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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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或无意地考虑读者。严肃认真的作者恪守自己的理想和艺术，怀着一种
“但问耕耘，不求收获”的态度写作，准备将作品拿去接受读者的考验，成
功了或畅销了是功力所致，水到渠成。急功近利的、动机不纯的或俗话所谓
心术不正的作者，则不顾一切地迎合读者，讨好读者；说得难听点就如卖春
女郎的献媚。向国内市场就是媚俗；向国外市场，则是媚外。

媚俗不属于本文题旨，不在话下。媚外不是指向老外磕头礼拜，说“外
国月亮比中国的圆”之谓，而是指迎合外国人的趣味情调，特别是挑逗外国
人的猎奇心理而迎合之。在欧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是相当普遍
的，时至今日，虽然已不至于把中国看成中古的蛮荒之地，到处都是男人蓄
辫、女人缠足的野蛮陋习，但向他们贩卖一点旧时乡僻之处的落后风俗，所
谓东方的神秘韵味，还是能投老外的猎奇之好的。拿到外国电影节上去竞争
并获奖的某些影片，大致上就是这些玩艺。当然，手法是西方化的和现代化
的，这样才能媚得更上路。

小说和诗歌汲汲于向海外推出去的则多数是意识形态上的迎合，这倒多
少有些接轨的意思，可惜接轨接得太猴急，不知怎么搞的就让人想起三四十
年代上海的“西风派”崇洋媚外作风。

把欧美各国通晓中文的人加起来，恐怕也不如中国人通欧美文字的多。
因此，中国人对西方文学可以大翻特翻，西方有限的能译中文的人除了鲁迅
这样的真正大家外，也只能选择一些合于西方人口味的作品译过去。文人都
是机灵的，于是就从挑逗老外的神秘东方猎奇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轨上去
迎合。汲汲于将作品输出就会在歪门邪道上打主意，而不致力于艺术上的真
功夫去征服——并非蓄意要写给外国人看，而只求艺术上的成功。

诱惑也是确实存在的，布克夫人（赛珍珠）卖中国野人头写了一本《大
地》，中国人读起来十分可笑，号中国的脉搏是号在中国屁股上的玩艺，却
被认为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多彩而真挚坦率的史诗”，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不少书，谈老庄，谈中国的生活艺术，谈中国文化，
畅销英美，风靡域外，但在真正懂中国文化的行家看来，林语堂这点中国学
问，诚如鲁迅所评：“然此公诚太浅陋也。”（《书简·350323　致许寿裳》）


这是只可为知者道的，所以鲁迅只向老朋友许寿裳说说。至于夏志清之流的
在美国被奉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权威，其胡说八道外转内销也十分走
俏，就更自郐以下了。由此可知，卖中国野人头以投外国人之机是有效的。
但这样的亟求打出去，和亟求知识产权的收益同样不可取，至少从长远看并
不能为中国文学争光。

1996　年10　月11　日


重读胡风《林语堂论》

时下的新潮议论是，文学要拒谈政治，沾上政治就失去了文学的独立性，
而且还要牵涉到意识形态这类令文学乏味的玩意。这种意见其实并不新，早
的不说，30　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其主旨也无非如此。

文学做政治的应声虫，一切受政治的役使，自然是可悲的。但是，任何
作家都必然是某个社会群体的代表，否则作品就不能引起大众的共鸣，表达
的人生见解也得不到众人的认同和响应，除了自我欣赏以外，不能出书斋一
步。作家绝不打算把他的锦心绣口奇思妙想只留给本人享用而拒绝投给社
会。作家干的是社会的事业，而社会里是有政治这玩意的，这应当是常识。
作品和所宣扬的人生态度既公之于社会，就一定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社会作
用，包括政治作用。虽然，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样的吓人效应是不大有的，
文学和它的思想大抵只起推波助澜或潜移默化的作用。大德大智存心想倡导
某种学说和社会风气，也得适应环境和时会才能奏效，这是中外历史所证明
了的。先秦主张“重己”、“贵己”，即今之所谓个人主义的杨朱，其学说
就因为不适于环境气候而终归湮没。十七八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设
计的社会蓝图未尝不美妙，但其命运也是周知的。

文学和文化风尚的提倡真必须“应天顺人”。顺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
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说某种意义，其界限就是不媚俗也不拗
众；否则，就没有创新，没有上进，只能讨庸众的喜欢了。应天，就是适应
社会、民族、人类的最高利益和最迫切的需要，这是不能以私人的好恶爱憎
作随意性的褒贬的，顺和逆，正确和错误，正效应和负效应都得以从环境、
时代、条件来评衡。抽空了历史的具体背景，说得再漂亮也是废话一堆。

兰花是好东西，王者之香，然而给嗷嗷待哺的灾区饥民送去十盆八盆，
就是十足的开玩笑或曰讽刺，至少是不合时宜，说得严重点是全无心肝。不
能因为兰花是好东西而对给灾民送兰花的人大事恭维，这也是简单不过的道
理。

这回是来说林语堂30　年代提倡幽默、性灵、幽闲的是非功过和所起的社
会作用的正负。这其实是当时就已解决了的老公案，30　年代水深火热全民奋
力于抗日救亡的灾难年代里，这样的问题是一目了然无须辨析的。然而近十
多年来，不少人在重新评价现代文学史、审观林语堂时，发表了不少抽空历
史内容的似是而非的议论，用书斋里悬空拟定的文学和文化标准对林语堂大
唱赞歌，明示或暗示当年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主流对林语堂的评骘是偏颇和
狭隘的，是政治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这些议论在不很熟悉历史的读者中制
造了不小的思想混乱。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许多论者在回顾文学历史时，
不能或不愿分别文学的人民主流和文学的权力主流的区别，把后来文学的权
力主流时期的意识形态封杀文学自由的责任也记在文学的人民主流即鲁迅时
代的账上。要求文学自由和文化的多元化的意愿无可批评，但抱怨窒息自由
和多元的势力时，不应嫁恨于本不相干的对象。比如，近年来也和林语堂一
样被炒红的梁实秋，在抗日战争血火正殷之时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论，
遭到了当时文艺界的一致抨击，绝不能说那时的正义舆论是文化专制，是偏
颇、狭隘、专讲政治一样。在架空了历史内容的书斋评论之前，一切是非都
非模胡颠倒不可。

林语堂在文学和文化见解上都具有独特的建树，这没有问题。早期曾是


鲁迅相当亲密的战友，有可称的战绩；以后留居海外一直到晚年终老于台湾，
由于政见不同（又是政治！），各种立场的人可以作不同的评价，可置勿论。
与中国文学运动密切相关的是他30　年代办《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时期
倡导幽默、鼓吹小品文，主张幽闲这一段的历史功过。在当时内抗暴政外御
强敌全民汲汲于救亡的历史条件下，林语堂所起的作用分明是“扯淡”。

鲁迅为了爱护战友，从公谊私情出发，始而规劝，继而批评讥刺，可谓
义正词严。但鲁迅对林语堂言论和思想的变化并未作系统分析；承担这一工
作的是胡风，他的《林语堂论》是30　年代文学批评的有数的力作之一。

最近得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两卷本《胡风选集》，重读了《林
语堂论》，深感这篇鞭辟入里的论文仍对今天的读者重新认识文学史、理解
林语堂的历史功过有深刻的启发。这篇论文公正而恳挚地肯定了林语堂早期
的业迹（《他的黄金时代》）；揭示了他潜伏在早期进步思想中的消极契机
（《黄金时代底阴面》）；进而开掘出林语堂在传统文士思想情趣之外的思
想内核是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美学思想和美国斯宾加恩（Joel　
E　Spingann）的表现主义批评观（《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底真相》）；
然后分别诊断了林语堂所提倡的几个命题的实际效用：“幽默”是“安慰了
不满于现实生活而又要安于现实生活的‘良心’”（《幽默》）；“小品文”
目的在林氏是医治所谓“心灵根本不健全”，却会得到“延长甚至加强‘亚
细亚的麻木’这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小品文》）；“寄沉痛于幽闭”这
个“理想的‘幽闲’世界”中，就林氏的表现看，根本不能找出“一点点‘沉
痛’的痕迹”，有的只是《论语》题辞所说的：“人生在世是为何？还不是
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的“由对社会的否定走到了对人生的否定”
（《寄沉痛于幽闲》）。所引以为证的林语堂自己的文字，完全证实了这些
判断的正确无误。

*　*　*　*


小品文、幽默、幽闲（林语堂的解释和自我表现里有其特殊的涵义），
倘是三两文人在书斋里享用，那并无害处；天下太平无事日，社会上倘能幽
默、幽闲起来，大家读读小品文，玩玩性灵，也很有趣。但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鼓吹这样的风气和人生态度，会正中什么势力的下怀呢？

正好收到6　月号的《21　世纪》，刊有钱锁桥博士的新作《林语堂论现代》。
这篇离胡风的《林语堂论》问世六十多年后出现的新作，其见解和胡风一样，
认为林语堂深受克罗齐和斯宾加恩的影响，可是得出的结论却和胡风大异，
其结论性的评价云：

在30　年代，当“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处于举足未定的关键时刻，林语
堂认为一种以个体个性尊严为前提，以宽容反讽的达观态度为基础的“幽默人文精神”，
是中国现代文化臻于成熟的标志。

“以宽容反讽的达观态度为基础的‘幽默人文精神’”，究竟是否中国
现代文化臻于成熟的标志，这很难判断，甲说是，乙可说不是，只好听便。
正如有人说兰是王者之香，天下第一花；别人也可说荷花是君子，牡丹是花
王，也只好听便一样。问题是，文章提到的“30　年代”这个特殊时刻，宣扬
要中国人一味讲“宽容”、“达观”的“幽默人文精神”，似乎倒正好在帮


蒋介石专制政府、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们做说教！由此可知，抽空了历史内
容，放言高论某种有趣的人文精神，实在无异于梦呓。

胡风的《林语堂论》写于30　年代，至今仍可藉以观照历史，证明其仍具
有生命力。由此想到，关于1955　年那起冤案和其人其文，近年来颇有些奇怪
的议论，其中之一是说，胡风也是“宗派”，当时要是他斗胜了，上了台，
文学局面也是一个样，也许更坏。这当然是“新潮”派的意见；但正统人士
也欣然默许，因为这种议论可以把水搅浑，便于开小差。先不论这种假设的
绝无可能，胡风绝不会上台，无从进一步妄断上了台是更好还是更坏。宗派
也者，不管其表面现象如何，也是歪曲了事情的实质的无谓之谈。实质是什
么呢？当时文学已由人民中心转入权力中心，胡风却仍做着文学的人民中心
时期的梦，天真地想争取一点文学的自由空间。胡风所梦想的是文学生机不
至封杀光，那一面则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结果当然只能是悲剧。实情
便是如此，岂有他哉！

顺便说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新版的两卷本《胡风选集》，第二卷的《书
信》中，收有以前尚未公开过的《致鲁煤》的信两通，是涉及1955　年冤案的
一位重要关系人的。倒是一件很有价值也很有趣的史料，值得介绍给读者一
读。

1996　年10　月22　日


说废止简谱

《周礼》列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是“养国子以道”的六门
必修课。六艺之中就有一门是乐，可知中国古代就将音乐定为重要的学术项
目。中国办教育的祖师孔子设帐授徒，史称“弦歌之声不绝”，当然不废音
乐。《论语·先进》中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记孔子
师徒问学的对话，记有曾点（即曾皙）还在现场鼓瑟的故事，更可表明音乐
在当时的教学天地里占有一定的空间。

古籍里有无数古代乐曲名目的记载，讲调性、音程、调号等等的文献也
汗牛充栋，但究竟查考不明白古代的乐曲是怎么记谱的。现在所能查到的关
于记谱法的文字记载，恐怕以宋人沈括的《梦溪笑谈》里的记载为最早。那
就是用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等字来表示音阶，即人们
常说的“工尺谱”。这种工尺谱我小时候也见过，戏班子里的琴师，道士唱
奏的法曲大都是用工尺谱记谱，但它怎么来显示高低音部和时速、节拍之类，
在谱面上实在看不出。

20　年代时，我们一辈的音乐启蒙，用的是从日本输入的简谱，即用阿拉
伯数字来表音阶，标有调号和节拍的记谱法。这种简谱至今还很通行，但只
是供不懂乐理的初学者使用，而且只限于声乐曲；声乐曲也只限于没有和声
陪奏的旋律，有和声陪奏的乐谱一放到键盘上去就不管用了。因此，用这种
根植于西方乐理的正谱记谱法改造成的简谱，是不能引导学习者进入音乐之
门的。

但是用这种简谱来记中国古曲和新创的中国乐曲（即所谓“国乐”）却
毫无窒碍，较传统的工尺谱要精确明白得多。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音乐里
没有和声的概念，中国的所谓“和声”其实只是同一旋律的齐奏。除了打击
乐器之外，一百种不论弦乐器或管乐器奏出来的全是同一个旋律，所谓“八
音合奏，丝竹和鸣”，不过是使同一个调子的音色丰富一点，增量而不增质。
从音乐艺术言，中国传统的国乐是低阶段和浅层次的音乐。

这里安不上“崇洋媚外”或“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事实必须承认。
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可以说中西各有千秋；但音乐（以及其他
艺术中的音乐因素）这门艺术，中国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就乐曲构建方面
的理论言，几千年的有关音乐著作，包括《二十四史》中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