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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安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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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这个人有点阿Q精神，什么事情总是往好处想，我就告诉我自己，吴平是为了怕我不高兴才这么做的。但是有一次他前妻把电话打到家里来了，我在厨房，我听见吴平说：“明天，你往我办公室打电话。”声音比平时接别人的电话小了好多，后来和我说话的表情都显得那么不自然，那天我没问他什么，但是我心里特别不好受，我觉得他并没有真的从心里躲开过去的事情。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前妻买家具。
换工作找单位之类的事儿都找吴平帮忙，他跟人家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他的女儿能有一个好环境。我觉得追究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想为了这种事情跟他离婚，我又没有这种打算。但是，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我的婚姻跟我的同龄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结婚前没有承受准备的思想负担，我的丈夫除了拥有和我的共同的世界之外，他还有一个自己的世界，那是我永远不能走进去的，到现在，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这还是我心里的一个结，解不开。
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在说吴平这个人不好，他确实对我非常好。有时候，他在单位加班，但是他从来都是饿着肚子回来跟我一起吃晚饭，不管多晚。即使有一些应酬，他也是尽量推脱。吴平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但是他做得很好。
说到这就要说说他们家。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结婚后，他父母对我管孩子的不放心态度始终不变。结婚以后我也常去他父母家，因为女儿在那儿，吴平去，我也一起去。
但是几乎每一次，只要我带丫丫出去玩，他女儿叫丫丫，或者买东西，我婆婆都会千叮咛，万嘱咐，惟恐我把丫丫弄丢了，我婆婆经常说的话是“你带孩子出去过马路要小心！”、“你别老带孩子逛商场，现在外面乱，到时候光顾你自己逛，孩子被别人拐跑了”之类的，一边说一边看我。孩子也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看我。我不知道别人听见这些会怎么想，反正我是特别不舒服。我觉得所有这些话都是对我的不放心，因为我是孩子的继母，而我没有生养孩子的经历。
有一次，我们到丫丫爷爷家准备接丫丫回自己家过周未，我记得吴平星期六出差，星期天我带孩子去八大处爬山。当时，我婆婆和我丈夫在厨房说话。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婆婆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我丈夫坐在椅子上，我婆婆的头垂在我丈夫的膝盖上正在哭，我吓了一跳，赶快退了出来。
结果那天吴平跟我说：“星期天不要带丫丫去八大处，我妈怕你太累。以后再找个周未咱们三个人一起去。”没有商量的余地，你懂吗？实际上就是通知我一声。我突然有种很坏的感觉，我就像一个保姆一样不被信任。
我的确很难过，甚至当天晚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跟吴平说。孩子在我新婚两个月的床上睡着了，吴平紧紧地抱着我。
我觉得我们都特别可怜，吴平、丫丫还有我。我知道吴平在他父母面前只有协调、协调、再协调，因为他们帮他带着孩子，减轻着我们的负担，而且，这样也可以让我们俩暂时过上两个人的、不太紧张的日子，为我们面临的工作压力解除后顾之忧，丫丫的可怜在于她实际上没有属于她的家庭，妈妈和爸爸都已经再婚，爷爷、奶奶不能管她一辈子。有时候我对丫丫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我常常想，假如我是她，我该是多么不幸，所以我真的很愿意对她好，再说，我毕竟是非常爱吴平的。我也可怜我自己，我注定不能得到大家眼中的那种圆满，没有真正的两人世界，而且，吴平在我之前有过婚姻，婚姻生活中的一切都不会激起他的兴奋感了，我实际上更像他后半生的一个伙伴……舒澜停顿下来，半低着头，水杯还是在手心里慢慢地摩擦着。我看不清楚她的脸上是什么表情。
应该说舒澜跟我采访的一些讲述家庭隔阂的受访者不一样，很多人都是在深切感受到隔阂之后放弃了交流的尝试，甚至开始对亲情的存在是否真实产生质疑。但是舒澜没有，她的态度显得非常理智，一方面她非常肯定她和丈夫的爱情坚实、婚姻稳定，另一方面她又承认他们之间的禁区的存在并且接纳这种存在的合理性。我不知道这是源于成熟还是源于内心的失望。
舒澜长长地吐一口气，继续我们的话题。
有时候我想，假如我不是嫁进一个政府官员家庭，我的公公婆婆就是退休的老工人，可能我的日子会比现在好过一些。开句玩笑，政治斗争的表现方式就是让大家臊着你、隔离你，让你自己觉得无地自容。
吴平他们家是福建人，他们在家里都说福建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们很少会跟我说什么。吃饭的时候，他们唧唧喳喳他说，我一声不吭地吃；吃完饭，他们还说，我一个人在厨房洗碗。然后我坐在吴平旁边听着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差不多快9点钟了，吴平说：“我们走了。”我说：“爸爸妈妈再见。”
我觉得我天然地就不具备融合进他们家的可能，他们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根本不需要我融合。每次他妈妈打电话到我家，都说：“舒澜，吴平在不在？让他接电话。”吴平如果不在，她就说：“好了，我呼他吧。”
我总是能感觉到，我不是他们家的成员。有一次丫丫打电话，问她爸爸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说学校要求了解学生父母的情况。这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在丫丫所有的学生记录中，关于父母都还是写的吴平和他前妻，虽然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不是夫妻，而且丫丫是归吴平抚养，我是孩子现在的母亲。可是丫丫一直都叫我“姑姑”，有时候我们三个人在外面，孩子开心地叫：“爸爸、姑姑快看！”我就会有些别扭，我不知道别人听见会怎么看我们的关系，当然孩子是无心的。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吴平应该去改变的，但是我知道他做起来会非常难，所以我也只能不要求了。
吴平曾经跟我谈过几次这个话题，结果都是进行不下去，还搞得两个人都不愉快。凭心而论，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和私心。比如我婆婆和公公吧，他们其实是很疼爱孩子的人。吴平是他们儿子，天下没有不希望儿子幸福的爹娘。我记得我婆婆就跟我说过，吴平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开心，回家学唐老鸭逗丫丫玩儿，这在以前几乎是没有过的。他们的儿子因为有了一个全新的婚姻而心情愉快，他们也是很高兴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又在替儿子尽义务，就是抚养丫丫，别人可以安享晚年，他们还要为了一个小姑娘每天忙里忙外，很累也很烦。至于他们对我，我想就是因为不信任吧，我没有过孩子，甚至在吴平面前我自己根本就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们生怕丫丫跟着我会受委屈，毕竟，关于后妈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必须承认，我也是有私心的。哪个年轻女人不希望能跟自己的丈夫朝夕相守、不被打扰啊？所以我有时候幻想，如果没有丫丫，就我和吴平两个人，想去哪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那该多好，至少是刚结婚的第一年这样也行。我想，我是有虚荣心的，比如同事一起出去，我特别怕吴平不能去，我说不出口，就是我们得带着孩子。所以，每次我都比那些真正单身的人还爽快，好像随时都可以出来，没有任何负担一样。
有时候想想，婆婆，公公也不容易，其实我真的是很感激他们的。但是，你看我可以跟你说这些话，对他们，我就讲不出来，甚至对吴平，我都没有说过，好像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民族吧。这样大家各执心事其实是最坏事的。
我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无论如何丫丫没有任何过错，所以我对她很好，我们很像一对朋友，丫丫信任我，很多不跟她爸爸讲的话，都告诉我，甚至包括对她妈妈的一些想法。凭心而论，丫丫是一个很可爱也很懂事的孩子。我带她出去玩儿，别人说：“你跟你妈长得真像。”她点点头，从来不解释我们是什么关系。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和我丈大的家庭缺少沟通吧，不管我对丫丫做的再好再多，我老是觉得她在她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世界里生活，但是那个世界是没有我的位置的。有一次在他父母家，我听见他爸爸在电话里对别人讲丫丫的事情，其中有一句话说到我和丫丫的关系，他说：“她对孩子不错，但到底是隔靴搔痒，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我想，做后妈要取得信任真是比登天还难。
我曾经跟吴平说过，孩子迟早是要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么我和丫丫之间与其等到那个时候再培养感情，不如现在就开始，孩子越小，就越容易接纳。
我结婚以后，我妈一直督促我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我一直没要，一方面是我还想好好工作几年，另一方面是吴平对这件事很不起劲儿。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懒得猜。
舒澜把杯子放在小茶几上，在沙发里舒服地拉长了身于。
我的婚姻告诉我，人和人之间要想保持一种和平、稳定的关系，就必须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妥协。你首先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想要的是我和吴平的婚姻，那么一切就都得以保护这个婚姻为目的，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些问题你忽略它，它就不成问题，如果每一件事都较真儿，都要说清楚，那很可能就会什么都保不住了。
所以我现在很平和，无所谓，我知道吴平很爱我，这就足够了。虽然说，得到这种爱之后，有时候也还是觉得有点儿孤独，有点儿不如意，但是说到底我们的家庭还算是好的吧。
舒澜在说完最后这段话之后，情绪一下放松了，她把她和丫丫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小女孩很秀气、单纯，依在舒澜身边，很乖巧的样子。如果不了解事实，很容易被认为是母女俩。舒澜一张一张地给我讲解，“这是在天津”、“这是在……”，看得出她很喜欢这个孩子，她说孩子穿的衣服是她到南方出差的时候买的，孩子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
有一张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明灭的灯光，舒澜说是她带孩子去现场听苏芮的演唱会。她说：“你记得苏芮有一个歌儿，叫《亲爱的小孩》吗？那天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就哭了。丫丫问我怎么了，我没告诉她，其实我是在想她，在想本来我们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很圆满的家庭，我说，姑姑只是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特别爱哭……”我问舒澜：“你设想过吗？假如丫丫是你的小孩儿，你们是不是就是最完美的家庭了？”舒澜淡淡地一笑：“想过。在我和吴平最好、和丫丫最好的时候都想过，但那是异想，”她停顿了一下：“希望后面还有天开。”
第七章 用后半生做一份结婚证
采访时间：1998年11月10日6：00PM
采访地点：庄成的办公室
姓
名：庄成
性
别：男
年龄：36岁
北京某大学财会专业毕业，曾在某机关
从事文字工作，现受聘于某会计师事务
所，任审计师。
庄成在离婚4年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再婚。曾经的失败婚姻一度使他在面对家庭的问题上谈“婚”色变，而新的家庭在成立之初的新鲜感逐渐消退之后又使他一筹莫展。每个人都有权重新选择生活，但是从形式上实现重新开始并不困难，难的是从心态上进入一个新的角色，并且确实承担起这个角色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能善待过去的人才懂得珍重未来，然而在一对再婚的男女之间，横在他们各自心里的各自的过去有时候是一个很难超越的障碍，他们刚刚分别医治好自己，暂时还没有能力去医治对方。那两道曾经相互抚慰的、相近的伤口，连在一起，成为他们之间新的裂痕。
庄成是通过他的一个同行也是我还没有做记者时的一个朋友与我联系上的，朋友把他的呼机号告诉我，并且介绍了一些他的基本情况，说他“是一个经历挺丰富的人”，“离婚4年以后和一个离婚一年的人重新组织了家庭”，他“想谈谈他再婚之后的感想”。我问朋友，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我的联系方式早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公开了。朋友一笑：“可能他觉得那样面子上过不去吧。反正谁找谁都是一样，你有兴趣就呼他吧。”
回到家里我马上就呼了他。回电话很快。从声音听起来是一个痛痛快快的人，他说他这一个星期随便什么时间都可以，而且他说：“我知道你住的地方离我的办公室很近。一般到下午五点以后，我这儿就没有人了。你愿意到这儿来吗？”我说“可以”，他马上说：“明天怎么样？”
1998年11月10日傍晚，我走进庄成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时是差五分钟六点，他已经坐在一进门秘书的位置上等我了。
我随着他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从房间的布局来看，他在这里应该是一个有些头面的人物，他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庄成是那种从长相看非常老实的人，清洁的西装，白衬衫、深色领带，标准的“写字楼装束”，他的眼镜镜片上没有金属边框，从我坐的角度看过去，眼睛显得特别大。他没有坐在他自己办公的位置上，而是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我的斜对面。
我忽然觉得这有些不像采访，倒像是很久未见的朋友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叙旧。
他的样子非常可亲，没有任何戒备，而我几乎已经习惯了每次采访之初必须要全力化解的那种受访者的步步为营。庄成的放松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
我问：“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要跟我说什么？”
他一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身于略略前倾：“我不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我离婚那段，还是我现在的婚姻。你想知道哪些我都可以给你讲，但是我最想说的是我现在的婚姻，离婚已经是差不多五年以前的事情了。”
他的坦率多少让我有些吃惊。这显然不是一个自己没有能力化解心事的人，为什么会想到要跟我这样一个陌生人谈话呢？我曾经在很多次采访进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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