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姆讲述考古的故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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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如果我们集纳其他权威的意见，那么古文明的总数至少应该增至22种。对淹没的亚特兰蒂斯文明，首先谈到的是柏拉图，从那时起有关亚特兰蒂斯文明的著作已经出版了20万册，但至今没有人能够对这个神话大陆的存在作出证实。亚特兰蒂斯文明被无数作品视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假如德国著名文化史家、非洲探险家利奥·弗罗本纽斯看到了汤因比的文明表，一定会加上“黑人文明”，另外，他也是一贯支持“亚特兰蒂斯文明”这一概念的。　　　　　　谁敢说考古学家已经把世界上的文明古迹挖光了呢？无数的古迹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每一处都是一个谜，每一处都包含着某种文明的内容。这类文物之中，一部分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是复活节岛上的260座黑火山岩雕像，当初每座雕像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也用黑火山岩雕制而成的，只是颜色为暗红色。这些雕像是缄默不语的，而同时找到的还有大约20块木牌，下面有符号，与象形文字类似，如果能够破译当可解开雕像之谜。　　　　　　挪威探险家索尔·黑耶达尔为破解雕像之谜作出了贡献。众所周知，1947年春天，年轻的黑耶达尔就乘筏横渡了大西洋，筏是印加式的，并命名为印加太阳神。他从秘鲁的卡亚俄港出发，一路行驶，最后抵达土阿莫土群岛，目的是证明印加文明同南海群岛之间的联系。过了不到十年，他就前往复活节岛。他早期撰写的有关1957年的收获的大众化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接下来，德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塞尔发表了《复活节岛古文字破译中的若干原则》，书中的论点十分敏锐，并附有他对许多象形符号的解释。但到了1965年，黑耶达尔科学分析的资料连同一些铭文一起出版之后，对巴塞尔的解释构成了一种挑战。复活节岛的古文字，看上去变得越来越神秘了。　　　　　　然而过去认为，要破译一种未知的语言与文字，必须有两种文字对照的词语，但这种看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早在1930年，德国人汉斯·鲍尔一举攻下乌加里特语（古马加里特地方的闪米特语———译者注）这个难题，他只花了几个星期就从30个符号中正确破译出了17个。1947年，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台朴，赫尔穆特·博塞特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腓尼基和赫梯的象形文字，这又是一篇两种文字对照的词汇，找到它真是千载难逢的幸运。破译这种古文字的难题，曾使三代学者束手无策，至今就可望解决了。　　　　　　但20世纪最重要的一项破译工作却是由一位“业余爱好者”———年轻的英国建筑师麦克尔·温特里斯来完成的。克里特语中所谓的“B线”古文，50年来不断地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所译出，而到了1953年，他却完成了破译工作，发现那些古铭文是古希腊方言。　　　　　　近年来，电子翻译机出现了，并发展到了微机翻译技术；但微机翻译更重要的作用是合成了语言研究的新方法。在破译古文字方面，数据处理技术是起作用的。


第四部分：关于庙宇的记载对古老的帝国作新的探索（图）3

　　　　　　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工作不断有所扩展，可惜常常为愚昧的战争所打断。不少考古学家为专门钻研一个问题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比如法国人克劳德·F·A·谢弗专心致志在研究古叙利亚港口城市加里特；意大利人阿米迪奥·马尤里深入庞贝古城钻研40年，直至1962年才停止，但至今为止庞贝古城的出土面积还只占总面积的60％；从1931年起，德国人库尔特·比特尔就在哈吐萨斯（今波加兹柯依）发掘古迹；约翰·马歇尔爵士决心终身从事古印度文明的考古工作，1922年在旁遮普省西南部的哈拉巴出土了第一批古文物，1924年在摩亨佐·达罗挖出了文物，并证明公元前2000年印度已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了。1946年，莫蒂默·惠勒爵士在哈拉巴发掘了一批古代碉堡，并发现这些碉堡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军事工程十分相似。1946年冬，巴基斯坦政府按照三年发展计划组建了考古部，并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携手重新开发摩亨佐·达罗文明遗址。考古工作发现哈拉巴文明发展的规模比以前所知道的要大得多，并且证实了哈拉巴文明不是为外族入侵所灭亡，而是为洪水所摧毁。　　　　　　一些重要文物的出土成了重要新闻，有的是因为本身的价值不菲，有的是由于出土的过程扣人心弦。兰纳德·伍莱因发掘了乌尔古迹而闻名，从1937年至1939年，后又从1946年起他两次在土耳其的阿拉拉克（今阿查纳）从事发掘工作，1947年，他宣布挖出了4000年前的雅利姆…里姆国王陵墓。美国考古学家纳尔逊·格卢克工作成果很大，最重要的收获是发掘的“所罗门国王宝藏”。古埃及金字塔是帝王的陵墓，而古墨西哥金字塔只是寺庙的装饰品，考古界一向这样认为，但墨西哥人阿尔伯托·鲁兹否定了这个一成不变的看法，因为1949年，他在帕楞克的玛雅金字塔里找到了国王陵墓。老一代的汤普森作为业余潜水员下达尤卡坦的玛雅圣井，并且捞出了金银财宝，而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专业潜水员捞起了1000件宗教用品和艺术品，而所花的时间不到四个月。埃及的扎卡利亚·戈内姆不听信别人纷说的再也挖不出古迹的说法，于1954年在撒卡拉附近发掘了一座金字塔。　　　　　　在土耳其境内的卡塔尔·胡王克附近，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市的出土是另一个重大收获，这是一座早在公元前6000年时就建好的城市。出土工作从1958年开始，英国人詹姆斯·梅拉特主持。在此之前，另一座远古时期的城镇，被凯思林·凯尼恩等人在杰里柯古迹的地区挖了出来。它的具体年代是何时，到底应该看做古城还是看做镇，还有待于研究。这些已不属于考古学的事，而应由搞文化史的社会学家去回答。近年来较为突出的发掘工作是由以色列陆军参谋长、考古学家伊盖尔·雅丁完成的。他从1963年到1965年，在朱地亚沙漠从事发掘工作，出土了巴萨达的石砌碉堡。根据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考证，当年有960位犹太教徒在罗马军队包围时期坚贞不屈，集体自杀。　　　　　　然而另有一件收获应该说是西方考古界最宝贵、最重要的成果，而且现在全球许多专家还在钻研这批文物，但这批文物得来全不费功夫，被发现纯属偶然。1947年，几个贝都印牧羊人在死海以北的库姆兰附近的山洞里碰见一批古希伯来文卷轴，其中包括全版《以赛亚书》，附近山洞里还有别的发现。这就是现在蜚声全球的《死海古轴》，它们为耶稣诞生之前的宗教状况提供了全部的资料。每找到一件这样的文物，我们的认识就增加了一分，有时候新出土的文物让我们必须改变过去认为不可撼动的认识。几年之前，一场有关特洛伊问题的新的争论发生了。有人提出，对特洛伊考古问题的解释，谢里曼和多尔普菲尔德都是不正确的。1932年，美国卡尔·威廉·布利根教授对希萨尔里克土丘的出土坑作了重新研究，结论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并不是像多尔普菲尔德晚年力主的那样，位于出土坑的六号层，而是位于七号甲层，据布利根的考证，七号甲层的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到前1190年。


第四部分：关于庙宇的记载对古老的帝国作新的探索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考古学本身最重要的进步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考古的方法带来了变化。航空考古学和海洋考古学这两门崭新的分支学科，以往基本上没有，现在几乎一夜之间就完全成熟了。自从保罗·科索克上校在安第斯山上空作了航空摄影以来，航空摄影已成了计划出土工作的必经程序；有时候出土面积较大，地面不易到达时，有了航空摄影就能够开展大规模的出土工作。地面形状和土壤颜色的微小变化通过航空照片都能够显示出来，从而地下古建筑的踪迹可被看出来。　　　　　　20世纪初，几个从事海绵打捞的潜水员偶然从希腊海底捞出来一只古双耳瓶，于是海底被称为“蓝色博物馆”。后来法国人雅克…伊克·古斯陶发明了现代潜水工具，并奠基了海洋考古学。地中海沿岸大陆架的沉船数量以百计算，其中蕴藏的财富难以估量。　　　　　　后来考古工作发生了改革，改革者又是一个非考古界人士。这次改革以技术和物理方法为基础。这个人就是意大利展洛·莫里利奥·莱里亚工程师，他把一般用来在山地或沙漠里找寻水源的地质物理方法嫁接到考古工作上。他从罗马以北的伊特拉斯坎古墓区下手，使用高度灵敏的的仪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数百处地下墓葬的位置测出来了。有一种机器能够把墓室的顶盖钻穿，然后将潜望镜伸进墓室里面拍出照片，这样就根本不用打开墓室就可以探知里面的情况，以往那种费尽力气把墓葬挖开之后却空空如也的遭遇就完全能够避开了。可以说，莱里西是第二个谢里曼，因为他同谢里曼一样，先靠办工业赚了一大把，正当事业兴旺发达之时却断然弃之，一心一意投身于考古事业，并不惜投入巨资。不到十年的时间，到1964年，他就宣布仅仅在塞尔维特里和塔奎瓦亚两地找出伊特拉斯坎古墓有5250处！　　　　　　然而，原子物理考古和生物考古这两种最重要的科学考古方法，还是美国人发明的。这两种科学方法把考古工作中最老的难题，即年代的确定问题解决了。　　　　　　1948年，碳放射测定年代法被美国人威拉德·F·利比发明了。这方法的原理是这样的：一切有机物质都含有一种叫碳14的同位素，而人类已掌握碳14的分解速度。据此，所有文学记录产生之前的古文物就可以利用利比发明的“时钟”把它的年代测定出来。　　　　　　但这种物理化学方法测定出来的时间，精确度还无法达到一年以内，测定值总会有正负的误差，而且文物愈是古老，则误差的幅度越大。而另一种年轮测定法经过另一位美国人几十年的努力钻研发明了，近年来由亚利桑那大学科研小组逐步加以完善，就达到很高的精确度。这个人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安德鲁·E·道格拉斯，他创造了依据树的年轮来测定年代的方法。原来树的年轮的数目与性质，不论树干、树桩乃至烧成的木炭，就是一种生物本身的年历，能够推算出具体的年代来。把各种树木的年轮作对比研究，就能够发现重合的情况，在所有的古墓和古迹之中，只要找到了残留的树木，就可对它们一一研究，从而测定出当时的年代来。


第四部分：关于庙宇的记载对古老的帝国作新的探索　5

　　　　　　有了这种年轮测定法，就能够研究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北美洲的历史，并可以追溯到公元初年。考古学上还有所谓的“流动”年代，即不用通行的公历来计量年代，而是以任一古物为标准来计量年代，如某一古文物比另一古文物早一年或晚一年，这类问题不管它在哪个世纪都能够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它是一种十分可靠的方法，能够用于证实或否定以往考证的年代。　　　　　　所有这些先进的技术，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了考古的成果，而且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的质量。过去的实地考察工作每次只能由一人开展，现在仅仅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样一所高校每年派出的考古队就有二十多个。一些考古领域累积的资料特别的多，以致分类与注释的工作都跟不上来了。大量古文物出土之后收藏进博物馆，就相当于再一次埋到了地下。这应当说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昔日考古学家的活动被人视为古奥难懂、不可理喻的事情，现在由于宣传的作用，可喜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人们不仅只注意现时的争斗与将来的威胁，而且希望了解历史，并对历史有了兴趣了。最近埃及政府宣布决定建造一座水坝，但建成之后将会使几处古迹处于淹没之中。消息一传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是此前难以想像的。由于将被淹没的古迹中最重要的是阿布·辛贝尔的几座巨型石雕像，另外还有几座别的石雕像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优秀的艺术品。于是整个文明社会都发出了呼吁，从最大的社会组织到小学生都掀起了募捐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进行干预，三十多个国家联合行动起来，要求拯救阿布·辛贝尔石雕。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全球各地都在开展发掘工作，这是由于我们需要认识过去的5000年，以便把握未来的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