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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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编写《鲁迅传》和评《红楼梦》是一种学术研究。年纪大的人都知道，“文革”中那有什么学术研究可言，有的只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大批判活动。　　　　

　　中午，由在上海办案的曹律师请客。他说，1980年我在法律系任教时，上过我开的《鲁迅小说艺术欣赏》课，并清楚地记得，我说鲁迅在《伤逝》中不说涓生亲吻子君而用“读遍”对方的身体，这一“读”字用得非常妙。　　　　

　　我说：“我不会这么讲吧？”　　　　

　　麻律师对曹先生调侃说：“你这是捏造老师讲课的内容。”　　　　

　　曹先生叫我回忆，我只好坦白承认讲过，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曹律师说：“我早在报上就知道‘余古官司’。只要原告写了评‘斯坦尼’大批判文章初稿，他就和发表出来的文章脱不了关系。包括评‘斯坦尼’的五人成员乃至资料员，都对此文负有责任。”　　　　

　　赵律师说：“不用‘负责任’这个词，只说与他们有关系就行了。”　　　　

　　这次是在浦东用餐，正好麻律师有机会看看浦东新貌。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余秋雨“拿出证据来”（2）

　　赵律师说：“上海变化真快，连我这个常来常往的人也认不出来了。”　　　　

　　麻律师因患感冒提前回房休息。晚上找了一家小餐馆相聚，两位律师要了一瓶白酒，喝得甚为痛快，话也多了起来。赵律师希望我抓住“商机”，抓紧写一本与余秋雨打官司的书。我对他用的“商机”一词，颇感困惑。我现在官司缠身，根本无法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写出来，又有哪家出版社敢出呢？　　　　

　　在我去上海前的9月14日，收到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老教授的来信：　　　　

　　……先生放心，只要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向我作调查，我一定会就我所知“实话实说。”事实总是事实，当今世界，要“指鹿为马”恐怕是天皇老子也做不到。我相信，正义和良知终究会取得胜利！　　　　

　　9月21日晚上，我们驱车奔向上海郊外一幢别墅。这里住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提供证言说，余秋雨在别人面前炫耀过参与执笔评“斯坦尼”一文。又听说过当年轰动一时的重头文章《走出“彼得堡”》系出自余秋雨手笔。他介绍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成立经过和《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的关系。在1969年发表评“斯坦尼”一文时，该小组其实已不存在。他说：胡锡涛说文艺组的人嫉妒余秋雨的才华，那是他胡说，没这回事。我问他余秋雨70年代得肝炎住医院，你有无探望过他，他说按理我和文艺组的人都探望过。　　　　

　　由麻律师做笔录。有些地方记得不准确之处，再由证人改正，后由其每页签字，并郑重说明系由回忆写成，仅供参考。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脱光衣服显丑”

　　被网罗进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成员，现在多数人都不愿意提这段伤心史，其中一些人为自己当年盲从动乱年代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后悔。社会上也有些人不能正确对待他们，把他们误上贼船比做抗日时期落水的汉奸文人，骂他们是“无耻之徒”。其实，这些写作组成员多数人品行并不坏，业务能力也很强，不让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作贡献，是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的。像原历史组成员、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就曾被打入冷宫多年，应有的学术待遇在较长时期内得不到解决。余秋雨比陈旭麓就幸运多了，因他当年参加写作组刚大学毕业，所做的事都在社会上而不在上海戏剧学院院内，因而“民愤”不大，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贡献较顺利地当上了院长。　　　　

　　写作组的成员自清查后，各奔东西。其中有少数人成了激进文化路线的牺牲品，大多数人改正错误后，为人民再立新功。在他们中间，有的当了大学校长或文学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图书馆馆长、专业报负责人、大学教授、著名小说家，更多的是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中的一些成员为了叙旧，在节假日有时聚会。余秋雨自然是大伙感兴趣的话题，他们均为他在学术上、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就而高兴，另一方面也对他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颇为不满。　　　　

　　在上海搜寻证据的过程中，我直接或间接接触过原写作班文艺组、哲学组、历史组的一些成员，其中意外地得到一份在原“市委写作组与秋雨共过事的朋友”写的一首题为《谦虚与恐惧》的新诗，开头云：秋雨经过“文革”后的等待与努力，加上他的才华，已成为文化名人。但他却因此否认与“写作班”的任何关系，致引起他与余杰等人的争论。读《南方周末》2000年4月28日秋雨作《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有所感，作此诗。　　　　

　　　　　一　　　　

　　多么豪迈的语言，　　　　

　　“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　　　　

　　朋友，对你的豪言壮语，　　　　

　　我感到脸红。　　　　

　　算懂得历史的“文化名人”，　　　　

　　你不惜抹杀历史，　　　　

　　犯下不可原谅的低级错误。　　　　

　　　　　二　　　　

　　什么叫“得意忘形”？　　　　

　　华丽而狂妄的语言，　　　　

　　为它作了详尽的注释。　　　　

　　辩证法让人走向反面。　　　　

　　　　　　三　　　　

　　历史可以反思，应该总结，　　　　

　　却容不得篡改，更不能抹杀。　　　　

　　“名人”光圈纵然炫目，　　　　

　　却掩饰不了真实。　　　　

　　乔装打扮，　　　　

　　等于脱光衣服显丑。　　　　

　　　　　四　　　　

　　时代不能选择，　　　　

　　命运有福有祸。　　　　

　　有英年早逝的王守稼（1），　　　　

　　也有再度红得发紫的余秋雨。　　　　

　　天上人间，祸福相倚。　　　　

　　不能因为腾云驾雾，　　　　

　　就忘却神州大地曾秋风秋雨！　　　　

　　　　　五　　　　

　　忏悔不必，掩饰是巧伪。　　　　

　　历史的碑石，　　　　

　　毁不掉，敲不碎。　　　　

　　在人世沧桑中怀有良知的人，　　　　

　　来不得半点虚伪。　　　　

　　“面对历史真实，　　　　

　　我应当怀有永恒的恐惧！”　　　　

　　2000·7·24作　　　　

　　（1）王守稼，复旦大学毕业，也是写作组成员，“文革”后因脑瘤逝世，终年四十七岁。　　　　

　　作者并非中文系出身，想不到他能将知性与抒情结合得这么好。诗中对当年写作组的秋雨朋友“乔装打扮，等于脱光衣服显丑”的表现，尤其是对秋雨“华丽而狂妄的语言”所作的尖刻嘲讽，具有较强的穿透力，为“再度红得发紫”的余秋雨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作了生动的注脚，是一份比证据还要有说服力量的材料。其中“历史的碑石，毁不掉，敲不碎”是格言式的警句，对那些“面对历史事实”“怀有永恒恐惧”的人，读了此诗尤其是了解到作者的真实身份后，也许真的会产生“恐惧”感吧？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政治历史大搜身”（1）

　　我曾在文章中“劝告”过余秋雨不要打官司。因为一打官司，人家就会搜集各种各样的证据对簿公堂，引起他自己讲的“政治历史大搜身”的后果。可是，他根本听不进逆耳之言。他在《我为什么提起诉讼？》（北京《作家文摘》2002年8月16日）中说：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总理主政，亲自指示上海各高校要学习和研究鲁迅，因而成立了一个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的鲁迅传小组（“石一歌”），属写作组系统，任务是为刚刚复课的学生注释鲁迅著作，编写鲁迅传记。1974年“批林批孔”之后，该组的一些教师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但是，我早在1973年就离开了，一篇“跟风”文章也没有写过。直到今天，我还是期待着古远清、余杰等人能指出“石一歌”的那些有政治错误的文章中，哪一篇哪一段出自我的手笔，哪怕一句也好。自他们的批判文章发表至今，我已等他们整整九百多天。他们搜集证据的自由，不可能受到任何限制。因此，我已等不及了……　　　　

　　余秋雨过去是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石一歌”小组的，并谎称自己看到署名“石一歌”《鲁迅的故事》的书后，才知道有“石一歌”此“人”（见《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答余杰先生》，上海，《文学报》2000年第1127期）现在他总算羞羞答答的承认自己参加过“石一歌”，只不过是1973年就离开了，这总算是一个进步。　　　　

　　但这里要问的是，“石一歌”仅仅是一个注释鲁迅著作和编写传记的学术组织吗？NO！请看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于1978年8月25日出版的第70期《清查报告》中所说：　　　　

　　《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可见，“石一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团体，而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一个舆论工具。“假借”　这个词概括了“文革”写作组活动的某些特点，如批“斯坦尼”是“假借”批洋人树江青“旗手”地位；编《鲁迅传》，也是“假借”学鲁迅名义攻击刘少奇、周扬等人。余秋雨上述那段话，也是“假借”周恩来的指示为自己错误开溜，为“石一歌”这个政治怪胎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开脱。　　　　

　　余秋雨说我找不到一个证据证明他写过署名“石一歌”的有政治错误的文章，那末，请再看《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第4页：　　　　

　　小组刚成立时，朱永嘉、肖木秉承张春桥的旨意声称《鲁迅传》只要写一、两万字就可以。一九七二年，十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出来后，肖木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深度不如姚文元。张听后没有表示意见。一九七三年，《朝霞》丛刊第1期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后，原写作组传达姚文元的意见说：这样写还可以，就怕浅了。　　　　

　　《鲁迅传》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做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从前一段文字中，可看出《鲁迅传》的写作完全是按“四人帮”旨意炮制的。写作前要他们定调子，甚至写多长都由他们规划好，写完后又要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其具体目标是向姚文元的“深度”进军。而余秋雨正担负着把“深度”修改到主子满意的地步。至于余秋雨前面说他1973年就离开了“石一歌”，从这份《清查报告》可看出他离开后不是洗手不干了，而是“调写作组文艺组”，肩负着更重要的为文艺组乃至历史组改稿、统稿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段中说：“……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查《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秋雨”在此帮刊上发表了《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改完《鲁迅传》，还有《尊孔与卖国之间》的文章发表，这说明秋雨当年为“四人帮”余党干活是何等卖力！此文的问世，也说明余秋雨离开“石一歌”后，不是没有写“跟风”文章，而是比过去跟得更紧了。　　　　

　　清查报告中说，包括余秋雨在内的“石一歌”文风是“主观想象，形而上学”和“粗枝大叶，不作调查”。这种文风余秋雨是几十年一贯制。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出现的众多文史差错，便继承了“石一歌”这种“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和“主观想象”、“粗枝大叶”的恶劣文风。　　　　

　　清查报告中提到的肖木，原名莫秀常，浙江萧山人。1935年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上海铁道报》记者、编辑，“文革”前夕写有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被誉为文坛新秀。1967年由徐景贤拉进上海写作组和市委机关造反联合站。由于肖木善于体察张春桥、徐景贤的意图，且非常听话，便不断提拔，先是放在《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培植，后委于上海市委写作组担任文艺组领导的重任，。写有反映“文革”小说、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初春的早晨》。王洪文于1973年8月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指名肖木调到北京做他的政治秘书。据中央工作组成员司马东去说：“肖木不仅活动于王洪文之侧，也周旋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批林批孔期间还为江青整理过材料，所以曾自诩‘我为四位首长服务’。肖木人在北京，心挂京沪两地，常为上海的写作组出谋划策，给几个帮刊具体地出点子、改稿子。如果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上海市委的‘太上皇’，那么，肖木差不多是上海写作组的‘摄政王’。”（《浩劫上海滩》165…166页）从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关系看来，余秋雨和肖木是否有接触或接触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人们去挖掘和钩沉。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政治历史大搜身”（2）

　　余秋雨为什么在《我为什么提起诉讼？》中敢说“古远清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点我在‘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像样证据（对此我真为自己骄傲），他越来越无法向读者交待了”？据河北作家陈冲猜测：“余敢打这个官司，没准儿就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