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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喜亦忧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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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到就行。否则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人们盛夸幽默的妙处，说机智的言谈
可以化解僵局，调和矛盾；但是，过分依仗幽默语言的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
油腔滑调，变成插科打诨的丑角。喜剧大师卓别林在《一个丑角眼中的世界》
中曾说：“你们以为我的每一个镜头，都像神枪手那样一发子弹射中一个靶
心的么？那些引人欢笑的镜头都是拍三次甚至十次。”幽默也得恰到好处。
花钱也是，悭吝鬼是惹人憎厌的；挥金如土，大把大把地撒钱就能讨人
喜欢么？有些大款为了争面子，不该花钱的地方也乱花，旁人不是骂“臭排
场”“充阔佬”，就是视为“冤大头”，效果也不比悭吝鬼好。有钱能花得
恰当，也不是容易事；何况手头不富裕，必须精打细算的人，更要讲究花在
刀口上，要花得恰到好处。
甚至在乘车赶船的时间掌握上，都有个恰到好处的问题。早去了浪费时
间，不胜厌烦地空等；去晚了心急慌忙，提心吊胆，都不妥。要计算精确，
不早不晚，既不必空等，又留有余裕，这才恰到好处。
人生中要做到事事恰到好处，确不容易，要靠生活经验，也要靠临场从
容得体。有些人在拍照时，摄影机尚未调整好位置，就先摆好姿势待拍了，
这叫做浪费表情，也是时机上没有恰到好处。
人生中处处有恰到好处的问题。正如卓别林所说，人不可能做什么事都
像神枪手打靶一样，发发子弹命中靶心，即一言一行都恰到好处。但靠人生
经验阅历，从容不迫处人接物，不要矫揉造作，能够达到恰到好处的情况就
会多一些。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1995 年11 月
凤阳花鼓
江浙一带旧历过年前后，经常有一批一批的打凤阳花鼓的妇女，到各家
门前来献艺，实是要饭。又打又唱，那唱词是：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咚锵咚锵地十分热闹，以至儿时看到的景象到现在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久违了。不料今年元旦打开电视机，在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
这个栏目中，又看到了凤阳花鼓。映出的是中美合拍的一部报道中国生活的
纪录片，拍摄大城市上海、中等城市无锡和小城市凤阳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生
活镜头。用意显然是大中小城市各取典型，可以反映得比较全面。凤阳那部
分里就重点地介绍了凤阳花鼓，有一系列单打和群打的镜头。边打边唱的仍
是本文开头所引的那几句老唱词。
接着，摄制人员采访了一个花鼓老艺人，此人是一位五十八九岁的老妇
人，话筒对着她，由她讲述花鼓的历史和她自身的经历。她说，凤阳花鼓就
是一种出门要饭的技艺。她的奶奶、母亲都是打花鼓出门流浪要饭的。到她
已是第三代，可谓花鼓世家了。解放后已不再做乞儿，生活也改善了。因为
她花鼓技艺高超，被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而受到重视。1958 年全国民间艺术会
演，她曾被选送到北京参加表演，还到过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献艺。
1958 年正是“大跃进”的年头，也正是庐山会议召开的一年。那时正闹
所谓“自然灾害”，全国大批人浮肿，饥民遍野，饿殍累累，安徽也是重灾
区之一。不知这位凤阳花鼓的老把式到中南海去表演时，唱的是什么词儿？
要是仍然是唱“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老调子，岂不够得上
是借古讽今或影射么？那么，即使她根正苗红，是三代要饭出身，怕也脱不
了手。
她既然没有出事，想必是唱的新词。对了，那时也正掀起了一阵“革命
浪漫主义”的新民歌运动，什么高山让路、龙王低头之类的豪言壮语满天飞。
在她咚咚锵咚咚锵的鼓声中，配上点这类令人陶醉的美妙词句是能够讨人欢
喜的。但事实是，在那时确也有大批凤阳的饥民，拣起了老行当，唱着老调
子外出要饭。
俱往矣！电视荧屏上的凤阳花鼓勾起了这番胡思乱想，对自己也十分扫
兴。想起了“忆苦思甜”的老章程，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1996 年元旦之夜
佳人作贼
人确有因一念之差而犯下了终身莫赎的罪过的。某些时候和场合，“一
念之差”常成为对犯过恶者的恕词：人孰无过，他只是“一念之差”嘛！引
申而言之，就是此人本来并不坏，只是鬼迷心窍，一时判断失误，做出错事，
原其心迹，倒是有其可矜恕的理由的。
于是就有了饱含惋惜味的慨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作贼诚然极
坏，可鄙可憎；但此人竟是佳人，该另眼看待。犹如立过功的人犯了罪过，
也须念他往日的勋劳，给予宽恕才是。这是一种逻辑。
但还有另一种逻辑，惟因其本是佳人，本来做过好事，为人所爱，爱之
深更应责之严。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受了意外的挫落，便不由得要加倍地憎恶。
通俗而言之就是：坏人做坏事不稀奇，他本性就是如此，无足为怪，人们本
来就不期望他会干出好事来；可是，人们心目中本有好感的好人做了坏事，
就不可原谅了。因为人们有一种以往的好感是受了欺骗的感觉，做坏事是一
层可恶，加上受欺骗两层可恶。用句“文革”时期说烂了的话，叫做“是可
忍孰不可忍”！
两种逻辑都有其道理。即佳人作贼有其可矜恕之处，也有其应予倍加憎
恶之道。这只能凭各人的欢喜，要争辩起来也会各据其理由争个没完。当然，
这“作贼”也要看作了什么样的贼，其程度如何？小偷小摸式的小过失大抵
可以无所谓，不予追究，顶多只是白璧之瑕；再说，十足清白无辜的人也很
难觅，这点恕道只要推己及人一下都该有的。倘是于大节有亏，违背了公认
的做人的道德，例如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而卖友求荣，坑害得人妻离子散家
破人亡；又如丧失民族气节，降敌附逆，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之类，就不
能等闲视之，不能凭个人的欢喜任意对待了。也用句“文革”时期说烂的熟
语，应该“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了。
其实，所谓“一念之差”或一时判断失误，只是一句饰词。诚然，人是
有一念之差或一时判断失误的时候的，但只能发生于仓促之间，或可称之为
鬼迷心窍。但这个鬼不能老随着人，遇事就来迷他，纠缠不已。人没有老是
胡涂下去之理，如果怙恶不悛，那就不是“一念”而是两念、三念以至于无
穷念之差了；如说是鬼迷心窍，那么此鬼就是永远蹲在其人的心里，此鬼便
为其人的灵魂合二而一亦即其人即鬼了。设或其人偶有一分为二的片刻，人
鬼交锋，忽然有一念之“正”，清夜扪心，痛悔罪咎时，鬼亦当潜伺其侧，
揪住不放，要他坚持到底。人鬼周旋之后，那点一念之“正”也就顷刻泯灭，
不像一念之差之能驱使其人干坏事那样的果决了。或许每次人鬼周旋只能锻
炼其文过饰非的顽固意志，证实其一念之差实非仅一念，倒是此人的夙愿。
当然这只是设想，常人的揣度。英雄们的心理机制是出于常情的。比如
很有学问而且成就不凡的周作人，当然深明事理，懂得变节附逆是该捶胸顿
足痛悔的事。他失足成千古恨之后，如能向国人谢罪，我深信很多很多人会
曲予鉴谅。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自陈“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其实事
实俱在，也无可辩解，愈辩会愈糟。他以后谈到自己，尽采王顾左右而言他
主义，也很可以理解。这是炉火纯青的作贼佳人，深明茅坑愈掏愈臭之理，
化个名写书，大家心照不宣。但有一点很分明，上述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第
一种逻辑是用不上的，因为他竟于大节有亏，这点上绝难原谅。经过八年抗
战，吃过日寇汉奸毒害的中国人尤其切齿腐心。真所谓不说便罢，要说起来
是气不知往哪里冒的。
等而下之是卖友求荣也丧失做人节操的那一类，事后知不知道羞愧是另
一回事，受过害的人也不指望他能忏悔谢罪。搞些小动作，假他人之口自我
粉饰一下也是意中事，尽可一笑了之，或用一个指头戳一下，也就够了。倘
此类人不老实，还要召唤亡灵，给有亏大节的人，比如周作人辈来辩解，做
出“国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的模样，以为投敌做汉奸也无妨其为佳人。
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不干人事作曲曲折折的辩饰。不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
知，而且正是在做掏臭茅坑的劳作，反而连累了他那想攀附为祖师爷的作贼
佳人，等于又拉他出来亮一次相，重新来丢人现眼一番，其结果是不知谁陪
谁的绑，很近于库普林小说中的盗尸人的故事了。
看来，周作人的不辩解主义倒真是聪明之举，当然他还不很彻底。想学
祖师爷的低能徒儿连这点心传的皮毛都没有学到，还自诩为祖师爷的千古知
己，真不知令人从何说起。
1996 年3 月
怀黄嘉音
说心里话，我对“西风派”连同《西风》杂志向来不怎么恭维，现在也
是。但经过不多的接触，对《西风》主持人黄嘉德、黄嘉音兄弟，印象倒不
坏。“文革”结束后，得悉黄嘉音的惨死，不禁唏嘘。
其实我和黄嘉音的接触十分短暂。1958 年9 月，我被发往“宁夏军前效
力”。“宁夏军前效力”一语，是套用前清的刑法术语，我那时被发送的名
称远为光荣，叫做“支援边疆”。据说，那时上海的第一把手柯庆施要把“社
会渣滓”通通驱出上海，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我自然在劫难逃，我和妻子
吴仲华带着两个女儿都发遣就道。上海出版系统和新闻系统大约有百来人在
选。黄嘉音也是右派，他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当时我和他尚无一面之雅。
在临出发前的某天，他忽然打电话给我，自报姓名，约我在一家咖啡馆
见见面。素昧平生，我想不出有什么事要谈。心想大概是我夏天刚去过青岛，
他哥哥黄嘉德在山东大学外语系任教，一定是黄嘉德有什么事要他转告。黄
嘉德是我于1951 年在苏州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时的同学，院系调整前他
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长，院系调整后分配到山东大学。我去青岛系应革
大政治研究院的另一同学张维华教授之约，张维华原是齐鲁大学的文学院
长，也分配在山大。这样，我在青岛作客时，黄嘉德也刚会晤过。除这点关
系外，我想不出黄嘉音何以要会见我这个陌生人。
他在咖啡馆门口等我。这以前并未见过面。他兄弟俩长相不大一样，黄
嘉德较矮而略肥，他则瘦高，如果不是他认我，我是认不准他的。我么，非
但臭名昭著，而且在出版系统的反右批判大会上多次亮过相，无人不识。所
以也只有他先到那里等我的一法。
当时人们心里的政治弦都绷得很紧，虽然未必有人窥伺，但两个右派分
子在一起，自己心里也嘀嘀咕咕，有不安全感。因此，我立即问他有什么事，
是否黄嘉德有什么事要他转告？想三言两语谈完就走。他说不，有事要请教。
黄嘉音是一个斯斯文文，说话都轻声细气的人，大概也是慢性子，讲话有呐
呐不出口之状。说是，他也被“批准”要同路到宁夏去了，也是全家去落户。
所踌躇的是，上海那么多书，那么多东西，该怎么办？是带去还是处理掉？
他问我是如何处置的，想看我的样。
这事我怎么能给他出主意？我只能说，那还是你自己决定；至于我，除
了带不动的送人外，书什么的是连箱带橱都打包带走的。我解放前夕才定居
上海，而他在上海已生活了几十年。我说：“你怎么能同我比？你自己考虑
吧。”于是，在他犹疑不决的满面愁容之中分手。
当时的遣送由上海出版局的人带队，各户的行李也由机关统一运送装
车，包了一列火车经兰州再转包兰路往银川。由上海用卡车运到火车站，搬
运的人由公家派，那还没问题；一到兰州要转车，搬上搬下，好几个折腾，
就得同行者大家帮忙，至少要彼此照拂。黄嘉音带去的东西竟有一卡车半之
多，你想这些人怎么会不怨天恨地！沿途听人对他烦啧啧，我真为他不好受。
沿途和在银川候分配前，共有十天左右的接触，对他略略有点了解了。
黄嘉音是个十分老实、屈己顺人而又相当轻信的好人。谈些什么忘了，有一
点印象鲜明：他完全相信那套知识分子改造的说教，诚心诚意地想革面洗心，
重新做人；相信自己的真心诚意必能感动上帝，会有出路、有前途的。沿途
所表白的就是这些。我敢肯定，他绝非和尚念经似地唱改造八股，真的出自
内心，是否做戏我是分辨得出的。
在银川的招待所里呆了六七天以后，黄嘉音比我早一两天分配。他和另
外几个人分到山区的固原县。宁夏的河套地区比较富庶，号称“塞上江南”，
称“灌区”。山区则穷困艰苦得多，有的地方连淡水都吃不上，经济文化的
闭塞落后可想而知。握别时，他还动情地说：组织上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锻炼，这是对他的考验，是厚爱，云云。我赔着笑而心里十分凄凉。
我被派到中卫县，濒临黄河，地区在宁夏说是一等的。我乍从大都市到
那种地方还觉得不能适应，我常常想黄嘉音这个福建人，抗战前就在上海住
了几十年没挪过窝，在那种地方不知怎么个熬法。和我同样是贱民身份，我
在那里是拉车，苦力的干活，同伙都是劳动者，歧视是不大有的；而他，听
说是派在小学里教书，孬好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做伴，味道肯定难受得多。1960
年当地发动“双反”运动，这运动是党内批判彭德怀的外延，凡有“分子”
衔头的人都被拘捕到劳改农场改造，我自然也在劫中。我在炼狱中时，心里
肯定黄嘉音也难幸免，但边地消息闭塞，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直到1964 年我调回上海以后，才从宁夏来人得知了他倒霉的命运，他的
灾难出在他带去的一架钢琴上。当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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