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姆讲述考古的故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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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他自己的形象显露得很清楚，他没有理会报界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干扰，全心全意地、如醉如痴地钻研象形文字。这是一个预兆着成功的好梦，可实际上二十多年之后，他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1

　　　　　　12岁的商博良读了《旧约》原文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只有共和国才是国家的合理形式。当时的社会思潮正在为一个开明的新世纪扫清道路，同时给法国大革命积蓄力量；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商博良，对新兴的专制制度极为反感。随着诏令的频繁发布，专制统治在无形地膨胀，到拿破仑时就公开称帝了。商博良和菲济克不同，他没有拜伏在拿破仑的脚下。　　　　　　成为埃及考古学家的商博良，在要求自由的强烈愿望驱使下，高举正义之旗，参加了攻打格兰诺勃尔的战斗。他把百合旗从城楼上扯下来，把三色旗挂了上去。此后拿破仑的军队扫荡欧洲，三色旗就在军队里飘扬了15年。　　　　　　商博良再度回到格兰诺勃尔，1809年7月10日，他被聘为大学历史教授。这一年他才19岁，来听他讲课的大学生中有不少是他两年前在大学里的同窗好友。可以想像，这样的他容易树敌。果不其然，不久，一些比他年长的教授合伙对他进行了暗算。这些人才识远不及商博良，又都遭受了他的无意的侮辱。　　　　　　更何况这位年纪轻轻的历史学教授的思想又那么古离古怪，他公开宣布，寻求真理是历史研究的最高理想，而他的关于真理的概念十分独特，即要寻找绝对真理，而决不是波拿巴王朝或波旁王朝的当权者主观设定的真理。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就要求学术自由，而这个时候学术界正受到种种政治禁令的重重限制。他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对于权贵应该置之不理。革命初期狂热的群众在屋顶上对自由的呐喊，现在已不断地遭到践踏，他却坚决要求把自由维护下去。　　　　　　如此的政治主张理所当然地使当时的一批政客与商博良发生了矛盾。尽管不停地遭遇挫折，但他的信念没有半点动摇。每当这样的时刻，他就会向菲济克提及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可能来自于伏尔泰的《康迪德》，但身为东方学者的商博良觉得东方的一本宗教典籍的表述方式更为贴切：“耕种你们的田地吧！曾德…阿新斯塔说过：耕种6英亩荒地，强过打24次胜仗。我的意见也是这样。”这时学院内部的勾心斗角把商博良弄得心绪颓废，他的四分之一的薪水被勾结在一起的教授们搞掉了。他写道：“我的命运是定下来了。我一定要穷困得像第欧根尼（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一样，要想办法买一个大桶栖身，再弄一只麻袋披在身上，这样我或许才有希望靠着雅典人的施舍度日。”　　　　　　他写了一些讽刺拿破仑的文章。但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在1814年4月19日联军开进格兰诺勃尔以后商博良并不相信一定会建立公正严明的法治，来替代波拿巴王朝的暴政，并认为就是在遥远的将来这也是一种极为渺茫的希望而已。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2

　　　　　　商博良虽然非常关心科学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但他对古埃及的研究热情没有丝毫减退。尽管各种问题在分散他的精力，有的还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惊人的成绩还是被他不断地做出来了。为了方便自由查阅，他编了一本科普特语词典，同时还编写了一些剧本在格兰诺勃尔的几家沙龙里演出，其中有一部描写的就是伊芙琴尼亚的故事。遵循12世纪作家彼得·阿拉伯开创的法国传统，商博良还常常撰写一些政治歌谣，每一首刚一出来就马上被群众在大街小巷传诵。与此同时，他仍在继续自己的主要工作，即不断深入地探索古埃及的奥秘。尽管大街上不时传来“皇帝万岁！”“国王万岁！”的口号，可他的头脑里始终未离开这个居于首位的任务。他写下了无数篇散文，又为别的作者拟订写作提纲，许多人在创作上来请教他，他都来者不拒，这些才气平平的人占用了他很多的精力。如此繁重的负荷使他慢慢地心力交瘁。1816年12月，他写下这样的话语：“那本科普特语词典一天天厚了起来，而词典的作者却一天天瘦了下去。”当词典已经编到1069页而主要任务未完成，不禁喟然一声长叹。　　　　　　百日复辟接踵而至，拿破仑再一次把欧洲捏在手中。片刻之间，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被迫害者变成了迫害者，昙花一现的国王变成了一个难民。激动的商博良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人人都这样说：“拿破仑要回来了！”而朝秦暮楚、寡廉鲜耻就是巴黎各家报纸的态度。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标题是撒谎的典型，它们反映了这种变色龙的性格。一开始，有一条新闻标题是“妖怪出笼了”，继而成为“狼妖在堪斯登陆”、“暴君现在里昂”、“篡逆距首府60小时行程”、“波拿巴全速逼近”、“拿破仑明天抵达巴黎”，最后却变成“皇帝陛下驾临枫丹百露”。　　　　　　3月7日，拿破仑大军开进格兰诺勃尔。他一马当先，把鼻烟盒在城门上敲了敲，火炬的亮光闪耀在他的脸上。在这个历史性的场面里，他十分清楚地扮演了一个戏剧性的主角。他特意单枪匹马面对头上的大炮，伫立了片刻，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霎那。炮手们在城头乱窜。接下来“拿破仑万岁”的呐喊声大起，“进城时还是冒险家，出城时却是皇帝”。道菲尼省首府格兰诺勃尔是拿破仑反攻时胜利进军途中的必争之城。　　　　　　菲济克早就公开宣布拥护拿破仑，这时的他更是异常积极了。当拿破仑想找一个精明干练的秘书时，菲济克就被市长带进来了，又特地把他的姓改了一点，变成了“商破仑”。拿破仑皇帝特别高兴，说：“这真是一个好兆头！他的姓竟有一半和我的相同。”拿破仑召来菲济克时，商博良也在一旁。拿破仑随便地问起年轻的商博良教授在做些什么，一得知他正在编撰科普特语词典和语法书时，不禁对这个还带几分稚嫩的学者大加赏识，同他谈论了很久，并以皇帝的名义向他保证，将来一定在巴黎出版他的科普特语著作，但商博良在整个会谈中都显得十分冷静。　　　　　　拿破仑还意犹未尽，第二天还特意驾临大学图书馆去看望商博良，同这个年轻的历史学教授、古埃及考古学家再一次就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交谈起来。　　　　　　这是古埃及的两位征服者的会见。一位虽然从未踏足埃及的那个土地，但早已用心灵的目光把古埃及的遗迹扫描了1000遍，并且相信有一天将会凭着自己的学识让这些古迹复活起来。一位把尼罗河的故乡置入自己征服全世界的伟大计划之内，并且考虑建设一套庞大的灌溉系统来恢复埃及的经济。拿破仑自从会见了商博良以后，他那帝王的想像力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进而当场宣布：从此把科普特语定为埃及的官方语言。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3

　　　　　　但拿破仑来日苦短，骤然倒台了。他被流放到了厄尔巴岛，最后魂归圣赫勒拿岛。　　　　　　波旁王族又重新执掌巴黎，他们的实力不足，要实施十分猛烈的报复行动也无能为力，然而，显然还是有必要判几百人死刑。按照当时的说法，“惩处的命令接连不断，像吗哪（《圣经》里犹太人听得的天赐食物———译者注）落到犹太人的头上一样”。菲济克曾经跟随拿破仑进入巴黎，自己完全暴露了，被划进了必惩之名单。惩处菲济克的政治材料把他和商博良等同看待，这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因为出于个人的嫉妒，一批人暗中活动竟维持了原议不予改正。更糟糕的是在百日复辟末期，为特尔斐同盟的创建，商博良错误地出了力，而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争取各种自由权。到这时，特尔斐同盟已成了一个有重大嫌疑的政治团体。商博良之所以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是因为他想方设法要筹措1000法郎来购买一张古埃及纸草，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办到的。保皇党人进攻格兰诺勃尔时，商博良在城里协助守军奋力抵抗，一点也没有看出哪一边会带来更多的自由。当着拉杜尔将军下令炮轰格兰诺勃尔进而使商博良那些珍贵的手稿危在旦夕时，他才把政治与战争统统地抛诸脑后，跑下城墙，直奔图书馆三楼。在那儿一直呆到炮声停止，为扑灭火焰，他又提水又洒沙，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在大楼里保全他的古埃及纸草。　　　　　　因被错定为有叛变行为，商博良被大学停了职，从这以后他才终于开始动手破译那些象形文字来。一年半的停职期届满后，他又开始在格兰诺勃尔和巴黎不知疲倦地工作起来了。不久，政府又拟把叛国罪扣在他的头上，1821年7月，他就逃离了格兰诺勃尔，这就是那个他先当学生后当教授的城市。一年之后，他发表了《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致达西耶先生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专题性文章，信中概述了一种成功的破译方法的要点。发表以后，众多致力于解决埃及寺庙和金字塔之谜的人纷纷加以评论。　　　　　　提及象形文字的古代作家有几个。到了中世纪，关于象形文字的种种解释就出现了。去过埃及的希罗多德、斯特拉波和狄奥多鲁斯都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图示意的文字。荷拉波隆在公元前4世纪时对古埃及文字作了详尽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和波菲利关于古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而荷拉波隆的看法往往被后人奉为圭臬，因为除此之外还没有足够当做根据的材料，但荷拉波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文字。所以，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究这些图形的象征性含义。在这样的传统的影响之下，立意治学的人束手无策，而许多人就不顾科学与否去随意胡猜。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4

　　　　　　人们后来知道荷拉波隆大错特错了，不过是在商博良破译了象形文字之后，实际上，古埃及文字的演变，早已超过了原先的象征符号，例如旗子代表神、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三条曲线代表水等。把发展、进化了的古埃及文字还当做起源时的象形文字，因而用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来解释，其结果就产生了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以发明幻灯而著名的耶稣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在1650年到1654年期间在罗马出版了一本书共4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和原文对照，没有哪一篇不谬以千里。例如代表“独裁者”的那组符号，原本是罗马皇帝的一种尊号，凯切尔的解释是：“奥赛里斯是所有植物和果实的创造者；神圣的莫夫塔从天上把这创造力引进自己的王国。”尽管错误丛生，但在认识到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凯切尔却是商博良等人的先驱，而有些学者却不承认对科普特语深入研究的重要性。实际上，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　　　　　　过了100年，在巴黎文学科学院，德贵格内斯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一种理论，说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子孙。然而，大凡得出这种错误理论的人总是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例如德贵格内斯就正确地拼出了埃及国王“曼内斯”的名字，而他的一个反对者却读作“曼努夫”。因此，当时最尖刻的评论家伏尔泰对一些词源学者猛烈抨击，批评他们“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视辅音”。同一时期，却有英国人颠倒了上述理论，居然说古代中国人是埃及人的祖先！　　　　　　人们也许会认为，随着罗塞达石碑的出土，这些不着边际的胡猜应该销声匿迹了。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因为问题显然能够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想插一杠子。一个德累斯顿的匿名作者，对照希腊文全文，把罗塞达石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读”出来了。阿拉伯人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又“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一向严肃认真的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劳把这篇文字翻译出来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自己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的铭文上识别出了第100首赞美诗，在日内瓦出现了一篇称作“潘菲力夫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公元前4000年善良战胜邪恶的一篇报告”。　　　　　　这时候有个人已经发展到了异想天开的地步了。柏林伯爵展现了丰富的想像力，非常狂妄又非常愚昧，他竞然声称一眼看穿了罗塞达石碑。借助荷拉波隆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以及希伯来神秘哲学，只用一个通宵，这个伯爵就大功告成了。八天之后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靠的是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考过度而势必造成的全盘失误”。　　　　　　尽管外界一片乱哄哄的，商博良却不去理会，只是在那里耐心地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缓缓地前行着。这时，神父唐多·德·圣尼古拉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被他翻到了，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是一种装饰的花纹。商博良仍无动于衷，早在1815年，他在谈论荷拉波隆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本书虽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被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与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上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使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的相反，但我的根据是埃及文物。古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了荷拉波隆笔下的象征符号，如奇特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蛇咬天鹅及桂花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无象征内容的。”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5

　　　　　　于是在那些岁月里，象形文字就被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当成了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都来自于实践生活一样，希伯来神秘主义、占星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起源于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里出现了《圣经》中的话，还发现了洪水文学，乃至于希伯来语、迦勒底语和汉语的章节也不在话下。商博良嘲笑道：“看来好像埃及人根本没用自己的语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