一周大部分时间这房子都是菲佣在住。我跟他们说,不如你们自己去当菲佣算了。”除房产,朱德庸买的是大众车,他说他不会选择奔驰,原来宝马是专业人士开的,但在台北让一帮痞子把名声搞坏了。他喜欢德国车的稳重,吃饭没有什么讲究,觉得最好的饭还是在家里,也不穿名牌衣服。那我就奇怪,他为什么还要辛苦挣那么多钱?他回答我时自己先笑,他说,“我老婆其实也这么问我。我对小钱,一百两百的现金有感觉,那是实际可以花的。而等到书出版,支票存折对我来说就是数字。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想看电影一个月买几盘录像带,想听音乐一个月买几盘CD,都花不了多少钱。我喜欢走路,喜欢骑自行车,这些都不花钱。所以我太太有时骂我,你还要赚钱吗?赚了钱你根本不会用。但我觉得赚钱是对我画画的肯定,我通过画画有能力挣钱,这就像游戏一样。”
  朱德庸与我算有缘分,我们相识后他一直给《三联生活周刊》画新作,他说要给周刊最好的作品。但这两年与他见面闲聊的机会越来越少,通电话总是录音,然后他再慢悠悠结结巴巴地回话。他起先想在内地买房,觉得在这边可能过得更舒坦,也不知怎么搞来搞去就在北京搞出一个工作室。然后先是话剧后是电影再是电视剧,从品牌营销角度,他的认知率直线上升,但战线越拉越长,需要应付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给我们的画稿不再是画好一批手稿集中提前寄来,而是变成每周临时从E-mail发送。电话里他不断地说,最近实在太忙。我由此想到,一个人从单位掩门出来,想要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也就又推门进去。别人的单位与自己的单位,本质是一样的。不成功要成功,成功之后扩大再生产还要再成功。虽然自己打工钱挣在自己口袋里,但一部分上税贡献社会,一部分扩大就业也是贡献社会,再一部分作为遗产留给后代。自己消费的部分,在消费中也要不断加上消费成本,算下来,最后所有辛苦都是为辛苦本身。近日与朱德庸就这些问题请教,他说,“我每天看上班族,就像一只只穿着西服的企鹅。再想想,自己其实也一样。我画画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别人承认了我自以为得意,又会更拼命地去画。整个人的生活就这样荒谬矛盾。我这样走下去,大家也这样走下去,永远也不会停,所以就那么好玩。”



入口与出口(2)



  朱德庸说,迷恋上游戏是一个人最无法抗拒的,无论什么游戏。游戏总以它的循环诱惑你不断游戏,而参与游戏一定以自己迷失作为代价。一切都在游戏过程中,它是最本质的运动,越聪明的人付出的成本越高。



竹烟波月(1)



  林斤澜是北京老作家中与汪曾祺关系最近的一位,汪先生扬州人,林先生温州人。林先生与汪先生一样擅长写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原被称为“怪味豆”,现在的说法是“有点魔幻”。“文革”前他最有名的小说是《台湾姑娘》,清纯而属当时要批判的小资情调一类。上世纪80年代最有名的小说是《溪鳗》,写开“鱼非鱼”餐馆的一个外号叫“溪鳗”的女人,其中精彩的一段溪鳗勾引镇长,镇长在有月光的桥边碰到她,女人变成“白忽忽的影子”,“脚下绿荫荫的石头桥晃起来,晃着晃着扭过长条石头,这桥下似有大白鳗扭向下游头,扭到水中央,扭到网里头。”鳗与人化来化去,汪先生后来专门写文章称这是“表现主义”,是林先生写得最好的小说。
  林先生在1977年写成的《竹》,是我在《人民文学》当见习编辑接触的第一篇小说。这小说以母女的书信体表现过去(革命斗争故事)与现实(“文革”浩劫结果)的交叉。二十多年前刚读的时候,实在被那种竹山中缠绕的意境所折服。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描写“这山谷真像一口尖底铁锅,团团转转,锅沿锅底,严严密密,长满了绿毛——那是竹子。刹那间,我感到静得出奇。左右一看,一个人没有。不是还有一个我吗?可这个我,也像是绿毛毛中间的一个影子”。还有“我看着对面的山梁,那里明亮的阳光照得竹林仿佛刷了层金。那阳光不是匆匆忙忙赶过城市的阳光,那阳光一动不动站住了,站在那里做起梦来了”。现在每到山里,想到的还是这样阳光一动不动站住的景象。
  林先生对竹山太熟悉,他在这篇小说里有一段很精彩的关于竹品质的叙述,从原始森林一尺地会生出几尺东西,各种东西都要争阳光争水争土说起,各种植物都有自己的本事,他说竹靠的是一株紧挨一株肩挨肩站在第一线,又都一齐弯下腰,没有一株不碰着地皮,身子下遮得一点阳光也漏不进去,从而保护了一座竹城,“那站在第一线弯腰的,竹梢在地上都磨破碎了,没有好叶子了,朝地的半边身子都枯黄了,却没有一株直起身来晒晒太阳。”对竹子的另一种生存方式,他说得更有感情,“竹子是缺不得水的。地下水要干了,地上要大旱了,竹子就会晓得自己活不长了。怎么办?它开花,别的花是好水好肥好时节开的,竹子偏偏在最艰难时节,拼出全部养分,顶牢个死开花。开花做什么?结籽。结籽做什么?好叫风吹到别的地方去。若是落到身边地上,就一年两年地等。等到地上地下好起来了,再发芽生根,竹子钻出来又活了,又成林了。”
  关于这竹子开花,我在段成式的笔记《酉阳杂俎》中读到:“竹花为覆,死曰,六十年一易根,则结实枯死。”《酉阳杂俎》中还有一条说“棘竹”:“一名笆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卒不可功。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缲车,食之落人齿。”“竹城”看来是受此启发。
  林先生说他不喜欢郑板桥的清风翠微、烟光日影之竹。他自己的小说,怪也怪在好像水正常流着就会出现梗阻,其中好似有“死面疙瘩”,揉也揉不开。他说,那是经历的事情多了,觉得清风明月般的清纯其实没有,于是也不会再有一潭水能见底的抒情。比较郑板桥,他真心喜欢的是倪云林。他说倪云林是身居绿竹漪漪之中,能画出磨砺得形销骨立的枯竹,那枯竹是滤去绿竹本来丰盈的水分,才更有味道。郑板桥的“胸中之竹”其实还是节与叶之间的意境,“窥窗映竹见玲珑”而已。他说他喜欢倪云林画中的意境,比如“野竹寒烟外,霞柯夕照边”,比如“竹梢清泪浩难消”。而我则更喜欢“鹧鸪啼处竹苍苍”。
  倪云林的竹,被称为“笔简思清”,徐渭对其评价是“古而媚,密而疏”,董其昌说他是“笔法秀峭”。而他自己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他的竹的味道在,苍老者笔弱,以显其嫩;清瘦者笔老,以显其古;遒劲中有清婉,详整中又有简淡,按石涛的评点是“淋漓高下,自有性情”;“空灵清润之气,泠泠逼人”。
  倪云林当年所居之“清阁”,“如方塔三层,疏窗四眺,远浦遥峦,云霞变幻,弹指万状。”“松篁兰菊,茏葱交翠,风枝摇曳,凉荫满阶。”他的逸事在《云林遗事》中有两个细节,一是当时张士诚高邮起义后成为吴王,其弟张士信送钱财想要一幅他的画,他愤怒地将钱扔掉。后来他在太湖云游时撞上张士信,张将他痛打一顿,他忍着不吭一声,别人问缘由,他说,“一开口便俗”。二是后来张士诚将其关押,牢狱送饭他让将饭举过头顶,牢狱知道这是怕他吐沫掉在饭里后,怒而将其拴在马桶边。他被称为“迂倪”,最大毛病是洁癖,也有两个细节,一是他家厕所是历史上最奢侈的,木格下实以鹅毛,排泄物下去了无声息,鹅毛起则有童子移去。二是一天夜间听有客咳嗽,清早他非要仆人找出痰在哪里。仆人找不到,骗他说吐在梧桐树叶上,他一定要把家里几棵梧桐树叶全部擦尽。我喜欢他的迂而不喜欢他的洁,喜欢他的一首《居竹轩》诗:“翠竹如云江水春,结茅依竹居江滨。阶前迸笋从侵径,雨后垂荫欲覆邻。映叶黄鹂还自语,傍人白鹤亦能驯。遥知静者忘声色,满屋清风未觉贫。”



竹烟波月(2)



  关于竹的诗文,我还喜欢白居易《池上篇序》中“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一句。林先生其实也喜欢白居易的诗,在《溪鳗》中他引白居易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意境深长。



马勒崇拜(1)



  我接触的第一个马勒崇拜者是周舵,1986年他在四通公司谋事,家里是一些文化青年的聚居地。周舵最喜欢的作曲家,一是肖邦一是马勒,从表面看这是从最优雅抒情到最狂躁宣泄的两极,实际上肖邦与马勒都是内心感受敏锐而有些神经质,所以内心冲突幅度都是极大。我听第一部马勒作品是周舵推荐他翻录的《第二交响曲》(《复活》)磁带,第一次听真有灵魂出窍之感。记得周舵家里当时还有两套原版卡拉扬指挥的布鲁克纳第五、第六交响曲磁带,周舵以很不屑的语气,他说,“你要想听就拿去,我听听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一首《复活》,周舵就把马勒崇拜传递给我。我迅速去唱片店购买了当时能买到的几乎他的全部交响曲磁带,大部分都是库贝利克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录音。我喜欢磁带盒上使用德国一位现代派画家画作的设计,它准确传达了马勒交响曲里那种像火焰般燃烧的欲望。
  也可能因为原始定势,我始终最喜欢《复活》。倒不是因为第一乐章与末乐章呼应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呼喊,而是因为第四乐章像羽毛般纯洁而又温柔的女声独唱《原光》和最后使用了克洛普斯托克庄严又震天动地的复活合唱。而且在第二乐章对人生甜蜜回顾之后,第三乐章的谐谑《安东尼对鱼说教》较深刻表现了对人生的反思。我的好友作家格非最喜欢的则是《第一交响曲》,他喜欢第一乐章中春天黎明的生机,以及经过第三乐章葬礼进行曲对死亡纤细的感受后“暴风雨般的运动”,觉得那种排山倒海的感觉非常过瘾。而我当时是把《复活》当成自己灵魂升华的一种依靠物,以至到美国见到北岛,他说送我一张唱片,我选择的还是伯恩斯坦指挥的这部作品。我记得当时花去北岛40美元,唱片买下来急于到查建英家里听一遍。小查的先生是段位很高的古典音乐迷,我当时隔几天就看他从汽车后背箱里拿出新买的一摞CD,真从心里羡慕。他在公寓里置了一套极好的音箱,遗憾的是他对马勒充满鄙视,我们于是只能挑一个他不在家的日子。巧的是那天我们放开音量刚听到一半,他却意外地回家了。他进屋有点轻蔑地说,“哦,马—勒!”坐了一会儿就回他自己房里。我们赶紧将音量调低,但马勒也实在讨厌——他一会儿轻若游丝一会儿又惊天动地,它让我们听得非常紧张。
  我是直到后来才体会到小查先生不喜欢马勒的原因。他认为马勒习惯用一段表现一个乐句,所以歇斯底里、滔滔不绝,太多情感宣泄,宣泄得没有节制。他喜欢瓦格纳,按说瓦格纳的音乐也缺少节制,但他认为瓦格纳音乐中到处是透亮的阳光与湛蓝的天,而马勒音乐中是太多痛苦的呻吟与痛不欲生。在布鲁克纳与马勒之间,他与周舵截然不同——当然地选择布鲁克纳。因为布鲁克纳是宗教的,马勒是世俗的。
  马勒听多了确实会腻。我在上世纪90年代相当一段时间开始对他那种叙述句式出现反感,觉得他使用了比较繁复、夸张的表情,不厌其烦地追究“人是什么”,听多了是一种絮叨。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对人生的描述过于文学化,其中渗透神经质的忧心忡忡。但后来读到伯恩斯坦在深入研究他之后的结论,说是“他音乐中过度紧张的神经令人不堪重负”。伯恩斯坦对他音乐的解释是:“那些与生俱来的狂热、情绪的过度渲染、显示力量的姿态的粗鄙及要求改变现状的喧哗,所有这一切都因天真的、对梦想的记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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