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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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如此的反宣传，说不定会激起人的好奇心，偏要买一本来看看，倒是置
之死地而后生的宣传妙法。但这是心血来潮想入非非的怪念头，属于闲话，
表过不提。

单说作家给自己做广告，乃是自表（请千万别联想到丑表功）其优异，
自夸其如何了不起。本来嘛，“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心理也是自古皆然
的。自我欣赏或自我陶醉之余，略略外溢一点，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中国古代文人也通行这么干，举点熟知的近便的例子，如李白自夸“请日试
万言，倚马可待”；杜甫自夸“诗是吾家事”、“晚节渐于诗律细”之类，
都是当仁不让的自我标榜，而且也名实相副，不算老王卖瓜。最常见而且至
今也通行的是一种聪明的自我表彰法，是故作谦虚状，字面上说自己如何如
何不行，才疏学浅，有如说唱艺人上场时所说的：“学生我初学乍练，唱得
好与不好，请看官们多多原谅”之类；但给人的印象是，正如朱熹所说：“其
辞若有憾焉，而心实喜之”。中国人依传统强调谦德，这种以谦逊自责的面
目出之的以退为进的自我宣传法也易为人所接受；又且自做广告而不露形
迹，不落言筌，故向为文人所乐用。

但讲究谦德也须有限度，合于分寸。谦抑过分，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虽然表现出谦谦君子的恂恂古风，却令人感到有些虚伪，有些装腔，这大概
就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吧。陈寅恪先生自是硕儒大师，我读他的书不
禁倾倒备至，但对他文中的过度谦逊却常有说不出的不舒服感，什么“寅恪
不学”，什么“博识君子幸勿以童牛角马见责”等等，自贬得太过度，反而
令人有故意矜夸自己的谦德的印象。你这样的大师“不学”，那么我们这样


的末学后生只好说自己字也不识了。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倘若一位学者自谦，
说他未必到家，议论并不周全，客气一下是可以的；如果他自说他是一个文
盲，那就虚伪得近乎欺人之谈了。

常见许多著作的序跋中有些例行的谦虚套话，说什么“谬误定多”、“意
见很不成熟”之类，也令人不免困惑。既然肯定书中有错误，何不检查改正
一番再问世？再说，有错误也许自己不能发现，倒也罢了；明知自己意见很
不成熟，何以要把夹生饭端出来让别人吃？岂非不负责任？其实，这些都只
是念念有词，有口无心的假客套而已；本人实际上是信心十足，自我感觉十
分良好的。

谦逊诚然是美德，但贵在实事求是。和西方学者打交道打得多的人发现，
西方学者不大有中国文人的假谦虚，会的就承认会，好的就承认自己好，敢
于痛痛快快地肯定自己，表现自己。这些年中外交流多起来了，中国文人的
性格也开放起来，不再讲谦德，宣传自己、包装自己、炒自己成为新潮。这
股风一起，又来了一个极端，以为能大胆自我吹捧才是“后现代”，才算新
潮到家。殊不知东西方风习虽有差异，人性大致相同，外国人也是“满瓶子
醋不响，半瓶子醋晃当”的。人家的高明人士也懂得谦虚，只是比较直率，
不强作谦虚、佯作谦虚罢了。

1986　年，一个美联社记者向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提了一个问题：“你认
为现在中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是谁？”刘晓庆回答道：“是我。”这是刘晓
庆自己发表在《大众电影》中的一篇文章中自承的。刘晓庆还说她的性格就
是爱说和敢于说老实话，不像别人那样虽然心里作如是想却嘴上不敢如是
说，云云。

刘晓庆的性格和胆气很可赞赏。但不肯承认自己最好也许是缺乏勇气，
也许是经过了更认真全面的考虑以后的真诚的谦虚。这事很值得寻味，我当
时写了一篇《刘晓庆说自己“最好”》（收在广州文化出版社的拙著《画虎
十年》中）谈论此事，在此不再赘伦。这里想说的是，刘晓庆当年所说的“虽
然心里作如是想却嘴上不敢如是说”的胆怯现象，现在已不大有概括性，至
少在作家里头，给自己做广告，宣称老子天下第一的已不乏其人。

这不是我随便乱说，可以验之于传媒。去年某期的上海《文学报》，有
一位作家自白，他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以政治小说论，中外作家还没有超
过他的。也是去年，中央电视台亮相的一位学者，自称研究西方美学他当执
牛耳。我记的不是原话，原话也许要委婉些，但要表述的意思不会错。前一
位气煞巴尔扎克，嚇退司汤达，倒还有小说可以比较；后一位现在已没有科
举考试，对自封为状元者也无法验证，吹掉牙也没有他的办法。

股票可炒，房地产可炒，书和作家当然也可以炒，别人不代炒自己也可
以炒。但做广告还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否则，凭你再说自己“味道妙极
了”，也不过是演点小闹剧，只够小报上的一则花边新闻的价值。

1995　年5　月


读《老人的胡闹》

《老人的胡闹》是周作人1936　年作、收在《瓜豆集》中的一篇项庄舞剑
式的文章。文章确实写得机智、逋峭而机带双敲，用现在时行的话叫做具有
“内出血”效应。明里骂的是日本迎合法西斯思潮的上议员三上参次，但“卒
章见志”却是暗讽鲁迅。其画龙点睛之笔在末段：

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
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
一样的可笑。。。其实此类事世界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
也。

人们常说周作人是“半个隐士，半个叛徒”，窃以为大不然。无论隐士
或叛徒，都只是周作人的面具。综观周作人的一生，充满着竞躁之心，任何
时候都不甘寂寞。竞躁的人是绝难如他文章里所标榜的“戒之在得”的。患
得患失者绝难做真正的完善意义上的“叛徒”；最终落水附逆的下场就是明
证，他真正成了叛国降敌的叛徒。隐士么？现代社会是没有当隐士的可能的。
隐士如鲁迅所说，“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
会知道的”。古代当然有隐士，但也不是那些出了名的“隐士”，隐士而知
名，就成了第二意的隐士，大抵是“挂上隐士的招牌”，以隐士为“啖饭之
道”的角色。不免“有些表白，张扬”；而且周围也必有“啃招牌边”的帮
闲（《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周作人或许向往于挂隐士招牌，而且那
时在“大隐隐于朝”的北平，确也有不少“啃招牌边”的姑且称之曰“帮闲”
的文人；这样的人物是会遗传或隔代遗传下来的。隐士和叛徒还在受崇宠，
当然变着法用好听的名义。这也诚所谓“什么人玩什么鸟，武大郎玩野猫子”，
“尚友古人”也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道理在。但这是题外话，表过不提。

周作人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好，那可真不马虎。因此，他的竞躁之心被
一层层的闲适、冲淡、冷智慧包裹起来了，也就是被书卷包裹起来了。但竞
躁者必忌忮，最大的忌忮对象就是鲁迅。周作人目无余子，心里透亮地知道
唯有鲁迅盖过他。鲁迅热烈，他就装得冷漠；鲁迅拥抱时代，他就努力装得
遗世逍遥。当时的“京派”、“海派”的小小对垒，说穿了也是一些“啃招
牌边”的人物先意承旨地自炫“京派”，而想把鲁迅栽为“海派”的一点风
波。鲁迅说：“京派近官，海派近商。”可惜北京已被国民党迁都南下，改
为北平，官儿南迁，只剩下北洋寓公，遗老遗少；更兼日寇侵迫，“偌大华
北已安不下一张书桌”，“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又闹得苦茶庵里也
不甚安详，于是老人胡闹起来，丢下绅士，不，隐士面具，“投机趋时”的
咒骂也破口而出了。咒骂的对象，仍然是鲁迅。

说来说去，周作人之所以“胡闹”，正如他自己在文章里一语道破的：
“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

这真是夫子自道，所以后来日寇侵入，成了“新兴占势力”的主子以后，
“辄靡然从之”，也忘了“自加检点”，扭扭捏捏一番就粉墨登场了；这时
也再顾不得“有人看了欲呕”了。《老人的胡闹》一文终于成了老人的自画
像。在日本投降五十周年之际，回看一下这幕历史的小闹剧，虽不很有趣，
却也多少有点滑稽感。


1995　年8　月


邓丽君歌

消息传来，已辞别歌坛多年的台湾歌星邓丽君日前在曼谷旅次猝死。人
早晚终有一死，但她四十年华，而且客死异地，自可哀矜。据报道，死讯传
出后，香港市上她的录音带给抢购一空云。

这消息使我想起了大约十年前香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台湾有
两个女人征服了内地。一个是指西风派兼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琼瑶，另一个就
是邓丽君。文章的作者显然是审美趣味颇高的冷嘲家，对流行歌星、流行言
情小说家和接受者，两方面都是并不恭维而带点挖苦的。

我最早知道邓丽君是在1978　年。那时我刚从放逐地回到上海，一位老朋
友为我接风，这人喜欢音乐，饭后说，有人从香港给他带回了些录音带，一
放，就是邓丽君。听了几句，对不起，我受不了，因为是老朋友，很熟，我
就把录音机关上了。心想，三十年封闭，加上后十年的八盘样板菜的训练，
竟把我的这位朋友的味觉弄成如此模样。这点想法我当时还老实不客气地直
说了，这当然也只有无话不谈的熟人之间才可以这样放肆的。这位朋友也欣
然接受，知错必改，以后宣称：对他的孙儿孙女一辈，什么都可以自由放纵，
流行歌曲则绝对不许去沾，决无通融余地。

此后，广播里也常听到放送邓丽君歌，我还把它写进了打油诗。1983　年，
聂绀弩寄来了三首《八十自寿》，那天遇到赵超构先生，给他一读，他怂恿
我作和，连聂作的三首一起刊在他主编的《新民晚报》副刊上。因聂诗首句
为“子曰学而自习之”，所以我的和章中有一联道：“孔夫子语真奇句，邓
丽君歌当舜韶”。盖亦略寓讽世之意云尔。

解放前的靡靡之音没有什么发烧友追逐，30　年代的《毛毛雨》、《妹妹
我爱你》，抗战时期的《何日君再来》，乃至抗战胜利后红歌星白光的哑嗓
子歌，顶多只在城市里的小市民中有点效应，其影响大抵也只限于酒吧舞厅
之中。灯红酒绿之间，洋场少男少女听听哼哼，寻寻开心，人人知其不上台
盘。其中唱得最红的大概是白光。白光其实还练过音的，正规的女中音歌曲
也能唱，但为了媚俗，专唱这类调调儿，故意卖那副色情味的沙哑嗓子。她
可能是学好莱坞的影星兼歌星狄娜·萧的。狄娜·萧的声乐功底不错，声音
慵懒而略带性感，我称之曰“懒喉咙”；但她还颇有情致，处在声乐家和歌
星的临界点上。白光摹效之而往下一滑，就情趣低下不堪入耳了。

经过三十年的封闭以后，70　年代末第一个传进这种声音来而立即风靡的
是邓丽君。邓丽君有了市场，内地那些离开了话筒声音传不出三丈远的歌星
们也就跟着来了。什么轻声气声，媚声腻声，嘶声沙声，喊声吼声，都一一
登场。按照经济规律，消费引发生产，生产也引发消费；按照接受规律，音
乐训练听音乐的耳朵，庸俗歌曲也培养惯听庸俗歌曲的听众。于是风助火势，
火仗风威，满世界发起烧来。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什么的固然是“远来和尚
念得好经”，颠倒众生；凡能搔首弄姿或恶形恶状地唱作并施的角色也成了
大众情人，娇骄不可一世，狂到不知自己姓甚名谁。流风所至，荧屏上乃至
出现乳臭未干的十来岁的男童、女童也怪模怪样地大唱“恩恩爱爱，纤绳荡
悠悠”。这就只能称之为“怪现状”了。倘非近两年的大力提倡高品位的音
乐，则中国就真将成为酒吧歌的一统天下了。

平心而论，不论港台的或内地的，连挂头牌二牌的红歌星，唱几声也还
都不及邓丽君。如果撇开了庸俗味，论真工夫，最上乘的也超不过“文工团


水平”。难怪香港人抢购邓丽君的录音带，内地要有，也会。
有点流行歌曲玩玩是不妨事的，要紧的是要知道那不过供玩玩，寻寻开
心。但如果“邓丽君歌当舜韶”就糟了，何况连邓丽君都不如的呢？

1995　年6　月


海内存知己

古代文人间热衷于酬酢赠答，诗文往还的题目常占作品的大宗。现在看
来，都是属于写述身边琐事，小我之间的温情，为时论所不取。除了大人物
的生活细故，日记函件之类为人所津津乐道之外，这类身边琐事形之于文字
是虽无禁律但常常避忌的。近年所见的，只有女作家张洁写了些家庭生活的
抒情散文，自述夫妻间的感情，一口一个“我先生，我先生”的，别人读了
不知如何，受惯了正统训练的我就读起来有某种别扭感。我又喜欢张洁的作
品，因此去年曾不揣冒昧，写信给她对此略有微词。说这类身边琐事对社会
生活的辐射面不广，意思之间是，这类事还是等到将来写自传的时候再写吧。

此后我思索了一下，深觉自己不免太偏狭。这种偏狭心理的形成，追究
起来，背后是大有文章的。多少年来，直到70　年代吧，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人
都做惯了“政治人”，诚所谓“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于是，政治
把人情放逐了，文学里也曾长期以人情味为禁区；加上“题材决定论”之类
的条条框框所造成的思想障碍，身边琐事、小圈子里的悲欢就被视为温情主
义，不宜为文学所渲染。这样的思维定式恐怕不止我一人为然。

这种避免表达私人感情使之不形于文学的风习还逐类延伸，试举一小
例：以往出一本书，扉页常有题献，献给亲属、师友、爱侣的均有，中外均
然。这种将著作题献给某一私人的现象，几十年来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