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1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书，1957年回华东师范大学附中任语文教研组长，1978年调上海教育学院，先后任中文系副教授、图书馆馆长，现为《上海教育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编审。1961年初开始在《文汇报》、《上海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评论和文学札记。主要著作有《抒情诗的艺术》（与人合著）、《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与人合著）、散文集《诗与人生》。　　　　

　　孙光萱后来还出了《诗歌修辞学》（与人合著）、《诗海拾贝》等著作，并和公木一起主编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新诗鉴赏辞典》。由此看来，余说他名不见经传，是不确切的。在《余秋雨访谈》中，余还挖苦孙光萱“没有上过大学”，按余氏的说法这纯属“捏造事实”，因孙光萱在北京上过“外交学院”，只不过是未读完就回上海罢了。　　　　

　　余自以为上过大学就了不起。可他这个1968年毕业的大学生，上学时不是碰到“四清运动”，就是遇到倾盆大雨的“文革”。这种大学生，当时除学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外，还能学到什么东西？他还挖苦孙光萱是“自学成才”写评论，孙光萱自学成才难道就低人一等吗？余不从本质上回答孙光萱披露的一系列要害问题，只从其“证人”身份——这回又回到“文革”中流行的“出身论”（即不是大学科班出身）去大做文章，这不正就好像有人指摘“余秋雨没有博士学位却去担任博士生导师”一样可笑吗？　　　　

　　对孙光萱的文章，香港散文家董桥发表了题为《一篇讲真话的文章》，认为孙光萱写得“重要、诚恳、动人”，并说“我跟余秋雨是朋友，希望他打破心理关口，正视真相”。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一书中对此也有极到位的评论：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严肃而又宽容的孙光萱（2）

　　孙光萱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的这篇文章，虽本意不在揭露而在纠错，但实际上却让人们看到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一部分极为关键的真相，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对于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历史，余秋雨是怎样大胆地掩饰、改写、美化。由于余秋雨的叫板而引出的孙光萱的文章，等于把余秋雨逼到了墙角。不作任何回答，那等于是在默认。但要就具体问题反驳孙光萱，却又实在困难。于是余秋雨只得把面对批评时一再使用过的法宝再使用一回，即把孙光萱的动机归结为想出名，并且宣称“这种企图出名的强烈愿望使他的证言失去了公信力”。坦率地说，在继沙叶新之后，孙光萱又被余秋雨指控为想出名时，我感到了余秋雨的无奈，更感到了余秋雨的无聊。　　　　

　　孙光萱由此成为余秋雨最害怕也最痛恨的人。他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含沙射影地把我和孙光萱比作“两个老纳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徐虹问“官司有无可能庭外调解”时说：“只有一个条件：古远清向法院揭发出向他提供那些诽谤材料的背后人物。然后，再由他来起诉那个造谣者，我有可能与古远清庭外调解”。　　　　

　　这里说的“那个提供材料者”，就是指孙光萱。孙光萱提供的材料，均是清查报告。说孙氏“诽谤”，其矛头是指向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班清查小组。正因为孙氏给我提供过材料，故在某种意义上说，告我就是告孙光萱，或告我就是为了恐吓孙光萱，以遏制孙光萱再披露真相，好让他从此闭嘴。　　　　

　　但孙光萱并没有被吓倒，他除为我提供证言，并无偿地提供了相当于给余“文革”错误作结论的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以及众多《清查报告》给我作证据外，还在官司期间写了《从“石一歌”谈到余秋雨》、《夏其言批评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温柔敦厚，哪怕余一再攻击他乃至捏造各种罪名羞辱他，他均能正确对待，不以牙还牙。有人认为他患得患失太软弱，像余不止一次从人格上毁损他，碰到别人早就应战了。可他有自己做人和处事的原则：做老实人，决不说假话；以诚待人，决不做对不起历史、读者的事，决不趋炎附势。这样一来，“书生气”的确很重，开始他也是想真心挽救余，但余把他逼急了，也会豁出去的，他不怕恐吓之类的邪门歪道。他写的传诵一时的《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发表后，上海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写信称赞他的文章是“关于余秋雨现象讨论中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写这样的文章既要有阅历、见识，又要有勇气。”　　　　

　　这位上海作协副主席的话代表了广大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的心声。难怪上海作协换届选举理事时，余秋雨竟名落孙山。按他的知名度，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或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可广大作协会员就是不投他的票。他未当上理事后，据唐羽在《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中说：余秋雨从此竟反常地把由上海作协主办按期赠送他的《上海文学》、《萌芽》杂志原封不动地退还，由此可看出他的气量之小。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被谎言所激愤的夏其言（1）

　　夏其言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抗战初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从事抗日反法西斯战争工作，任《文汇报》特派记者。他和著名电影艺术家唐纳过从甚密，由此结识了青年电影演员蓝苹即江青。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从事中共地下工作。解放后，为人耿直的夏其言难免对唐纳和蓝苹的那段情史发些议论，致使“文革”期间被戴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由张春桥点名关押。在“文革”前，夏其言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上海市第六届政协委员，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组长，并任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　　　　

　　上海大型媒体《新民周刊》2000年第34期图文并茂地隆重推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作者为该刊记者金仲伟和该刊特约撰稿人杨慧霞、王抗美。前面的导语为：“由余秋雨揭露盗版集团是‘文化杀手’所引起的‘谁是文化杀手’的争论，前一段时间逐步升级走调，北大学生余杰宣称余秋雨三十年前是‘文革余孽’，肖夏林等主编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书中则称余秋雨是‘四人帮文胆’；更有甚者，有人发表文章称余秋雨是‘四人帮’‘帐中主将’，是‘文化流氓’，号召天下知情人出来作证，揭露余秋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民周刊》为了保余，精心策划了这篇分为四大部分的文章：“怀疑，从常识出发”、“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寻找最权威的结论”、“法律专家如是说”。其中第三部分写到夏其言，夏明确地对记者说：　　　　

　　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清查的总结报告是我写的，到档案馆可以查到。对目前那些人的不实言论，余秋雨可以打官司，或者先警告一下。如果不听，就告他们，先礼后兵嘛！　　　　

　　孙光萱看了这则报道后，怀疑这段话的真实性，因而约了原“石一歌”成员、后任《文学报》副总编辑的曾文渊，于2000年10月13日一起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夏其言。夏其言腹部动了大手术，身体虚弱，但思维敏捷，记忆力很好。他亲切地接待了孙光萱等人，充分肯定了孙氏《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写得实事求是，公允恳切，而对余秋雨的《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则多有批评。夏其言斩钉截铁地否定他讲过“没有问题”那段话，并表示要把《新民周刊》访谈真相如实披露出来。事后，孙光萱写了一篇访谈纪要请夏其言过目，夏认为写得太简单，表示要亲自执笔向“周刊”提出抗议，下面是后来他写的抗议信全文（刊于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　　　　

　　彭正勇、丁曦林同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　　　　

　　我年近九十，住院治疗已达五个多月，但我经过郑重考虑，仍然决定抱病向你们写这封信。　　　　

　　贵刊记者金仲伟等三人在《新民周刊》2000年第34期上发表了《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金仲伟为了给余秋雨涂脂抹粉，竟然造谣说我对他谈过余秋雨在上海写作组中“没有问题”一类话，这是肆意捏造的谎言，对此我十分气愤和激动。现将有关情况如实奉告如下：　　　　

　　今年5月19日下午（即我住医院的四天之前），余秋雨和金仲伟来到建国西路我家，他俩自我介绍并寒暄一番之后，金仲伟就当着余秋雨的面和我的面提出向我采访余秋雨“文革”中在写作组的情况，我当即告诉金，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早于二十多年前结束，当时我曾写过总结报告，送市委“清查办公室”，你可以到市档案馆去借阅有关上海写作组的档案材料。交谈中我曾有意识地提到“文革”是个大灾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妨冷静地反思或反省一下，总是可以有些经验教训吸取的。我还谈了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上海新闻文化界中人所共知的，但在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违心地喊过口号（如跟着造反派喊“打倒夏其言！”等）、被迫写过违心的大字报，等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我还把收有这篇回忆文章的那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送给余秋雨参考，用意无非是希望他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和读者的意见。　　　　

　　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上述经过情况全部是事实，我绝对没有也绝对不可能说过余秋雨“文革”中在上海写作组“没有问题”这句话。金仲伟非但造我的谣，而且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常规，稿子事先不送我过目，出版后又未赠阅样刊，其目的无非是背着我瞒着我，通过《新民周刊》扩大影响，以后各地报纸果然上当受骗，纷纷转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金仲伟的做法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贵刊同篇报道中有关王素之同志那番访谈的真实性。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写作组除了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女）等少数头头外，多数成员未作组织处理，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王、陈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我写的总结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客观事实俱在，金仲伟等人硬要把余秋雨说得如此完美无缺，只能引起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更强烈的反感。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被谎言所激愤的夏其言（2）

　　综上所述，我坚决要求：　　　　

　　一、　贵刊负责人自接信之日起的两周内，写信到我家（地址见信封），向我正式道歉。　　　　

　　二、　你们自接信日起的两至三周内，在贵刊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　　　　

　　否则一切后果理所当然应由金仲伟及《新民周刊》负责。　　　　

　　最后，我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建议你们将此事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在编辑部内进行广泛讨论，进一步明确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夏其言　　　　

　　　　　　　　　　　　　　　　　　　　　　　　2000年11月1日　　　　

　　开始起草此信时，并无强烈要求《新民周刊》限时更正的文字，后来特地加上这一句。为了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夏其言还把抗议信转送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殷一璀女士（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丁法章、金福安。《新民周刊》迫于夏其言在新闻界的崇高威望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只好于2000年第51期（12月18—24日）刊登了《本刊说明》：　　　　

　　　　　　　

　　　本刊今年第34期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引用原上海市委清查写作组工作组组长夏其言同志的话“余秋雨没有问题”应改为“余秋雨没有大问题”。现查明由于稿件刊发前未经夏老过目，刊发后未送样刊，致作者笔误疏忽未及时纠正，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标题不叫《郑重更正》而叫《本刊说明》，把凭空捏造夏其言所说的“没有问题”更正为因“笔误”漏掉了一个“大”字，且又用小号字登在极不引人瞩目的角落里，说明该刊的更正是言不由衷的。即使这样，这个“说明”还是夏其言几经交涉才得于刊出。该文作者金某曾到夏其言家中去过几次，其后又送了一封长长的以“检讨”为名实为辩解的信。其中虽有“道歉”等词义，但夏其言还是无法接受。最后，《新民周刊》副主编丁曦林和原作者一起去医院探望夏其言，夏又一次严正指出必须向他道歉和向广大读者“郑重更正”。更正初稿写好后，夏又作了一些修改，亲自加上“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等字样。　　　　

　　夏其言虽然住在医院，信息不灵，但仍十分关心余这些年来的动向，对他在“文革”中的错误不肯反思一事表示强烈不满。2000年12月21日，夏其言在医院给孙光萱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其中云：　　　　

　　你要的那本《回忆录》，我已告诉我女儿，叫她尽快印（刷）挂（号）寄给你。拙作写的是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全文两万多字，最后有一段“不是多余的话”，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因此送了一本给余秋雨，是劝他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好好反省，做点自我批评，这对他是无损的。但这家伙竟置之不理，难怪有人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作为“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感，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的余秋雨，一说及“文革”“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朱学勤）夏其言劝余秋雨要“好好反省”自己当年在写作组那一段经历，就是希望他也能开放“忏悔的黑玫瑰”，勇敢地负起个人在民族悲剧中的责任。“但这家伙